狂富严介和：怎一个浮字了得

    文/刘志明

　　先是那个浮躁的胡润富人榜，在这个刚刚解决13亿人温饱的国度里，将一个个富豪戴上高帽子，然后抖落了一地鸡毛；接下来是浮躁的媒体，把镜头、网页、版面等在视听上充斥，赚足眼球留下饭后的谈资；最后是主角或迟到，或早退，或闪回，或撂倒地挣扎在别有用心编织的陷阱中……

　　浮，就一个字——竟然是最需要理性、最需要稳重和最需要沉淀的企业家一不小心就撞上的鬼；浮，就一个字——在带给受众、看客和当事人根本就没有丝毫好处的同时，却成为本土最为壮观的人文景观之一！

　　“人们啊，我爱你们，可是要警惕！”耳畔响起的这句名言，却是一位烈士就义前的呼吁，拿来给严介和这档子事儿作解，想必贴切。

　　优秀的商人永远是低调的

　　严介和，曾经是低调的。一个区区15亿资产的但在百富榜上也有名的老板，没有理由唱高调，尽管他想。

　　而当他以1年内增加资产110亿并“让”出“状元”而屈尊“榜眼”之后，在中国这样一个还是缺少财富大神话的国度里，即使他想低调，他能低得下来吗？

　　当严介和高调唱出商人无所谓“原罪”的咏叹时，人们质疑：他是在给自己开脱，还是在给商人作为集合概念进行申辩？这位语文教员出身的商人其实是忘记了经济学上的一个最简单的理论——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因为交换的社会性而使得商业和商业的本体即商人本身，永远都要受到社会道德和伦理的最直接的和最严格的审视。

　　于是，严介和发家之谜、增长之谜、财富之谜等等遂成为社会上最敏感神经之一的媒体的集体无意识关注。而来自严介和的底气，先是“纪委没查过”；再是“经得起”；最后是让所有人放马过来，严介和的钱来得“很阳光”。

　　商人严介和，与商人的优秀还有多大的距离？

　　2000年，当秘书通知沃尔玛总裁罗伯特说沃尔玛已经被评为世界首富的时候，这位真正优秀企业的优秀商人朝秘书点了点头，然后又低下头来干他的活儿去了。

　　是沃尔玛的创始人莎姆·沃尔顿，不仅为这家企业创立了无可比拟的赢利模式，而且奠定优秀商人的真正情怀——永远坐飞机的末等仓，即使成为亿万富翁后也仍然去街角的小理发店理发，开小货车上路，甚至不去照一张为媒体采访的照片。

　　有人说，严介和是一位百亿富翁至今还住着按揭房的本土商人，应该是低调的作为。而这和世界上那些了不起的优秀的商人实属天壤。

　　第一，商人不是政治家。尽管他们也有气魄，有雄心，有信念，但是，他们没有政治家的地位和属性。各吹各的调，各打各的鼓，井水和河水挨不上。否则就是不务正业，不谙世事。

　　第二，商人就是商人。李嘉诚是怎样对待政治的？比尔·盖茨是怎样做司法公关的？史玉柱是怎样被一纸小报披露了资金黑洞而使巨人集团顷刻坍塌的？而我们一个刚刚可能要优秀起来的严氏却语惊四座，还口出狂言。这是两重境界，绝不是一回事。套用托尔斯泰的名言，叫做优秀的商人有着相似的优秀，不优秀的商人各有各的不优秀。

　　第三，优秀就是优秀。前一段落马的伊利总裁郑俊怀平生里的最大动静，一个是将伊利打造成著名品牌，另一个就是因为侵吞国有财产而被捕入狱。问题的关键似乎和高、低调无关，但是，一个在一个早上成为财富榜眼的商人，突然间一反常态、异乎寻常和变本加厉地“放炮”——怎么都阻挡不了人们的另一种猜测：是范进中举了吗？

　　在市场上喊声最响的，他的商品可能是最差的。这句非常经典的话套用在严介和身上也许并不恰当。但是，一位优秀的商人，一位优秀的中国商人，最起码要懂得的是——商人，在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的进化中，如何塑造自己的美好形象？而中国商人，在与国际商人并轨的过程中，如何更冷静更客观和更真实地面对自己、面对公众和面对商业(企业)健康发展的本身？这不是一个严介和要斟酌的问题，而是一个带有集合意义的非要由所有优秀起来的人们严肃对待的。

　　那个曾被《商界名家》聚焦过的(见2005年6月号《商界名家》，文题《问题黄光裕》)、靠做连锁家电卖场而排在严氏前一位的黄光裕，就是一位连中学也没有念的“没文化”的商人，但却在调门上处理得更加得体。相比之下，是严介和“高知”和文人气质在作怪？越是高知，就越要有知性美。而真正的文人的“狂妄”，却是和儒雅与庄严同步的。一位还没有被公认为优秀的商人，在堂堂

清华大学跳起脚来骂街，不仅是不理性，而且是没风度，还显得很浮躁。

　　成功的企业家成功在赢利模式上

　　对于严介和，最容易让人产生联想的、令人心生疑窦和使人如坠雾里的，是他的赢利模式，几乎没有人能看懂。

　　于是，对黄光裕、陈天桥、宗庆厚等富豪来说，其发家、发迹和发财的“秘密图纸”和“路线图”总能真相大白，让人看得懂，摸得着。

　　而在严介和这里，很难像上述几个人那样用一句话来概括出自己企业的赢利模式，而且很可能是越说越糊涂，应了的是一句话：别解释，越解释越说不清楚。

　　但严介和不甘心。就像过去有钱人家有了喜事要大办酒席一样，严富豪敞开大门不辞辛劳地接待任何来访，非要“说清楚”不可，以为只要这样，才可以晓喻天下，从此不再有什么麻烦。他不仅有向来就具备的语文教员的三寸不烂之舌，还有拍胸脯说话的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的底气。

　　严介和色厉的后面，同样是内荏——他的赢利模式可能经不起推敲，也许是还显得有些灰色，最起码是不成熟！在这里，问题简单到了这样的程度——发誓“一生都不做资本玩家”的严介和，他发家、发迹和发财的赢利模式，怎么看上去都像“空手道”。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在网络时代里，靠资本运营空手套白狼的神话，如今每天都在发生，人们已经是见怪不怪了。但是，或者说是靠发明，靠技术，靠投资，靠炒作，我们这个社会其实已经昌明到了具有巨大的兼容性的时候，发财可以——只要他说得清楚。

　　而人们之所以对严介和如此“苛刻”，当然是有人们心底里的一本账，或者说是人人心头一杆秤。

　　先来看严介和从事的产业——基 础建设。它是地方政府财政范畴里的一项事业性投入产出行当，一是由于“行规”不健全，二是由于法制不完善，三是由于黑洞太多，导致的问题是这里的猫腻儿太多。

　　随着国家和地方基础建设的提速，在这个领域里倒掉的雷峰塔已经不少，但如果就此说那里面没有阳光，这是不科学和没有根据的以偏概全，但如果说那里面的人和事都很干净，也不是唯物论。

　　再来看严介和生产的产品。基础建设产品，无非是道路、公共设施和市政工程等，这种投资大见效慢周期长的项目，连靠地方财政垫底的、有时要靠国家支持的、甚至有的地方要向世界银行贷款的各级政府都难免要捉襟见肘，而严介和凭一己之力就能玩转，他，是个人才！

　　但是，先是严介和的产业链并不是铁板一块，再是严介和的产品线并不是无懈可击，于是，不用别人怎么去说，也不要急着怎么去反驳，严介和拍拍脑袋想一想，他特别要面对的和真正要做的，就是为自己据说是做成百年企业的太平洋集团打造更具核心竞争力的公司赢利模式。

　　这是因为，能否拥有经得起推敲的、拿得出手的和立得起来的新型赢利模式，是发达国家优秀企业的独门武功，却是本土企业的最大软肋。安利，来自于两个创始人的天才创造，“空手”地获得了世界性资源；星巴克，来自创始人的眼前一亮，靠“移植”就在全球做到了2万家；微软靠科技创新，IBM靠产品创新，李嘉诚也是搞“基建”出身但靠企业升级与时俱进……

　　严介和靠什么？靠与政府的关系获得并持续获得项目与工程？靠收购如他自己所说根本不赚钱的国有企业？靠他作为文化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在本企业的发扬光大，还是靠他的聪明、机灵和乖巧？

　　说得再明白些，严介和通过BT与政府“互相利用”，用一部分钱垫底，然后去滚雪球，既圆了政府的建设梦，又给他严介和带来源源不断的“可持续利润”。

　　于是，先是金融机构的人能看出这步棋有多险，所以，太平洋的贷款当然就如严介和所说“很少”；再是地方政府特别是大城市的政府不和严介和合作，因为那些大城市的项目不可能与严介和搭垄；最后是几乎所有人的心底里都会冒出一个问号：一个最容易滋生腐败的温床(政企合作)上，倒掉的跨国公司和外国政府政要们尚且比比皆是，严介和第一能撑多久？第二能干多大？第三还能多神？

　　金融危机、资金链断裂、工程质量管理、人才战略、企业发展方向、赢利模式创新，严介和真正要面对和思考的，也许并不是人们的怀疑与指责，尽管他在说明与解释中的表现很不尽如人意。

　　本土老板怎样画一条完美的抛物线

　　本土老板，适逢中国改革开放盛世，天上掉下来的富豪不是多了，而是太少。

　　老板在本土，突然冒出来仓促间倒下去的，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

　　而问题发生在哪里呢？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本土老板能否画出一条完美的抛物线，让自己“质本洁来还洁去”。

　　2000多年前，孔子以“仁”为核心竞争力，为全人类制定了一条“可持续发展战略”。不温不火，不急不躁，不好大喜功，不文过饰非，在务实中务虚，在制衡中平和。而今的国家发展，三步走，就是三步走，就不能三步并做两步走——而“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的英明、开明和昌明之处在于那个“全面”——“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高度人权”主张。

　　严介和，来自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然后是在家庭熏陶下养成了文人特质，后来的下海经商，后来的脱颖而出，据说都是他善于运用传统文化的作用而走向成功的——和政府“套磁”靠的是儒家学说；收购国企，靠的是道家精髓；玩转企业集团，靠的是以“仁”(人)为本——严介和还要在自己的公司里打造出一批与自己身价接近的富豪。

　　土文化，土办法，土得掉渣，但管用，且好使。但有多管用？能好使多久呢？

　　当严介和也加入到被称为“国退民进”的声浪中的时候，当他一手替政府在排忧解难中收购了破产的国企，另一手“换”来政府“贴”给他的具有空前利润的项目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农民的狡黠而非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而当严介和在10年拼搏中打造出一个看上去“挺吓人”的企业集团的时候，反而硬是要把自己装扮成不计名利、不讲回报和不在乎金钱的“活雷锋”，人们仿佛并没有从中体会出什么高尚来。

　　关于“本土企业为什么长不大?”“本土品牌为什么难进500强?”的争论一直都被一种形而上学桎梏着——好大喜功的后果,是大而无当的失落；妄自尊大的思维,导致大张旗鼓、大轰大鸣和大起大落的企业行为。它的恶果,可能刚刚显露出来。

　　像严介和这样的本土老板，满嘴里的新名词和满世界的新作为，好像与那些世界级企业家到了称兄道弟的“现代化”地步了。但一到实际，传统农民的那种“现得利儿”、“见利就走”等急功近利的心态，“萝卜快了不洗泥”等好大喜功的作为，农业生产的粗放经营的特点所导致的种种浮躁、浮夸的商人作风，就统统暴露在灿烂的阳光下——在越来越开放、越来越透明、越来越强调质量的市场经济格局里。

　　这，就是中国企业家的“起义基因”：仅凭一个据说“看好”的技巧，就运筹帷幄，啸聚山林，在眼花缭乱中先乱了自己的阵营，最后寄希望于临门一脚——却不是围绕着产业健康和社会稳定的真正主体转，咬定青山不放松，在市场竞争中念真经，拼功夫，而是见异思迁，闻“风”而动，草木皆兵。他们总是习惯于“登高而呼”就“一呼百应”和一蹴而就；稍不如愿，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缺乏商人独有的韧劲和张力。

　　“中国缺少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说这话的是一个外国老板，时间是1985年。当我们在21世纪里实现企业的更稳定发展时，当我们同时面对来自资金短缺、技术落后、产业和产品结构不合理、国际性知名产品“贫牌”等诸多困扰时，特别是我们在企业体制改革已经到了生死时速的境况下，回过头来体会这句耐人寻味的话，是不是找到了这所有问题的症结了呢？

　　但愿“狂富”不“速死”，希望有更多的本土企业家出线，渴望世界级企业家降临本土。但是，这里面最关键的，一是修行，二是修养，三是修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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