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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 Aslund
在一股流行的反腐的热切希望之下，俄罗斯总统普京一直都是一位具有使命感的人物，他以盗用公款的名义镇压了俄罗斯传媒大亨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Vladimir Gusinsky)；普京正在试图以欺诈罪引渡一直流亡在英国的企业大亨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这位俄罗斯总统的“十字军东征”运动中，最为著名的则是反对石油巨头尤科斯(
Yukos)，而其总裁正是霍多尔科夫斯基(Khodorkovsky)。
政府在2004年底迅速没收了尤科斯。在专门为其而设的法庭上，它的前CEO被控逃税和犯有欺骗罪，很快被判要在西伯利亚劳动营服务八年。霍多尔科夫斯基是最为卓越的新一代寡头的代表。这些寡头大都属于俄罗斯商人阶层，这些商人正是在前苏联解体之后迅速积聚了大量财富和权力的。
1990年代中期，政府拍卖掉一些重要的国有资产给企业家，这些年轻的资本家利用了那个垂死的苏联的转型机会。那时候，通过利用一个既不能保护财产权也不能保证履约的不够强势的法律系统，商业得以发展。很快，这些富豪超越了人们的预期，迅速掌控了数十亿美元。
因为对俄罗斯现行政治体系保护他们财产权的能力抱有较低信心，所以他们往往采取自己的对策，比如向政府官员和法官行贿。这些一夜巨富的寡头们使俄罗斯陷入了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政府需要保护这些使国家经济空前繁荣的动力源，俄罗斯的GDP自1999年以来就一直以7%的平均增长率在增长，寡头们的石油公司增长更快；但同时，这些公司的一些阴暗交易也让人实在高兴不起来，他们或许掩饰了正在扩展的腐败和经济的脆弱性。但是对于普京来说，这似乎并不是困境，他选择以道德旗帜来讨伐这些寡头们。
不幸的是，这是错误的处理方法，它没有考虑到俄罗斯更多的利益。普京对这些寡头们的巨大热情的打击是有其政治考量的，因为寡头们对国家政治有很大热情。霍多尔科夫斯基曾具有很大的政治野心，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曾在媒体公开指责过普京。但一些寡头没有被普京的运动席卷走，是因为他们足够聪明，明白及时处理。比如，俄罗斯亿万富翁石油巨头罗曼·阿布拉莫维奇(Roman Abramovich)以130亿的价格将他的西伯利亚(Sibneft)石油公司卖给了国有的Gazprom。阿布拉莫维奇还答应资助修建一个全新的露天的国家足球场，并将他在电视公司的股份转给克里姆林，并不再掌控俄罗斯国家航空公司俄罗斯民用航空(Aeroflot)和俄罗斯铝业公司(Rusal)的股份。
一个月之后，普京重新任命他为俄罗斯最东北的Chukotka的行政长官——即使阿布拉莫维奇是在伦敦生活。当然，腐败是应该被反对的。但是寡头们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邪恶。这些寡头们的浮出水面，其实是今日俄罗斯主流经济、法律和政治条件的自然结果。
大规模的石油和冶金工业的蓬勃发展是前所未有的，幸亏当地的企业家们，他们抓住了转型的机会，自然地，一些人就致富了，其中一些还非常富有。很难想象在引入一个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产生这样一个富有的阶层。
那么，我们能否接受这些富人？最终，它变成了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历史证明，成熟的资本主义是接受寡头执政的，而相反的，那些不成熟的弱小的体系则不能接受。
强盗式资本家的回归
俄罗斯寡头们的存在并不是一种独特现象。很多国家都在自夸拥有这么一个阶层，这个阶层能够连接财富与政治上的权贵人物。在韩国，家族企业几乎主导了商业世界；泰国的十分著名的企业大亨他信，现实中变成了总理。
相反，被误导的经济民粹主义(economic populism)在拉丁美洲开始兴旺。许多人直接反对这些寡头们已经确立的权力，这种情绪得到了委内瑞拉的总统查韦斯(Hugo Chávez)的鼓舞。
寡头执政者已经在前苏联增生扩散，也许与俄罗斯这些寡头们的崛起能形成最为恰当的对比的是美国的那些19世纪晚期的寡头们。
的确，当时的经济状况成就了美国这些强盗式资本家，他们所处的条件与1990年代的俄罗斯的条件很相似，政府鼓励大企业的私有化。巨大的经济发展萌芽出自于特殊的工业行业之中，尤其是金属、石油和铁路。这样一种财富的集中只能形成于那些具有巨大市场的国家，比如美国和俄罗斯。19世纪处于工业化的美国和后来的俄罗斯，都经历了这么一个急剧的经济变化，这个过程推进了财富的集中。
大部分原始的美国强盗式资本家通过铁路赚钱，其他的关注自然资源，比如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的石油王国，安德鲁(Andrew Carnegie)的钢铁王国。非常相似，处于上升阶段的俄罗斯商业阶层在国家的石油和金属市场中拥有巨大利益。被福布斯公布的26个俄罗斯的亿万富翁中，9个来自石油，12个来自金属行业，2个则是来自煤炭行业。
对国有资产的不值钱的信用和免费“派发”(比如铁路旁边的土地)，使得美国强盗式资本家发展了他们的生意，帮他们赚了大钱。同样的，对原苏联的国有资产的便宜拍卖，无论是通过直接私有化，还是通过次级市场，都使得像霍多尔科夫斯基这样的人在短短数年里积累起惊人的财富。
亿万富翁的忧郁
像他们之前的美国大工业企业家们一样，俄罗斯的寡头执政者也使人们对此产生了巨大争论。当然，最流行的抱怨就是关于他们的巨大财富，或者更准确的说，这种公共感知是：他们赚到了这么多钱的同时，正是俄罗斯贫富差距扩大之刻。
事实上，这种公共感知在这个问题上的判断是错误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俄罗斯的不平等与美国的水平很相近，远远低于拉丁美洲那些国家。贫穷在明显衰退，幸亏这个国家的高增长率——而这部分是因为得到了寡头们的商业和企业支持才能达成的。
在俄罗斯政治氛围中，很多针对这些企业大亨的批评都持这样一种观点：他们的财富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关于1995年的借贷-私有化(loans-for-shares)的卷帙浩繁的书籍被大量出版，所谓借贷-私有化，就是寡头们向俄罗斯政府放出贷款，以此得到国家很有价值的公司的股份。
这些批评中的传统智慧是，他们通过私有化得到了大量财富。实际上，无论如何，他们已经致富了，这些企业家中的大部分，比如著名的尤科斯和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已经做得够好了，它们使得俄罗斯石油工业得到了复苏。
因此，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俄罗斯这种私有化对莫斯科和俄罗斯人民来说是一种成功。另一个常见的控诉是这些寡头们是不生产任何东西的寄生虫。但这些寡头们实际上是处于一个困境之中的：他们的产出越多，他们就会变得更加不受欢迎。
这种带有指责的公共观点在2000年变得更加负面，接下来便是俄罗斯金融危机，几个主要寡头决定变得更加合法和合理之后，缴纳了大量税款，在慈善事业捐助上花费了大量费用。荒谬的是，寡头们的真正问题表面看来似乎是透明度问题。但是，人们不能抱怨这些富人，因为人们没有亲眼看到数十亿美元被从国家财政提取出。不过，私有化看起来比纯粹的偷盗更加让人憎恶。
寡头们已经变得服从巨大的公众舆论批评了，即使当他们不再偷而是在生产的时候，因为公众时刻盯着他们的工厂、火车和卡车，并且就他们的财富得出了关于他们的结论。所以现在，这些寡头们赚钱的诡计越是阴暗，他们在公众们惯常的谴责下更加安全；相反，他们纳税越多，他们会变得更加暴露。
没有人会认为寡头们已经洗手不干。早些年的俄罗斯，就是一个霍布斯式的商业世界——一幅肮脏的、粗野的图景，在那里，获取财富的多少通过强力追逐决定。在那种环境下，寡头们行贿政府官员，盗窃财产，并且进行着各种犯罪行为。并且，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会利用更多的政治关系来榨取更多的国家资源，并破坏其他人的财产权。
确实，当腐败在俄罗斯已经深入扩散之时，如果只是把目光锁定在那些从事阴暗交易的人身上，是不足以让一个国家进入正义的。事实上，国家的公共管理已经如此腐败，以至于据传俄罗斯一些部门的职位和地方长官可以通过数千万美元来获得。对于俄罗斯权威体系来说必须要做的是，要提供一个干净、确定，以及可信的制度来管理和规范其商业行为。并且，最基本的要求是，要保卫这些寡头们以新方式获得的财产，这是很有价值的一点保证。
成功的代价
今天，俄罗斯自由化的主要敌人是名不见经传的民粹主义。当这些日渐浮现的商人正立志于好好把握他们的财富之时，政治家们搅和并煽动了这种民粹主义的仇富情绪。但是，无声的资本家的秩序可以继续发展，即使社会没有对财产权的充分尊重。
当普京将霍多尔科夫斯基投入监狱并且以武断的逃税和罚款来惩罚尤科斯时，他的行为受到了一致好评和欢呼。但是，结果实际上却是，重要的税务和司法改革将会因此而受到危害，财产权的可信性也在被暗自破坏。即使霍氏犯了那些控罪，普京的法庭之外的行为和手段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或许并不值得，因为这将他的国家置于另一种风险之中。
要知道，西方最初的财产权也并非十分完美的，但是资本家在西方能够获得成功，而并不是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正是因为西方保证财产权。因此，俄罗斯政府应该做些什么？如果这个国家想改变寡头们的现状与地位，它可以为寡头们设置合情合理的要求，以使他们在其中可以健康运转。但是俄罗斯首先必须对经济自由化作出一个强烈的许诺。这意味着对每一个人的财产权的保障，包括亿万富翁。
但实践中，普京却不知何故找了一个方法：寡头们被诱惑去为国家财政支付实质性的一次性税款。作为回报，寡头们的财产权可以被保证。此外，作为这个盛大“协议”的一部分，政府对寡头们此前对私有化规则的违反进行特赦。这个协议被允许来获取反对者的税收——数十亿美元。
最糟的事情就在于，普京还将会坚持他反对寡头们的运动。尤科斯这件案子，使俄罗斯在2005年的石油产出中将近损失了100亿美元。但俄罗斯经不起第二次这样的重复中断。
在一个拥有大工厂但同时只有微弱的法律系统的大国，寡头们的崛起是资本主义突破的一个自然阶段。俄罗斯许多强势的寡头们的健康成长暗示了，这是一个通向健康的英美式道路的路径。但是铺天盖地的民粹主义的火焰可能会镇压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最后，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对自由经济的许诺，那么可能会找不到政治的解决方法。
(本文由《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授权出版，由本报记者祝乃娟翻译，本报保留中文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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