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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头在外”的模式被称作外源型经济，在珠三角，这样的企业占据着起主导地位。然而，这些企业近几年生意难做，利润很低，同时耗能巨大，污染严重。粗放型增长模式最终都会走到尽头。
从“世界工厂”到科技创新，变化正在发生。今年10月底，广东省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一切变得更加明朗：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全面提升产业素质。“这是我省所处发展阶
段的迫切要求”。“自主创新能力是我省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必须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用媒体的话来说就是：变“广东制造”为“广东创造”。
(一)
企业正陷入困境
在《社会主义好》的铃声响到第二段时，余宝庆(化名)接了手机。作为一家卫生制品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他近来好像并不太忙。事实上正如他后来所说的，他的企业正陷入困境。
“我现在就是拖着，谁能挺过来谁就是赢家，肯定要淘汰一些厂子。”东莞常平镇上的这位56岁的老板呷着咖啡。他为自己的年岁自豪，因为“与共和国同龄”。
1982年以前，余还是常平镇仁和村(现在改称仁和管理区了)的一名农民。随着广东成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生活发生了改变。
他先是在自家房子里开办了一家电珠厂。当时，珠三角还没有外来工，余跑到上海、江苏去招了20多名技术工人，包住不包吃，每月付给他们每人180元的工资。“一个电珠成本四分钱，批发六分三，零售七分钱”。
两年之后，余宝庆将“获利微薄”的电珠厂卖给了香港人王老板。这时“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订做、补偿贸易)企业大量涌入珠三角。王老板收购了电珠厂的设备和工人，在东莞牛山镇重新租地开厂，生产汽车灯泡。余宝庆在这次交易中得到了八万块钱，“那时这可是一大笔钱”。
赚的就是加工费
靠着将这八万块钱放出去收息，余宝庆又过了三年怡然自得的农民生活，他的身影经常出现在自留地里侍弄蔬菜。然而，涌入珠三角的港澳资本如此活泼地激荡着岭南沉寂多年的工商意识，情势不可能使已积累了开厂管理经验的余宝庆继续他的农耕生活。
1987年，余宝庆与香港一家公司合作，开办常平表面厂，生产手表表盘。这是一家典型的“三来一补”企业，由香港人出原料、设备和技术，在常平加工生产后，再运到香港。这种“两头在外”的模式被称作外源型经济，在珠三角，这样的企业起主导作用。
当时南下民工潮已经形成，表面厂招的工人有30多人，包吃住。最初这些民工没有任何技术，厂里先进行培训，一个月收入150元，后来，工人的工资逐渐涨到每月280元、300元、400元，主要技术人员的收入则达1000多元。厂房租的私人的楼房，五层，有4000多平米，每月的房租是8000元。
余宝庆担任厂长，管理生产，但他“没有一点技术”，也难以获知产品的销售渠道，赚的就是加工费。事实上港方是一直将之作为商业秘密来保守，这使得1996年港方老板病故后，表面厂顿时陷入瘫痪，生产难以为继。“当时觉得这个厂真可惜，但是没办法，我既采购不来原料，也没销售渠道。”
他说“三来一补”企业培养了很多懂技术的工人，这些技术工现在活跃在珠三角的工厂里，有的收入颇丰。
1997年，余宝庆记得很清楚，那年香港回归，他办起了自己的卫生制品有限公司，厂房占地10余亩，租金3万元/月。这个厂主要生产妇女卫生巾，他很快发现，卫生巾的更新换代使他的产品总是跟不上市场的流行，从简单的条状到“小小一双护翼”，再到高分子吸水材料。滞后的技术令余宝庆深深感到“跟不上改革”了。后来，公司转产汽包带，一种包装材料，延续至今。生产汽包带生意最好的时候在2000年前后，那时机器24小时不停转，需要临时招一半的工人来完成订单。
开厂23年，余宝庆见证了珠三角的迅速繁荣，也感受到了人力成本及地价的逐步上升。现在他的厂里有40名左右的普通工，包吃住外，他们每月的收入是700到800元。令余也深感奇怪的是，这几年工人的工资陷入了停滞，再也不往上涨了，“我的朋友在长三角开厂，那里的工人每月能挣1000元”。
利润早已被摊薄
珠三角工人收入长期的低抑状态到去年终于找到了出口，民工们不再来广东打工，据官方的有关统计，整个广东缺普通工100万人。很多企业为招工人大伤脑筋。老板们一贯信奉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神话终于在中国经济形态发展的某个节点上破灭。
“民工荒”也许暗示了珠三角与长三角日渐拉开的距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以赚取加工费为主的外源型经济所能带来的利润早已被摊薄。在经济专家和政府看来，外源型经济主导的广东经济到了不得不转型的当口。
余宝庆的厂子小，并没有体会到招工的困难，但同行竞争的激烈却让他慨叹这几年生意难做，利润很低。生产汽包带的原材料来自石油，以前600-700元/吨的原料现在涨到了1400元/吨，而产品价格只涨了一毛钱。余戏称自己的厂子是“老牛拉慢车”。而他的那个在长三角开厂的朋友却拥有自己的品牌，“产品外销赚外汇”。
余宝庆认为政府现在不太喜欢“没有多少技术、只赚加工费”的厂子了，但他认为这样的厂子在广东经济发展中功不可没，“这些厂培养了大批技术工人，还给珠三角带来了企业管理的模式”。他同时对提高厂子的生产技术水平感到无能为力。
余宝庆们的厂子被经济专家称作外源型经济中的成本指向型企业，它依靠广东的土地资源和人力低廉的优势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但这种经济形态始终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最低端。过去的二十多年，它的大量涌现使广东迅速缩短了资金的原始积累过程，但在今天，此种经济形态被专家指为技术低、能耗大，缺乏发展能力。
(二)
回报才刚刚开始
安波的背后是一张中国地图，在地图的沿海区域及中部，密集插着小红旗，那是百分百科技有限公司“攻城略地”的证明。安是山东青岛人，2000年来到东莞，跟朋友一起创办了百分百公司。
这是一家生产照明器材的公司。研发中心设在福州。从一开始，安走的就是“有自有技术、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路子”，“现在不是几年前了，单纯加工赚不到钱，没有核心竞争力，企业就只能在市场竞争的低端徘徊”。安波对广东经济形态有着清醒的认识，现在，百分百公司保有12项专利，产品分三大系统五六百个品种。公司初创时，只能生产七八个品种的照明器材。在不久前举办的中国灯博会上，这个公司获“智能照明”单品冠军称号。
百分百公司的研发中心最初设在深圳。研发核心技术人员可以拿到很高的薪水，但跳槽和挖角让安波备感焦头烂额，“经济活跃的地区，外地人才多，但他们对企业的忠诚度不高。研发中心核心技术人员的离开，会给企业造成非常大的损失。除了前期投入的资金和心血，研发工作也常常会陷入长达半年的停顿，从而使竞争对手迅速逼近。”安波说。
去年百分百公司把研发中心迁到了人员流动相当静态的福州。现在研发中心人员从最初的七八个人发展到现在的三十余人。从创业之初到现在，百分百投入到研发中的资金累计有一千五百万元上下，现在，“回报才刚刚开始”。
创新要耐得住寂寞
创新意味着培育市场，企业要耐得住寂寞，然而，淡定背后却要有丰厚的资金支持。百分百一度也有最困难的时候，当时产品利润抵不上销售成本，他们靠筹集民间资金挺了过来。安波对此深有感触，“我的一个中山的同行，在品种创新上投入1000多万，没有市场回报，前不久垮掉了”。安波同时对创新的超前度有着足够的警惕：我们的创新永远只比市场快半步，太超前就会拖垮自己。
正如贴牌类加工收入稳定，创新就意味着风险。“风险来自资金、人才和市场”。广东省社科院丁力博士说。丁调研了很多企业，前几天他去了一家服装厂，这家过去贴牌加工的服装厂正在经历脱胎换骨的变化，创建自己的品牌。服装厂老板向丁提出了融资难、人才培养和产权市场如何保证等问题。这位老板希望政府能够给予创新企业以政策上的优惠。
这位老板的困惑在安波那里也仍然存在。安说，创新企业经常要面临两三年市场没有回报的培育期，这时资金链显得异常脆弱。按照一个企业的研发经费通常占销售额的3%-5%来计算，政府目前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是太少了。而且，政府创新基金申请起来是相当困难的。
在东莞，像“百分百”这样的企业并不多，在经济专家看来，这样的企业拥有自主品牌和创新能力，是未来广东核心竞争力所在。东莞更多的是服装、电子、制鞋、玩具等加工制造业，有着“世界工厂”之喻。现在，这个称号正经历着微妙的变化。去年，东莞市提出了“科技东莞、商贸东莞”的新口号。今年8月份，该市拿出300万元重奖科技功臣。去年，深圳市则拿出800万奖励科技创新者。在自主创新和发展高新科技企业上，深圳在广东一直是做得最好的，在全国，也属领先。
(三)
经济在阵痛中重生
“广东经济转型恰逢其时。”丁力说，现有的发展模式已经到了必须转型的临界点。
丁把目前广东的经济定位为“集粗放型增长与外源型主导于一身”，现在广东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二是由外源型企业创造的，外源型经济主导着广东经济。他解释说，广东外源型经济绝大多数来自港澳台等华人圈资本，技术含量普遍不高。粗放型经济的实质是自主技术少、资源消耗多，随着生产成本的提高，再加上近年来不断加重的土地资源紧张、生态环境污染，以及连续出现的“能源荒”、“民工荒”，粗放型增长模式最终都会走到尽头。
余宝庆曾经经营的常平表面厂就属于外源型企业，丁力进一步将这种“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低技术企业称作“成本指向型”企业，在广州，近七成外源型经济是成本指向型企业。丁力和广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秘书长谢天祯都认为，技术低、高能耗的成本指向型企业迟早是要淡出珠三角的。“随着珠三角的地价和人力成本的升高，这部分资本会流向更低成本的区域”。
但两位专家同时指出，广东目前处于工业化中期，外源型经济还丢不得，同时要着重发展内源型经济，提高创新能力，发展核心竞争力。“创新不是几个企业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把自主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才能说是达到了社会转型和经济转型。”丁力说。
然而形势却并不乐观，与外源型企业相比，广东的内源型企业不仅数量少而且竞争力也不强。
民营企业的自主创新被寄予厚望。谢天祯介绍说，广州市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720家，这些都是民营科技企业。从规模上说，广州此类产业不如深圳。在自主创新方面，深圳起步早，成效大，涌现一批规模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
事实上，广州、深圳、东莞三市中，外源型经济占比重最大的是东莞，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它所承受的压力可能更大，正如余宝庆们目前的困惑：无力提高技术，地价和人力成本升高，利润微薄。方向何在？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付出代价是必然的。”丁力断言，现在是广东经济转型的微妙阶段，要有很高的艺术。
广东经济转型，烈火浴凤，涅槃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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