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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的归宿》作者资中筠说：“花钱和赚钱一样，需要高超的智慧与技术。个人财富是社会财富的一部分，归根结底应用于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
本报记者 罗敏 发自北京
西谚有云：富人进天堂犹如骆驼穿针眼，难道财富只能是一种罪恶，而不能成为升往
天堂的台阶吗？《财富的归宿》(原名《散财之道》)一书并不同意这个观点，它初版于2003年“非典”肆虐之时,在慈善公益圈内引起不小反响，出版后的两年间，这本历时10年收集资料写作而成的作品，成为中国公益事业的一本独特的启示录。“人人都在敛财，处心积虑地想怎么赚钱，但对于每个人来说，其实还有一个‘怎么花钱’的问题。”《财富的归宿》作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资中筠，在人人趋之若骛的财富之路上冷眼旁观，关注“使社会更趋于完美”的公益性事业：“花钱和赚钱一样，需要高超的智慧与技术。个人财富是社会财富的一部分，归根结底应用于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最近，值此书再版之际，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资中筠的北京寓所内对她进行了专访。公益事业的出发点是“向贫穷的根源开战”
《第一财经日报》：公益基金会伴随着20世纪初美国一大批新富的产生而兴起，你认为是哪些原因催生了它？
资中筠：20世纪初期，美国贫富悬殊，罢工和报纸揭露等外部力量使这批新富成为众矢之的，迫使他们做一些好事。此外，他们对社会有很强的主人翁感，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主人，如果社会发生动荡、革命，他们的利益也无法保全。因此他们想改良社会，缓解社会矛盾。
所以我认为他们的动机很复杂。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很多人就发现花钱成了问题，捐给公益事业使他们的精神有所寄托。譬如说，洛克菲勒为赚钱赚得心力交瘁，到45岁时身体就快垮了，后来他接受朋友建议，后半生一直从事公益事业，整个心理状态就变了，他一直活到90岁。
《第一财经日报》：《财富的归宿》一书中提到的美国基金会，他们创立的目标都是为改善社会，与传统慈善事业的目标不尽相同。
资中筠：现代公益事业创始者的观念和传统慈善事业有连续性，也有很大区别。
20世纪初期工业化进程中兴起的工业国家认为，仅靠布施、救济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他们认为要治本就必须向贫穷的根源开战，让每一个有能力的人自立，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劳动独立生活。因而他们反对向身体健全的人布施。卡耐基说得更极端：“到处给乞丐布施等于养懒汉，这样的慷慨还不如守财奴。”所以，他们就想把钱用在能对社会产生最佳效应的地方。
我特别想推行的就是美国的这一理念：你要帮助别人，就要帮助他们自立，帮助他们做一个有自尊的人。“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
《第一财经日报》：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美国公益事业的资助对象主要是哪些？
资中筠：医疗和教育两大领域是公益事业经常资助的对象。
公益基金会的创始者们多认为社会平等的前提是教育机会的平等。如果一个健康的人能受到同样的教育，就可以获得在社会中竞争的平等机会。
教育和医疗都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此外如法律救助、改善城市卫生条件，对于改善社会状况来说，都是比较触及根本的。
《第一财经日报》：美国的公益基金会对美国社会和美国政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资中筠：在公益事业发展的初期，美国还没有进入政府主导的福利社会，私人公益基金会的作用非常大。二战后，政府担负起了社会保障的主要责任，如医疗保险等领域，私人公益基金会成为补充，他们捐赠的绝对数量加在一起也没有政府这方面的财政支出多，但他们仍然管理许多传统的项目，如大学的各学科研究等。例如上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分别资助了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对促进中国学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社会的需求是五花八门的，政府无法顾及这么多方面，公益基金会却往往能顾及社会的不同需求。譬如教育，就不止捐助一个学校或者资助一个贫困学生这几种方式。在美国还未建立养老保险制度时，卡耐基首先提出给教师养老金。他认为要提高教学质量就必须使教师无后顾之忧，教师的职业素养就会提高。
有一些特别有理念的大老板，他们希望用他们的钱影响一个地方、甚至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引导社会观念。所以他们提出了“匹配资金”的方法。譬如说，我想在某个地方捐建一个公共图书馆，但要求当地政府负责管理费用，或者承担一部分建造费用，目的是为了让当地政府也承担责任。卡耐基发起了“公共图书馆”这一新事物，现在已经成为美国的文化传统，几乎每个区都有免费的公共图书馆。这对普及教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美国的公益基金会在国际上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像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建立伊始就面向世界。在中国，教学、科研、临床三位一体的协和医院就是由它捐建的。它还在非洲捐助治疗钩虫病，在亚洲搞农业改良。一些大的基金会通过各种方式对联合国有关公益的活动也进行资助，例如资助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参加联合国召开的人口会议，等等。基金会的维持主要依赖于制度化
《第一财经日报》：是否可以这样说，美国公益事业诉诸的基础，并不是个人的善良，而是一套制度的保障？
资中筠：公益事业并不是一种“恩赐”的观念，而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责任。捐钱给基金会以后，财富就属于社会，就受法律和社会的一套机制制约，与捐赠的个人就没有太大关系了。
在美国，只要温饱有保证的人，大多数人每年都捐钱，对于他们而言，这是一种习惯。
《第一财经日报》：美国有哪些制度上的保障，可以规避基金会运行过程中的风险和投机？
资中筠：公益基金会的财会制度绝对透明。在美国，基金会的问题主要是税收问题，所有基金会都用税法管，税务局随时可以抽查帐务。此外，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要求基金会公开帐务。
美国有专门的基金会图书馆中心，每年为前一两千家比较大的基金会制作年鉴，每个基金会都要向它提供资料。我写《财富的归宿》的时候，许多数字资料来源就是年鉴，在年鉴上，每一笔收入和支出都非常详细明晰。
很多基金会的资产是股票。如福特基金会，是以福特名下一大笔可支配的股票建立的。后来美国政府出台了一项法律，要求基金会的股票必须股权分散。上世纪50年代，为了分散股票，福特基金会专门将股票与其他基金会交换，现在基金会的资产中，福特汽车公司的所占份额很小。这样，即使福特倒台，整个汽车行业都关门了，基金会还能存在。这既是为了规避风险，也是为避免作弊。
《第一财经日报》：一个基金会一般需要雇佣哪些人？
资中筠：美国的基金会管理是一个专业，很多大学设有培养基金会管理人员的专业。基金会需要审批别人的申请，就需要大批内行的项目官员。如福特基金会有法律专业的人员专门审批法律方面的项目。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重点是医学，因此专门有医务管理人员。财会、法律专业人员对于每一个基金会来说都是必要的。
基金会中还有一部分负责投资的人员。基金会要维持，它的资金必须变成延续性的。基金会虽然可以靠银行利息维持，但有时利息非常低，很多基金会都需要进行投资。但负责投资的部门与给钱的部门完全分开，赚的钱只能用于符合基金会注册宗旨的项目，而绝对不能为工作人员谋福利。中国公益事业：不能因噎废食
《第一财经日报》：与美国相比，你认为中国公益事业的主要差距在哪里？
资中筠：美国的法律，如税法，是鼓励人们捐钱给公益事业的。美国税法明确规定哪些捐赠属于公益事业的范畴，可以免税，免税的动力很大。但中国的税法很不明确。虽有条例规定捐赠公益事业可以享受优惠，但具体操作起来却很困难。
美国的公益事业发达，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注册登记都已经有一套规范，非常方便。你可以捐钱给基金会，也可以自己成立一个基金会。成立基金会的门槛并不高，如一对夫妇每年捐几千美元资助两个小孩上学，也可以成立基金会。到2002年，美国全国基金会已有大小5万余家，其中比较重要的、社会影响较大的约有1000家。但在中国要成立一个基金会，法律上非常麻烦。
现在我们有许多政府基金会，在起着很大的作用。各级政府鼓励捐献，多半是鼓励企业家、当地“大款”向官方基金会捐款。但这不够。从长远看，应该放宽政策鼓励私人自己建立基金会，做他们自愿选择的项目。公益事业需要百花齐放。
《第一财经日报》：你在再版序言中谈到，《散财之道》一书出版后的两年中，中国的公益事业有很大的发展。主要是在哪些方面发生了改变？
资中筠：《散财之道》出版的时候正是“非典”时期，当时社会上一般人注意得不多，但已经有一些评论出现，并引起业内的注意。这几年，政府也意识到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过去的全包行不通了，很多事情政府没有财力和人力管。而在客观上，社会上确实产生了一批新富，不少财富聚集在私人手中。因此政府也开始鼓励私人捐助公益事业。
我认为只有在私有财产受宪法保护被承认以后，公益事业才可能得到长足发展。民营经济在1999年修正的宪法中获得了合法地位，2004年修正的宪法中又进一步承认了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这对于发展公益事业是一个契机。而社会对公益事业的观念也在悄然改变。现在的富人比起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知识层次和成分开始发生变化，他们开始有企业公民的观念了。
所以我认为中国公益事业这两年有积极的发展。
人物档案
资中筠，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曾任所长。参与创办《美国研究》杂志和中华美国学会、创立“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主要学术著作有《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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