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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盛集团董事长王雪红: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迦南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1月05日 07:03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侯继勇 北京报道

  比尔·盖茨举着宏达电子(威盛集团旗下的企业)的智能手机对王雪红说,宏达能设计出这样的产品,真是全球最伟大的硬件公司。

  这个小“花絮”发生在最近一次聚会中。王雪红与比尔·盖茨是多年好友,每年都有
定期聚会。

  王雪红对本报记者笑说:“盖茨没有说宏达电子是最伟大的公司,因为他一直认为微软才是最伟大的公司。”

  2005年底,王雪红作为唯一的台湾人入选2005年度“亚洲之星”。主办方《商业周刊》评论,王雪红从1997年创立宏达以来,坚信无线产品的产业趋势,支持宏达从无到有、由危机到转机,同时以不屈不挠、绝不放弃的意志,协助宏达建立了极具国际声誉的团队。

  寻找“迦南”

  《21世纪》:威盛当年为什么提出“迦南计划”?威盛集团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心目中的“迦南”?

  王雪红:威盛的“迦南计划”是非常对的,但是时机不够成熟,因而现在还不能算成功。但“迦南计划”在威盛会一直存在。你若问我“迦南计划”会不会成功,我的回答是,一定会的。但现在我还无法预言什么时候到达迦南。

  摩西为了到达圣地迦南,花了40年。当初,陈文琦(威盛电子总经理、王雪红的丈夫)取“迦南计划”这个名字时,我说,好难啊,要40年。陈文琦说,成功既要勇敢还要坚持。威盛的“迦南计划”也是这样,现在还在坚持中。我们在决策的过程中也许会有一些失误,计划也会有一些变化,但不变的是坚持,威盛到达“迦南”的愿景是不变的。

  是的,“迦南”是我们心中的愿景,总有一天我们会达到的。

  《21世纪》:“迦南”在《圣经》中是一个留着奶和蜜的地方,在您心中,威盛集团的“迦南”在哪儿?

  王雪红:威盛集团要做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包括旗下的威盛电子、宏达集团、多普达、广达等,都要做最有价值的公司。做最有价值的公司就要与全球最优秀的公司竞争,并且不能局限于某一个方向,与某一领域最优秀的企业竞争。要做到让全世界的公司都跟随自己的脚步前进。

  在某些方面,威盛旗下的公司已经或正在成为最有价值的公司。比如威盛电子,虽然曾经长期面临与英特尔的竞争,但销售规模仍然是全球第二。

  威盛现在还不能说是全球最大的公司,让全球的企业都跟随威盛。但仅是营销规模大并不见得最有价值,最有价值的企业要成为规格制定者。在某些方面,威盛已成为规格制定者,引领全球企业。

  《21世纪》:威盛集团旗下有多少家企业?您自己亲自打理的有哪几家?

  王雪红:与威盛集团相关联的企业约有33家,包括威盛电子、宏达、多普达等,这些公司都有自己的“迦南”。我亲自打理的公司不过数家而已,更多的时候是放权给公司的高层管理者,这些高层管理者就能把这些公司带到“迦南”。因为我选择人才有一个标准,就是选比我能干、优秀的人。

  做最困难的事

  《21世纪》:您刚才说,要找到威盛的“迦南”就得做最难的事,这些年来,您觉得最难的事是什么?

  王雪红:我现在讲不出来“最困难”的事情。每个困难的事情发生,让自己不快乐时,我都会瞬间处理心情,然后让自己快乐起来。“瞬间”就是我处理困难的周期。

  讲一个事情。此事发生1980年代初,当时我在大众(大众创始人简明仁为王雪红的姐夫)工作。一个朋友说在西班牙拿到了一个大订单,达70多万美元。那时候我刚毕业不久,觉得这么大一个单子很兴奋就开始进料、制造、供货,供完之后又再加货。但后来发现这根本就是一个骗局。我就去西班牙要账,去打官司,时间长达8个月。我不懂当地语言,什么人也不相信,觉得警察、法官、朋友都不能信任。更痛苦的是,我觉得姐夫的公司都被我拖垮了。那是我觉得最困难、最辛苦的时候。

  但正是那次欧洲之行,让我把大众在欧洲的市场打开了,大众后来在欧洲做到第一,实在有赖此行。后来我认识到,困难是一个人成熟、磨练的机会。一个人要成功,就得选最困难的事情去做。

  《21世纪》:难道与英特尔打官司那些年也不觉得困难吗?

  王雪红:当然觉得非常苦。客户一个个地走掉,一些员工对公司前途没有信心,股价也一天天地往下掉。但我已经习惯了每天过自己的日子,认为公司前景在那里,肯定应该坚持下去。同时,公司财务一直没有什么问题,这也给了我信心。

  《21世纪》:还做了哪些最难的事?

  王雪红:比如多普达手机。这是我们与微软合作,设计、生产专门针对高端商务人群的智能手机。有人会说,欧洲、美国的手机巨头公司更有实力做这样的手机;还有人说,台湾的多普达在研发、设计上的实力均不足以与那些手机巨头抗衡。但多普达不但做了,还做成了。

  《21世纪》:与英特尔打官司,选择做最高端的智能手机,都是“做最难的事”。据说现在最风光的宏达开始也很困难,是亏了10亿台币后才开始赚钱的?

  王雪红:宏达当时亏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笔记本电脑亏损。做笔记本电脑的很多关键零部件都需要采购,同时台湾有许多很厉害的笔记本厂商。然后宏达开始做自己的产品,方式是与微软合作,用微软的CE操作系统做高端智能手机,但当时这个市场还没有形成,同时,宏达没有渠道,微软帮着卖,很难达到预期的规模,这是亏损的第二个原因。

  但宏达看准了方向,亏损只是暂时的困难。挺过去了,就会到达心目中的“迦南”。

  竞合英特尔

  《21世纪》:也许有人认为,与英特尔这样的国际巨头打官司才是最困难的事。现在,威盛电子与英特尔和解了,是不是可以长出一口气了?

  王雪红:与英特尔和解当然对威盛电子的发展会有好处。和解后,威盛与英特尔签了长达十年的授权合约。有了这些长期授权后,威盛就有了一个好的基础,就能参与到全球竞争当中。

  同时,和解对威盛的营收也是有帮助的。在诉讼期间,英特尔在全球范围内打压威盛,造成威盛的市场占有率迅速下降。以芯片组销量为例,诉讼前,威盛芯片组销量在全球的占有率为70%,到撤诉前,威盛芯片组掉到不足20%。

  与英特尔和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种负面影响还没有最后消除,但已经看到好转的迹象。目前芯片组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47%,很多客户开始重新选择威盛的芯片组。

  《21世纪》:陈文琦此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威盛与英特尔的关系是竞合关系,这种关系如何体现?

  王雪红: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合作方面,硬件厂商可能在选择威盛芯片组的同时选择英特尔的CPU,我们是产业链中不同的环节;竞争方面,我们在CPU方面存在竞争。但我们与英特尔是差异化的竞争,英特尔比较强调CPU的速度,威盛更重视整体的效率,即CPU的计算资源能得到合理的利用。产品思路不一样,不同的用户也就可以进行不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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