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亲历杜拉克

　　本刊记者 王小燕

　　萍水相逢：“我愿免费做你的顾问”

　　20世纪90年代末，已经历商海磨炼的邵明路，洞察到了社会上对于经理人培训的需求，萌生了创办一所给在职管理者和企业家提供管理培训的机构的想法。为了寻找合作伙伴， 他跨洋过海，遍访了哈佛、麻省理工、沃顿、法国INSEAD、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等二十几所顶尖欧美商学院以及一些著名的培训机构。尽管很多院长都赞赏他的勇气和创业精神，但是这个一无课程、二无师资、三无经验的企业家还是遇到了现实的障碍而没能找到合适的合作对象。这时他想到了彼得·杜拉克。

　　商学院不行了，我就想去找杜拉克请教。但我又不认识他，所幸在网上查到有一个“杜拉克基金会”，基金会有几个董事，我发现其中一个我还认识！他是比尔·波拉德，ServiceMaster(服务大师公司)的董事长，我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比尔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听了我的计划他很激动，表示能够帮助中国培养懂得现代管理的经理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他告诉我：杜拉克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管理者，如果这件事跟他的使命、价值观不相关的话，他可能就不会见你。你把你想做什么写下来，再把你个人的背景大致写一写，如果他感兴趣可能就会安排。

　　我写完后比尔的一位下属还帮我润色了一下。出乎我意料的是：杜拉克收到后非常快就回了信，还邀请我到他家去做客。于是1999年7月，我第一次来到他家。

　　他听了我的计划，了解到我是一个经历坎坷、白手起家、低学历背景的人，以及中国是多么需要这样的机构之后，说：“我去过中国，对那个国家有很深的向往。那是一个人口很多、地域广阔的国家。你的一番话令我有一种冲动，如果我年轻10岁，我可能会跟着你到中国去做这件事。可惜我年纪大了，我的医生也不允许我去中国，但我愿意帮助你。”

　　那次我跟他谈了快三个小时，临走时他说：“你知道我的顾问费是怎么计算的吧？”我愣了一下，不过觉得也很合理——占用世界头号咨询师的三个小时，付费是太应该了。我回答说：“我不知道，但是我愿意知道。”他笑了：“我要跟你收的咨询费，就是你今后要随时把你这件事的进展通报给我。我愿意免费做你的咨询顾问。从现在起，任何时候，在我的有生之年，只要你需要，就来找我吧。”

　　我们可以说是萍水相逢。就算是有比尔·波拉德的介绍，但他后来对光华管理研修中心的支持和投入，不是基于对我个人，而是基于对我做的这件事的认可。他做事情要看符不符合他的价值观和使命，而这个价值观和使命并不和个人的名利联系在一起。

　　他总是从他的客户、学生的角度来考虑，从事情本身考虑他能做出什么贡献。

　　一诺千金：他从未拒绝过我们

　　杜拉克说到做到。已届90高龄的他，对于光华管理研修中心有求必应，无论是课程内容，师资物色，还是题词、拍录像带，杜拉克都一丝不苟、力求完美。他还要求邵明路每隔一段时间以书面形式向他通报光华的最新情况。六年多来，对于邵明路提出的诸多极为琐碎的要求和讨教，他从没有拒绝过。

　　我跟他的交往中，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奉献精神。他总在问：我能为你贡献什么？我能为你做什么？不论是在繁忙的工作中，还是当他大病初愈，每次我去求教，他总是拨出至少两个小时来接待我，有一次甚至从上午一直谈到黄昏。只有一次和他的约会临时取消，原因是他突然感觉身体不适，后来才知道是癌症，并做了手术。

　　2005年6月16日，我和太太以及我的助理最后一次去见他，他太太提前告诉我们只能见二三十分钟，因为他非常虚弱。但是那次见面仍然持续了将近一小时，原因是我无法中断他的谈话。其间他问了好几次：“你们还有什么困难？我还能为你们做些什么？”本来我不想再向他提任何要求，禁不住他再三追问，我想到我们与人大商学院合办的杜拉克EMBA快要开课了，就请他为第一班学员写一句话。他郑重其事地在太太取来的印有他名字的信笺上写下“向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光华管理研修中心合办的杜拉克EMBA学员们致以我最最美好的祝福”。因为虚弱，这短短的一句话，杜拉克竟写了十多分钟……

　　其实他拒绝过我一件事，最后又同意了，这中间相隔了5年时间。2000年时我就想：我们在中国推广杜拉克的思想，如果能够用杜拉克的名字，成立一个杜拉克中心就好了，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他。但是他回答说：对不起，我不能同意用我的名字在中国注册。我的日本朋友跟我共同工作，跟我的友谊已经有几十年了，他们也提出在日本搞一个以杜拉克命名的机构，我都没同意。如果我同意你这个新朋友的请求，是不太公平的。

　　其实他这么委婉地拒绝我，是因为他当时虽然知道我们想把光华管理研修中心办好，但是没有经过验证。到了2004年年底，我们的EDP课程内容被3M采用，他们想用这个课程对他们在中国的管理人员进行轮训，提出发证书的时候能不能使用“3M-杜拉克管理学院”的名称。这件事提到杜拉克那里，他坚决不同意，尽管他也高度认可3M这家以创新著称的大公司。他说：“我的名字是不能被一个营利公司所使用的，即使是3M这样的公司。我的名字曾经用在非营利机构，如：教育机构、宗教机构，如果使用我的名字对于他们的非营利目的有好处，我是会考虑的。比如光华管理研修中心要使用，我是会同意的。”

　　这次我没提要求，他反倒说行了。我理解是这五年来他看到了我们怎么做事，看到我们真正不是为了营利，也不是为了虚荣，而且我们真正在努力保证课程的品质，保证品牌，他信任我们了。过了两天我去见他，问他是不是真让我们用，他说是真的，然后就在一张纸上写上Peter F. Drucker Academy(杜拉克学院或杜拉克研究会)。 所以我说他从来没拒绝过我们，这件事是开始拒绝，后来又主动提出来，等于是没拒绝。

　　杜拉克最后一次为我们题词是在他去世前的一个月。2005年9月30日我写信给他，告诉他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彼得·杜拉克研究会西安企业家联谊会”将在10月下旬召开成立大会。两天后我收到他快递来的亲笔祝词“欢迎加入彼得·杜拉克研究会西安企业家联谊会”。为了保险起见，他还不忘同时以传真发给我同样的文字。10月27日，当他多年的老朋友比尔·波拉德应邀出席这个成立大会，看到会场布版上的祝词时，感到很惊讶。他告诉我在最近一个多月中，杜拉克已经陷入极度衰弱中，每天昏睡超过18个小时，即使醒来也不能做什么，如果不是为了他心目中非常重要的事，是不会再执笔的。

　　重“知”更重“行”：尊重实践者

　　杜拉克把做实际工作的人、第一线的管理者看得很重要。他说：管理者的工作必定是艰辛、枯燥的，而且往往是令人沮丧的。但恰恰是这些工作，推动了我们真实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不是由少数大人物决定的，美国的经济也不是由《财富》500强决定的，而是由千千万万个中小企业决定的。大企业、《财富》500强只决定了媒体的头条。

　　我曾在克莱蒙特大学上过一个学期的课，有两门课程是他教的，“新千年的管理挑战”和“基于信息的组织”。每门都应该完成论文，第一个论文我交了，还获得了A+，第二个论文因为时间问题(我不是全职，一边要处理公司事务，一边要上课)一直没有写。他的习惯是论文要早写，交给他,他还要求你改，如果写得不好还来得及重写。最后一次课，马上要过圣诞节了，我坐在第一排，跟他离得特别近，他的话好像就是对着我说的：“有些学生就是太懒，直到今天我还没有收到他们的论文！我告诉你们，圣诞假期我是不看这些东西的。还有一两天，你们要是再不交来就没有机会了！”我很不好意思，下课就找到他说：“杜拉克博士, 看来我是变成你所说的最不好的学生了。我后天就要回中国了，我也不可能今天晚上就把论文写出来。”他笑了：“你回中国履行你的责任，去做你实际的管理工作才是最重要的，比完成我的论文重要得多。不要介意我刚才这么说。你真正的论文就是你做的工作。”对于我这样一个并非大企业的经营者，他对你的尊敬和重视是你能感觉到的。

　　我觉得：中国各界的管理者不要看轻自己的工作。尽管这些工作不像那些学者、作家、明星可以一炮走红，尽管工作成果可能得不到上司的认可。但是，正是这些日复一日的普通工作，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耳提面命：建造新型社会组织

　　杜拉克的影响绝不仅限于企业界。历经一战、

二战、冷战、9·11恐怖袭击等动荡，特殊的人生历程使杜拉克将探索健康合理的社会发展，方式作为自己的使命。以“社会生态学家”定位自己的杜拉克，真正关注的是个人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的健康发展而不是管理和管理学本身。他的终极关怀在于每个生命的主权和自由，以及合起来，整个人类长远的福祉。对于中国而言，如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建立一个民主与法制的和谐社会，才是杜拉克思想的最大意义。

　　在越来越多地读他的书，聆听他的教诲，了解了他的思想后，我感到：杜拉克思想真正的意义不在具体的管理理论和学说，而在这些东西背后的目的和结果。他说：组织的目的不在内而在外。在组织里工作的人、组织的股东想要达成自己的目的，他们当然有自己的目的，但要把组织本身当成一个主体来看，谁决定了它应不应该存在，能不能存在？那个力量是外界的。组织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把满足外界要求当目的，它才能生存下去。所以他说，组织的目的有而且只有一个：就是创造顾客，或者说创造顾客所需要的价值。

　　社会由千千万万个个别的组织构成，每个组织分担着某种与众不同的特定的职能，当它们都正常运转、发挥作用的时候，整个社会才会形成适合个人生存、工作和生活的大环境。在组织型社会里，社会的职能不再由一个单一权力中心——政府去扮演，而是由千千万万个分散的权力中心——组织，包括：企业、非营利团体和政府部门共同来分担。每一个组织都有自己的资源，每一个组织都提供就业机会，每一个组织都在一定的范围里完成自己特定的使命。这些组织的权力不再是基于强权与暴力，而是基于知识的。于是整个社会也就成为知识型社会。组织型和知识型社会发展的常态是渐进的，它不诉诸于暴力和战争，不需要摧毁和重建，而是演变和转化、创新和改善。个别的企业和组织可能未必明白它们自己工作的社会意义，但这个意义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是奠定了一个民主社会的基础。

　　作为一个企业家，我得到的启发就是：我这个企业为什么而存在。我们重新界定了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企业有两大部门，一个部门是营利部门，包括：证券投资、

房地产、服务产业；另一个部门是非营利的，包括：光华慈善基金会、光华管理研修中心等。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营利部门要赚多少钱，而是怎么有效地用这些钱，怎么让这些钱用在对社会产生功效的事情上。我们的营利部门是我们的工具，我们的非营利部门才是我们的目的。但是非营利部门要运营，一定要有财务资源，不能靠政府拨款，也不能依赖社会募集资金。我们要能够自己产出现金，才可以独立地实现我们的价值和使命，不受制于人，不用因为用谁的钱就得听谁的话。这些年我们的非营利事业每年都在扩大，因为受杜拉克的影响和感召，我自己正在摸索，在创造一个与众不同的社会组织。

　　所以要说杜拉克的学问对我影响很大，是肯定的；他的智慧启发了我的思维，也是肯定的。他对我最大的帮助，是让我重新认识自己的企业和自己的工作，甚至自己生命的意义。个人与组织一样，个人生存的价值不是让你自己怎么样，而是为自己以外的社会和别人创造价值。这样你工作的动力才会永不衰退。这个道理杜拉克是把它“活”出来了。他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不搞表面功夫、不追求虚荣的人。我觉得一个人能做到这样，就没有什么能限制他的思维，能遮蔽他的眼睛。杜拉克之所以能在管理学上取得这么了不起的成就，这与他的为人、他注重什么是很有关系的。

　　杜拉克是人不是神，他性格上也不是没有缺陷。他是个感性的人，有时候容易冲动，也有可能做出不冷静的判断或偏离了实际情况。但是在基本层面，他以自己的为人给人很大的精神吸引力，这就是他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