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斗士奚志农的孤独20年

　　20年来，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曾经在独龙江失手从溜索上坠入山涧，曾经在荒无人烟的长江源从奔驰的马背上摔下，曾经与大群奔跑的野牦牛擦肩而过，曾经与扎巴多杰在可可西里结冰的湖上追逐盗猎者……直到今天，他的身上仍有四根肋骨是断的，可这一切都没有减弱他深入大自然的激情。

　　“我很幸运，能够深入人迹罕至的地方探访那些濒临灭绝的珍稀物种。无论是可可西 里的藏羚羊、野牦牛，还是白马雪山的滇金丝猴，或是秦岭深处的大熊猫，它们或多或少地给了我机会，让我记录下它们的惊恐、好奇、安详和宁静。不是我的照片而是它们的眼神感染和打动了每一个看过那种眼神的人。从它们的眼神里，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了人类的自私和贪婪，也看到了什么是纯真，什么是自然。这就是影像的力量！”

　　这是从7月14日开始，在北京东方广场爱普生影艺坊展出的名为“野性的中国”的摄影展作者的自述。这个摄影展不仅在北京引起了轰动，网络上也再次掀起了“保卫可可西里，保护野生动物”的大讨论。

　　这个摄影展的作者叫奚志农，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野生动物摄影和环境保护工作，20年来，他的身影遍及祖国各地，从白马雪山的滇金丝猴保护区到可可西里的藏

羚羊保护区，他一直没有停歇过。1995年他给国务院写求救信的举措让人们首次记住了他的名字，而作为2000年地球奖、2001年的BG野生动物摄影年赛“濒危物种”单项大奖、2002年的TVE奖的获得者，奚志农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自己和他所从事的事业。由于他的出色表现，他被人们尊称为“站在一线的环保斗士”。

　　7月23日下午3点，周末报记者拨通了他的电话。在工作室轻微的嘈杂声中，奚志农的声音显得有些孤独，正如他自己所说：“作为野生动物摄影师，这20年来，我挺孤独的。”

　　失望：“故乡大理没有一只野鸭”

　　从1983年因为“喜欢鸟儿”而产生学摄影的念头，到变成今天的著名“环保斗士”，奚志农觉得，人生的20年就这样在山林间溜走，而自己抱定的职业却愈发凋敝，孤独和疲惫之感常常莫名地袭来。

　　“每天都有物种在灭亡，而我们还有那么多的物种，从来没有被影像记录过。”奚志农说。

　　他特别说到了自己故乡的野鸭，话语中满是遗憾和愧疚，还有深深的忧虑。

　　“我的家乡在大理古城。人们对大理是充满美好的幻想的，的确，它很美丽，它的古老、神圣让人关注和向往。但作为一个大理人，我很惭愧，我对家乡的了解真的很少。一方面是我住在大理的时间很短，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妈妈的故乡度过的，那是大理旁边的另一个古城巍山。后来我长大后的许多年，不断地到野外拍摄，更多的是经过大理，却很少停下脚步去了解它。父亲家的祖屋前两年已经拆除了，很可惜，我作为一个摄影师，居然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东西毁了就再也回不来了。”说到此，奚志农的语调变了，显得激动不已。

　　“今年春节，我回去了一次，但是我看到的是失望。”他停顿了一下，无奈地说，“往年冬天，都会看到洱海里许多越冬的野鸭，它们从遥远的地方飞到大理这个古城来躲避冬天的寒冷。但是，我这次回去，特意去找，却再也找不到一只野鸭了。真的连一只都没有了。”

　　“我认为我走上野生动物保护这条道路是很自然的事情，你想啊，一个孩子，生活在那样一个充满生气的环境里，况且我自己还养过许多小动物，怎么可能不爱它们，不想去挽救它们呢？这都是自然而成的。”当被问及初衷时，奚志农平静地说。

　　但马上，他的语调又沉重起来了：“在很多事情面前，我们是无奈的。”他叹了口气，“我回去的时候才得知那里一个很漂亮的小岛被卖给了私人老板，世世代代住在岛上以打鱼为生的居民将被迫搬到山里，那个自然岛从此就要‘现代化’了。而我现在才知道，也没法对此做点什么。”

　　难忘：“通过猴粪寻找金丝猴”

　　离开古城，奚志农便跟随父母到繁华的昆明念书。大城市不比小地方，可奚志农总觉得这不是他所喜欢的地方。为了能学习自己热爱的生物，他高考从文科转到理科，以致有了三次的高考失败经历。

　　“1983年，我有机会跟随云南大学的王紫江老师进摄制组拍片子。当时他们在拍鸟，拍摄方法很原始，用绳子把鸟拴在树上拍。我当时就很奇怪，为什么不拍自然状态下的鸟呢？后来有一天，他们找到一个鸟巢，里面还有刚出生不久的雏鸟，他们把小鸟拴在窝里，这样，摄影师就拍到了大鸟给小鸟喂食的场景。但是由于他们忘了解开绳子，第二天小鸟们都被吊在窝的外面死去了。我当时就决心学习摄影，用镜头记录我所喜爱的动物的生活，最真实的生活状态。”奚志农回忆说。

　　在奚志农的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就属滇金丝猴了。他曾经说过：“云南最可爱的动物不是孔雀，也不是大象，而是金丝猴。这世界上除人以外，它是第二种红嘴唇的灵长类动物。”而他的滇金丝猴拍摄经历开始于1992年到1995年的白马雪山滇金丝猴生态研究项目。

　　奚志农介绍说：“滇金丝猴和川金丝猴、黔金丝猴一样是中国特有的珍稀动物，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滇金丝猴生活在云南与西藏之间海拔3200—4700米的高寒山区，总数只有1000—1500只。1992年，由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旨在保护滇金丝猴的研究组开始在这里考察。我跟随项目组拍摄滇金丝猴。”

　　“那三年的经历永生难忘。”奚志农告诉记者，“记忆犹新的是当时我们通过猴粪找到滇金丝猴的情景。考察小组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只看到过一次猴子，找猴子成了我们全部工作的重心，我们每天的脑海里就只有猴子，猴子，猴子……其实找猴子主要看猴粪的新鲜程度，它是一种黑黑的小颗粒，表面很光滑，一点也不令人恶心。”说着，奚志农禁不住笑起来。

　　“那时候，我们一连找了七天都没有发现新鲜的猴粪，都有点灰心丧气了。突然这时候有一个同伴大叫一声：‘猴子！’我们刚开始没有反应过来，以为他是想猴子想疯了。但当我们真正跑过去看了地上残留下来的猴粪，发现的确还有热气的时候，我们都激动得心都要跳出来了！我们知道，猴子一定就在附近！果然，在不远处的大树上，停留着6只猴子，它们是一个家庭：大猴子身为一家之主，站在最高处，两位妻子抱着幼小的孩子，另外一个较大的孩子偎依在母亲身旁……我当时真被这幅和谐的画面感染了，架着的摄像机都不由得随着激动的心情晃动着，那画面太美了！”

　　记者也被奚志农的讲述感染了，不禁问起滇金丝猴和白马雪山保护区的现状。奚志农回答道：“现在的状况和我们当时相比变化太大了。现在，那里热闹得很，国际组织、大大小小的开发商等都慕名而来，云集在一起，是著名的旅游胜地了。”

　　呼喊：“致信国务院是被逼无奈”

　　1995年，正当奚志农结束为期三年的滇金丝猴拍摄，准备潜心整理数据材料的时候，一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突然传来：滇西北的德钦县为了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决定在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的南侧，砍伐一百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而林中还生活着200多只滇金丝猴。这对深爱着野生动物特别是滇金丝猴的奚志农来说实在是个天大的打击。

　　为了挽救那200多只猴子，奚志农往县、州、省四处奔走，希望能制止这场破坏。一些地方部门都对此不闻不问，专门修建的公路已逼近林区，开春就要动手商业性采伐了。最后，他写了一封求救信给当时的国务委员宋健同志。

　　说起这个“英雄之举”，奚志农显得很平静，他一再强调他是被逼无奈才“出此下策”。“当时我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我向各层领导反映过情况，但没有人是站在保护动物这一边的。当地的林业局局长直接撂下话来：‘你拿得出800万我们就停！’当地媒体的答复是：‘我们怎么敢报道！’我的事情被著名作家唐锡阳老师知道了，他从遥远的地方给我打来电话，支持和鼓励我，并且建议我给国务委员宋健同志写信，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初稿很快就拟好，寄给唐老师请他修改。那段时间，我们不断地用电话交流意见，最后又和昆明动物所、云南大学的动物专家和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有关人员讨论、核实、修改后才定稿，连同资料寄给宋健同志。三天后，宋健就给了批示，要求下面停止砍伐，并且同情地称我这是‘云南省林业厅奚志农同志的信大概是出于无奈而发出的最后呼喊’，你知道，这句话是真的说到我心坎里了！”

　　在那封千字信里，奚志农发出了这样的呼喊：“这片原始森林和林中的滇金丝猴已经生存千百万年了，千百万年都没有毁掉，为什么一定要毁在我们的手里？吃完这片林子，就剩下保护区了，是不是又要吃这个保护区？吃完这个保护区，还吃什么？难道我们的解决办法就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

　　当被问及写信时有无顾忌后果时，奚志农很实在地说：“当时真没想过那么多。我周围有朋友劝我不要这么做，他们担心我会因为得罪官员受到排挤，但我很天真地和他说：‘都什么年代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他就和我半开玩笑地说：‘你进了监狱，我们来看你！’后来的确有某个官员很紧张地责问我是谁让我这么做的，我的回答只能是我代表个人，不代表单位。这件事情之后，我的处境有点尴尬，正好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邀请我去那边工作，我就离开了云南，去了北京。”

　　忧虑：“对拍摄的未来不乐观”

　　来北京后不多久，奚志农就收获了他的爱情。他与当时还是《中国日报》记者的史立红相爱了，并在一年后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受丈夫的影响，史立红辞职进入世界自然基金会工作，与丈夫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

　　在《东方时空》的工作虽然待遇不错，但怎么也满足不了奚志农关注野生动物的心情。在去了一次可可西里，看到藏羚羊被屠杀的现状后，奚志农再也无法克制住自己想要去了解那片土地，那群生灵的愿望了。“离开，是我志趣的选择，”奚志农这样对记者说，“当时节目组也有很多人挽留我，但他们也知道，我热爱的东西不在那里。中国从事野生动物摄影的人太少了，那里需要我。”

　　随后，奚志农又向记者谈起辞职后再次去可可西里的经历，并表达了对“野牦牛队”的敬意：“我们是跟着野牦牛队进行拍摄的，他们的条件真是艰苦，零下几十度的恶劣环境，追捕偷猎者保护藏羚羊真的很不容易。”

　　记者问到为何又一次选择在北京定居时，奚志农诚恳地说：“这里有这么多同道、朋友、环保组织，我可以很顺利地进行环保的宣传和推广，虽然我不喜欢这里的气候和环境，不喜欢大城市被束缚的感觉。但是靠我和妻子两个人全职在云南进行动物保护工作，困难很大。某些地方政府部门的不信任、不理解，资金的缺乏，当地过快的城市化进程，没有背景，这些都是直接阻力，所以我们还是决定回北京，大城市更有利于环保事业的发展。”

　　谈起现状，奚志农很骄傲地说起了他的工作室和为他的团队举办的“中国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我们的训练营开设已经有半年了，我们汇集了很多新生力量，希望让更多的人关注和了解中国野生动物的现状。”

　　20年来，奚志农曾经在独龙江失手从溜索上坠入山涧，曾经在荒无人烟的长江源从奔驰的马背上摔下，曾经与大群奔跑的野牦牛擦肩而过，曾经与扎巴多杰在可可西里结冰的湖上追逐盗猎者……直到今天，他的身上仍有四根肋骨是断的。

　　对于这些经历，奚志农不愿意多提。“这20年的拍摄，几乎将我塑造成了一个悲观主义者。尽管已经下定决心，要拍到无法再拍的时候为止。”在内心里，他对自己拍摄的未来似乎不甚乐观，“我所能做的，只是尽我个人的最大努力。有些事情，是一个人无法改变的，是注定要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