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23日。国芳百盛白银世贸中心开业典礼——迎接张国芳的还是，警车开道，奔驰巡行，官员满座，觥筹交错，笑语鲜花……

　　而此前，这位“问题首富”经历“协助调查”近一年，直到2005年3月才以“取保候审”的名义被释放。张国芳的妻子向《商界名家》记者透露，那些“莫须有”的传言影响了集团地产生意，老张生了好长的闷气，饭量明显小了。

　　张国芳究竟有什么“问题”？难道如某些媒体所报道，他这个“首富”完全是凭行贿起家，靠腐败致富？兰州百余名官员都是直接或间接被张氏拖下水？

　　甘肃“问题首富”有点冤

　　本刊记者 曹康林

　　“张国芳事件”被传言放大

　　自从2003年10月胡润“中国内地百富榜”将张国芳排为第91名富豪(9.5亿)后，张国芳就有了一个“甘肃首富”的称号，尽管这个称号与他一贯低调做人的性格不符，然而，媒体已经这么认定，他想否定也无济于事。为此，他准备在2004年年初与胡润打一场官司，状告胡润对国芳百盛集团的财富评估失实，没想到，2004年5月，这位刚戴上“首富”帽就感到有不祥之兆的张国芳被中纪委的人以“协助调查”的名义带走。原因是1996年11月，他涉嫌和一个香港商人共同投资3000万元成立国芳置业公司时，以虚假合资的手段领取营业执照，骗取减税优惠待遇，涉及金额560万元。

　　社会的“仇富”心理和所谓“首富观”，是张国芳忌讳“首富”称号的主要原因，因为你成了首富，只要地方官一出事，你就是不受牵连，也要遭到众人的怀疑和猜测。这次兰州反贪风暴，有不少人“行贿”的金额比他大，因为不是“首富”，固不被人们注意。人们只把目光对准“首富”，将“张国芳事件”进行放大，有家报纸说：“据甘肃省纪委内部人士透露，2003年，张国芳以给兰州原市长张玉舜异地购房为名，送给张25万元人民币。”报纸还说：“省纪委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其中100多名政府官员都是由张国芳事件直接或间接牵涉其中……”然而，《商界名家》记者手上的一份资料显示：在今年6月23日甘肃省纪委、省监察厅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甘肃省纪委常务副书记、监察厅厅长王润康介绍，去年以来，甘肃省查处了一批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大案要案。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纪违法案件1742起，涉及2088人，其中地厅级干部17人，县处级干部173人；受党纪政纪处分1549人，其中地厅级干部9人，县处级干部76人；移送司法机关80人。武威市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中认为杨在溪利用担任兰州市副市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已经构成受贿罪。检察院的起诉书还详细罗列了兰州市多位知名民营企业家向杨在溪送钱送礼的数额，其中有2000年七八月份，兰州黄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贾仲瑚所送人民币112万元，美元7万元，价值人民币148974元的12根金条；有2002年初兰州希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田广儒所送25万元；还有2002年5月，兰州国芳置业有限公司先后送给杨在溪人民币共16万元。稍后当地检察机关对张玉舜实施逮捕决定时，因其涉嫌受贿，一批民营企业家同样被牵涉，其中有甘肃大陆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温州人林贤友所送的6万美元；2003年兰州黄河实业发展总公司经理贾仲瑚所送的25万元人民币；兰州国芳百盛所送的20万元等……显然，报上所言“张张国芳以给兰州原市长张玉舜异地购房为名，送给张25万元人民币。”是将“兰州黄河实业发展总公司经理贾仲瑚所送的25万元人民币”的帽子戴在了张国芳的头上。报纸还将“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纪违法案件1742起，涉及2088人，其中地厅级干部17人，县处级干部173人”改写成“其中100多名政府官员都是由张国芳事件直接或间接牵涉其中……”

　　报纸上这一辛酸的玩笑，使今年3月份重获自由的张国芳刚刚缓过神来的地产业务，又重新陷入困境——每年可为集团贡献2000多万元利润的曦华源，因种种传言，使得当地银行纷纷观望，造成国芳置业连正常的按揭贷款放松也无法开展。

　　《商界名家》记者注意到，当地媒体对“张国芳事件”的披露比较谨慎、客观，对张氏的功过评价比较公允，但外地媒体先入为主的炒作还是影响了当地民意。

　　记者在兰州进行暗访，一位司机告诉记者：“张国芳是赚兰州人的钱成为首富的，他没有给兰州带来什么好处，只是他个人富了，而且还把在兰州赚的钱转移到他的家乡浙江去投资。”

　　在一家茶馆里，一位在机关工作的年轻人对记者讲：“张国芳在兰州害了不少领导，我们的市委书记和市长都是他拉下水的。有人为张国芳辩护，说没有张国芳就没有兰州商业的繁荣，其实，话不应该那么说，张国芳并不是从事的慈善事业，他在兰州投资也是为了赚钱，如果在兰州不赚钱，他是不会在这里投资的。外地人可能不了解兰州，兰州是个好地方。很多人都以为中国大陆的中心城市是武汉，其实是兰州。有一位细心的地理学家曾经在一份比例尺为1：2600万毫米的中国地图上，以兰州为中心，以90毫米为半径画圈，吃惊地发现，中国版图基本上都在圈内，原来处在大陆地理中心的城市是兰州，并非武汉。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曾多次凝视中国地图，设想在这版图中心城镇建立民国首都，实现一生的抱负，先生的去世，使兰州错过了机遇，不然兰州又是另一番景象。正是因为地处中心，所以这里是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和客货集散地，而且是唯一有黄河穿城而过的城市。这么好的地方，有山有水，谁不愿意在这里投资？他张国芳不来，李国芳，王国芳也会来的。有人说，是浙江人唤醒了兰州这块沉睡的土地，其实浙商不来，晋商、徽商也会来的。兰州没有什么资源，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消费城市，谁不想来这里赚钱？

　　在饭店，一位来自金川的老板讲：“张国芳不是靠经营手段成功，而是后面有人，他每年用于联络政界的灰色消费就达500万元，他是靠金钱炸开了政府官员的门槛，才使他财路左右逢源，他点哪块地，政府就会给哪块地他，他要在哪里建商业大楼，政府就会同意在哪里建。一个外地来的小木匠，没有高官支持，他能成为甘肃首富吗？他是借‘政府’资源为国芳百盛集团打造了一座商业平台。”

　　在火车站，一位出去旅游的兰州妇女告诉记者：“张国芳为兰州做了件好事，那就是把兰州的一伙贪官都牵出来了。”

　　其实，此次兰州反贪风暴源头在于官员“内部不团结”，或者说是“内讧”。几位熟悉张国芳的当地记者感叹，张国芳精明但不失厚道，要不，他做不到这么大；讲义气，重感情，是他为人处事的优点，这样他这个外乡人才在西部有这么深的人脉。只不过作为商人一沾上官场就难免要惹“是非”，何况他是“首富”！——“人怕出名猪怕壮”呢！有位记者证实，前不久，他采访张国芳时，张接到一个北京朋友的电话。听完电话后，他神色焦躁——网络上仍在四处流传他拥有一个小本本，上面记满了他多年来同甘肃各级官员钱物往来记录。张国芳一脸无奈地扔过一个已经残破的蓝皮小通讯录给他，“你看，这就是大家谣传的行贿本子。”这位记者打开通讯录，上面写满了国芳百盛员工的电话号码，首页还赫然写着几个粗黑大字：“思干思进，超常规发展。”

　　张国芳的“首富”并非

　　全凭行贿炼成的

　　和其他第一代浙商崛起没什么两样，张国芳这个“首富”也是“草根富豪”，他是从一个木匠一步步做大，才有了今天的“财富”。

　　张国芳1954年出生于浙江省钱塘江边的东阳市虎鹿镇，父亲是小学教师，母亲务农，家有5兄妹，他是老大。在他3岁那年，因父亲在学校里多说了几句话，被打成了右派，由此，张国芳的少年是在同学们轻视的眼光中成长度过的。小学毕业，张国芳虽然学习成绩优秀，因为是右派的儿子，他的学习权利被夺。从学校回来，他只有12岁，作为家里的老大，他不得不帮助母亲到地里去干活。在贫脊的土地上，他和母亲累死累活都换不来一家人的肚子饱。于是，他开始在“手艺”上寻找出路，他拜村里一位木匠为师，苦学4年，终于学会了打各种家具。但是，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那个年代，一个农民离开土地，干点木工活挣钱，就会被视为异端。于是，选准了“木匠活”的张国芳，决定远走他乡。

　　那一年他只有21岁，到哪里去呢？甘肃定西他有个亲戚在当地电力部门供职，他就去了，至于那个地方好不好，他是没有选择的。

　　真没有想到，定西比他的家乡还苦，素有“苦甲天下”之称。在明、清时，这里是流放犯人和逃兵的地方，解放以来一直是国家级贫困县，70年代，这里仍然是沟壑纵横，满目荒山，农民们住的是破土房，一户人家全部家庭财产折合成人民币不足百元。而且严重缺水，迄今在会宁仍可以看到水论桶卖的情景，在农村，人们则以窖水为生。初到定西，人生地不熟，他租了一间10平方米的房子，作为宿舍和工作场地。然后走村串乡，或者上门修桌椅，或者把活接回来制作。虽然每天累得直不起腰，收入也不高，然而，他有个信念：要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生存下去，就得把一件件活做好，做精，做得别人记得从浙江来的木匠张国芳。

　　凭浙江人特有的精细、灵巧和勤奋，张国芳活多，不减料；活少，不偷工，很快博得了当地人的欢迎。他被请到东家，送到西家，进到哪一家，哪一家就像来了一位重要的亲戚，总是被盛情款待。

　　他把南方的新潮款式，融进西部朴素的民俗之中。张国芳开始有名了，谁家建房贺岁、娶嫁庆寿等喜庆之事，有张国芳给打造的一件家具，都感到是件非常称心的事。直到现在，定西人还把张国芳的家具作为一件珍宝向人们炫耀“这家具是张国芳打的，时间越久价值越高，现在的家具，不如以前，质量差，材料假。唉，还是张木匠那年头打的家具好。”

　　张国芳打家具在定西出名了，这一出名不打紧，上门要求打家具的客户接踵而来，再不用他“走乡串村”了，送上门来的活都做不完。于是，他开始扩大再生产，将自己的10平方米向两旁扩大到100多平方米。业务从打桌椅柜发展到打沙发椅和席梦思床。把妻子也请到了定西，当后勤部长兼缝补师。

　　1984年，他凭自己的实力和妻子一起承包了定西城关一家濒临倒闭的油漆厂，然后又创办“定西杭州沙发厂”。产品不仅在定西销售，而且还销到了省城兰州。邓小平南巡后，张国芳又以一个民营企业家的身份，第一个进驻定西工业开发区，征地15亩，将自己十多年积累的血汗钱300万元全部投进去，建起了“定西杭州家具有限公司”，将自己生产的床垫，取名叫“西湖牌”，然后大规模地向兰州进军，在兰州东方红广场办起了“国际家具城”。

　　当时的兰州有很多从大城市运来的床垫品牌，对来自小县城定西的产品不屑一顾。于是，张国芳采取“精品战略”，将自己的床垫用细而密的弹簧做成，这比别人用粗而稀的弹簧做成的床垫成本高得多，但使用寿命却是粗弹簧的几倍。为了显示“西湖牌”床垫的产品质量，张国芳在东方红广场展销自己的床垫时，叫来4台12吨级的轧路机依次从铺在广场的10张“西湖”床垫上碾压过去。然后，他又在电视上将这组“碾压镜头”反复播放，使兰州人都知道“西湖”床垫货真价实。由此，“西湖”床垫，不仅赚回兰州高档床垫60%的市场份额，而且同年还荣膺马来西亚国际金奖。1994年，“西湖”产品的年销售额已达到2000多万元，张国芳的企业也成为地区最大的民营企业。上世纪90年代末，张国芳在广场另一头的兰州体育馆租用整整一层场地开设精品家具城，继续销售“西湖”床垫。可以说张国芳的第一个1000万就是在这里赚到的。那时，省委书记到定西工业开发区去看他的“定西杭州家具有限公司”，他竟然没有时间回公司恭候省里的最高领导人，而在兰州忙他的产品销售。

　　在体育馆经营精品家具城期间，每天晚上，张国芳与妻子都会在广场四周闲逛，那时脚下的这片地还是一堆杂乱破旧的民房，一下雨就变成了泥泞、坑洼，有几家经营百货的小商店，但并不景气。虽然如此，但张国芳夫妇的直觉感到这是块经营商场的“宝地”，就是这个“直觉”使张国芳从“定西第一大”成为“兰州第一大”。

　　由于兰州处于中国几何版图的中心，从 1993年开始，这里每年举办一次投资贸易洽谈会，人们称为“兰交会”或“兰洽会”。举办这个会是一年一个场馆，给主办者和客商都带来了许多不便和尴尬。于是建设“兰洽会”永久性场馆被列为有关部门的重要议程。在西湖产品占领市场的同时，张国芳的战略眼光也注意到了这里。经过两年多的考察论证，1996年秋，张国芳向甘肃省有关部门递交了“建设兰州东西部合作广场”的可行性报告。政府的设想与张国芳的报告一拍即合，他的胆识和为甘肃争做贡献的愿望，得到了政府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甘肃省和兰州市两级政府很快作出决策，批准了张国芳的报告。

　　1998年5月26日，兰州国际博览中心一期工程破土动工，200天之后，这座投巨资，有大小100多个单位参加与建设、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米的工程，在张国芳的报告的有效组织协调下，提前封顶。’99兰洽会如期启用了这个永久性场馆。

　　他然后又选择了马来西亚中国百盛集团入驻兰州国际博览中心，组建了兰州国芳百盛购物广场有限责任公司。国芳百盛购物广场面对兰州林立的商家，占据市中心黄金地段优势，瞄准百货业结构不合理等关键环节，巧借‘99兰洽会主会场的东风，启动“量贩”和“低价位”战略，带动了人气，促动了市场。国芳百盛购物广场以每天50万人次的客流，创下了甘肃日销售额500多万元的百货商厦最高纪录。

　　使张国芳成为首富的是年销售额达10亿元的“国芳百盛购物广场”，使人们怀疑张国芳与政府有“权钱交易”的也是“国芳百盛购物广场”，因为国芳百盛购物广场不仅是甘肃首富的标志，也是兰州这座城市的标志。而且这座标志性建筑就坐落在兰州市东方红广场的一端，这里曾经被人称为是兰州的“天安门广场”，甘肃省、兰州市举行盛大活动，数万名群众就在这里集会，主席台就在广场的一侧。国芳百盛的一位高层告诉记者：“那时，这里只是兰州的政治文化中心，国芳百盛购物广场的所在地是一片贫民窟，没有一点商业氛围，很多商人都不看好这里。自从1998年，国芳百盛购物广场(1-5层)、国际博览中心(6-9层)在广场升起之后，这里就成了一个商业中心，很快地皮增值了，人流量加大了，来这里购物休闲的人络绎不绝。于是，兰州的两大黄金地带——西关十字、南关十字开始向东方红广场转移，东方红广场一下子成为兰州黄金地带中的黄金地带。”

　　记者眼前的东方红广场已是一座公园，喷泉、草坪、松柏点缀其间，广场上空时而飞动着白色的鸽群，身着灰色制服的保安在广场走来走去。广场周围的楼群布满了各种商业广告，广告之下是各种各样的商店、酒楼。正中是巍峨屹立的国芳百盛购物广场，高9层，后面是45层耸立在蓝天之下尚在建筑中的国芳国际大酒店，已经封顶。这真是一块难得的商业宝地。正因为这是一块宝地，国芳百盛又是这块宝地上的明珠，因此各种猜想频频出笼——张国芳凭借与当地政府官员特殊关系，几乎零成本取得了土地，然后又借1个亿的政府财政拨款，盖起了博览中心。

　　按照当时合同，博览中心一至五层，由国芳百盛负责建造。政府拨款建造六至九层，平时交由国芳百盛打理，兰洽会时清场。《商界名家》记者获得的一份《兰州国际博览中心前期费用统计表》则显示，光是为博览中心前期工程费、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等，张国芳就支付了9500多万元费用。这个价格，按照1998年前后兰州房地产市场开发水平衡量，应不算低。

　　国芳百盛的高层在接受《商界名家》记者采访时也坦承：“当时为尽早建成博览中心，接受了1个亿的财政拨款，在国芳百盛和政府间各自产权和权益认定上，确实有考虑不周的地方。当时为尽快办好一年一度的兰洽会，一切事情均是从快从简。”

　　《商界名家》记者手中一份资料显示，兰洽会定在博览中心召开后，经贸合作的影响力和签约金额确有不小提升。根据兰洽会组委会的统计数据，今年7月9日，第十三届兰洽会签订重大项目合同就有41个，签约总额55.44亿元，其中拟引资51.35亿元。而2004年的签约总额是48.73亿元，拟引资51.35亿元。与此同时，考虑到兰洽会时的清场要求，国芳百盛一直均未系统开发利用博览中心七层以上的空间。国芳百盛的高层表示其公司前后为博览中心项目建设总共投入的资金不下2亿元，并没有从政府的财政投入中占到什么便宜。开发兰州曦华源，因曦华源每年有2000多万元的盈利情况，由此也引起人们的猜疑。

　　“开发曦华源，我们是冒了很大风险的。” 国芳百盛副总经理张庆华对记者讲：“当初收购兰州第一毛纺厂的土地时，我们花了2个亿的资金一下子投入到一个位置较偏，周边尚未开发的地块上。这主要是听了政府有关领导希望国芳百盛能参与竞标的建议。2002年年底，我们便放弃手中稳可拿下的其它地段的90亩优质地皮，拿下了一毛厂，还附带解决了6000多名下岗职工。当时谁都可以参与竞标，只不过我们的报价最高，中标了。这不能说是政府官员给了我们好处。张国芳是送过礼，但绝对没有权钱交易，大多出于友谊而采取的礼尚往来。比如有些领导为我们集团出过点子，搞过策划，我们出于感激，请领导吃餐饭，送点礼品，这是人之常情，是很正常的事。送礼金额决没有报纸上说的那么多。在我们的张董被抓之后，我们心里是有底的，他不会有大的问题，我们该做什么事还是做什么事，不会因为这件事影响了国芳百盛的效益。因此在张董离开企业的日子里，公司效益不但没有下降，而且还增长了5%。”

　　国芳百盛集团在“国芳百盛购物中心”的9楼办公，爬上9楼，有一条通往公司办公场地的过道(兼会客室)，每个员工从这里走过都能看到过道的墙上挂着两幅醒目的语录，一幅是： “明天的我们将——弱者等待机会，强者把握机会，智者制造机会。”另一幅是：“积极面对激情的今天——别人看不到的，你看到了；别人想不到的，你想到了；别人不愿做的，你做了；别人做不到的，你做到了；别人会做的，你比他做得更好。成功就这么简单。”

　　在国芳百盛办公室里，一位副总经理告诉记者：“我们集团引进的是新加坡百盛集团的管理模式，高层管理人员是由家族和外聘人员组成，如总经理和财务总监是从外面聘来的专家，分管市场、行政、物流的是张董的亲戚。大家同心协力，严格按制度办事，这是我们成功的主要原因。”

　　西部浙商为“问题首富”鸣冤

　　张国芳被“协助调查”之后，不少浙商认为，这种事如果发生在东部沿海地区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企业求发展，与政府官员搞好关系，互相沟通，进行必要的礼尚往来，这是很正常的事。另外，浙江人出手大，有时朋友的小孩过生日都是3万、5万地送。如果在甘肃如此大手大脚，又会有多少企业家要被涉嫌行贿之罪？再说企业成功了给有关支持过企业的政府官员送点礼品也是很正常的，这是一种潜规则，几乎每个企业都这么在做，如果甘肃对企业家都这么在做的“潜规则”进行追究，那谁还敢到甘肃投资？“张国芳事件”使甘肃的浙商感到突然，感到不解，感到惊恐——兰州黄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贾仲瑚等多名兰州地产界人士，已私下调整投资计划，其活动也多在内蒙古一带进行。温州商人林贤友更是早早远赴加拿大，其在兰州知名的商业地产项目——东部品牌服饰广场，也已变卖套现。

　　据有关部门统计，甘肃的浙江籍人口约20余万人，其中经营户有7万多，企业有3000余家，年销售金额达160亿元，上缴利税近10亿元，解决再就业人数25万人以上。在甘肃民营经济中，浙江企业的比例占非公有制经济的55%以上。2000年浙江省委书记来西部考察，得知西部浙商有百万之众，于是，建议成立甘肃企业联合会，作为东西部经济建设的桥梁。2001年8月7日，甘肃省浙商企业联合会正式成立。张国芳被推选为会长，不到三年的时间会员达到12万，理事成员达1000多家。

　　在兰州一家宾馆里，《商界名家》记者约见了甘肃省浙商企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吕长虹。在谈起他们的会长张国芳被“协助调查”的情景，他至今仍感痛心。他说：“我们会长被抓的消息，我是第三天才知道的。那天，我们正好组织浙商西部财团考察兰州南山改造的旅游项目。这个项目是由张国芳牵头的，那天他却没有来。西部财团的成员都感到吃惊，为什么牵头的人不来呢？西部财团有好几家都是浙江的大企业，如横店集团、中天集团、广厦集团等。后来听说张国芳因涉嫌行贿被抓了，在场的人感到一阵震惊。这一次考察因为张国芳被抓而不欢而散。”

　　吕长虹还告诉记者：“自从2004年5月15日，张国芳被中纪委的人以‘协助调查’名义带走后，在甘肃的浙商几乎再没有在甘肃投资了。但因传言使企业陷入困境的国芳百盛仍还清了1.6亿元银行贷款。国芳百盛旗下公司在兰州当地银行贷款余额合计2亿元，集团负债率低于25%。尽管国芳百盛集团地产生意受传言打击不轻，但现金流还是相当健康的。”

　　在吕副会长的眼中，张国芳是一个“什么爱好也没有，只知道工作”的企业家。他至今仍保持着做木匠时的简朴生活，穿着普通随便，住着一套130多平方米的“按揭贷款”房，也没有装修。客厅里有台很旧的电视机，朋友们劝他换一台背投电视，张国芳说，电视机要那么好干什么，只要能看就行。他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中午、晚上坚持在职工食堂吃5块钱的盒饭。如果工作到深夜肚子饿了，就吃一碗盖浇饭(开水泡饭)。这次被有关部门释放后，饭量有所减少，失眠比以前更严重，不吃安眠药简直睡不着。在难眠之夜，唯一能给他带来安慰的是他的两个孩子，老大是女儿，今年26岁，曾经以优异成绩考上兰州大学，攻读法律专业，毕业后又在英国巴士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从英国获得硕士学位回来，就进入沃尔玛(中国)总部市场开发部工作。父亲出事后，女儿回到国芳百盛参与管理，同时还兼深圳一家公司的管理工作，有传言说她可能要接父亲的班。张国芳的儿子今年24岁，曾经以浙江理科第16名考上复旦大学金融管理系(本科)，毕业后又在美国攻读金融工程专业，这个专业研究的对象是金融产品的延伸开发。据说这个专业国内只有清华大学才有。这一儿一女是张国芳最值得骄傲的，因为在儿女身上能看到他在商场上靠自身力量拼搏的影子还有性格上那种坚忍不拔的遗传基因表现得特别突出。

　　在兰州采访，《商界名家》记者经常听到“开门迎客，关门打狗”这样一句话，其意思是指地方政府“重招商引资，轻安商、亲商”，因此，不少人怀疑张国芳因害怕“关门拔毛”而将兰州赚的钱拿到浙江去投资。

　　“其实并不是这样，” 吕长虹说：“张国芳自从21岁来到甘肃定西后，一直把甘肃当成自己的第二个故乡。他的企业都在甘肃，如兰州最大的商场——国芳百盛购物中心，西部首屈一指的健康生态园——国芳国际·曦华源， 投资一个亿建成的白银市最大的商业广场——白银世贸中心，还有定西最大的家具企业——定西杭州家具有限公司。这四大企业不知流下了他多少心血和汗水。用张国芳的话说，我在甘肃已有30多年，对这块土地的感情已经远远超过这次风波。他今年3月份被释放后，就一直在建构他的五年西部商业大规划。他一面考察青海、宁夏、内蒙古等多个地方，一面到浙江去融资，作为甘肃浙江企业联合会会长，他要带领10万浙商以兰州为核心，向周边省市辐射，形成西部浙商圈。尽管受到各种传言影响，矗立在‘国芳百盛购物广场’后面高45层的国芳国际酒店延迟了封顶，但国芳百盛集团一直在与嘉里集团、洲际集团旗下香格里拉、洲际酒店等知名酒店品牌洽谈合作事宜。目前，香格里拉已经强烈表示考虑进驻。这个酒店将成为甘肃 唯一的‘五星级’。与此同时，他的国芳百盛白银世贸中心已经开业，曦华源四期马上动工，五期明年开工……”在吕会长给记者的一份资料上，有这样的记载：国芳百盛工贸集团——1998年向长江流域重灾区捐款40万元；2000年向甘肃榆中连搭乡小学捐款10万元；2000年向甘肃玛曲县春蕾女童班捐款12万元；2000年向浙江东阳锦溪村委员会建桥修路捐款120万元；2000年向浙江东阳市虎鹿镇中学捐款20万元，2001年向甘肃康乐县何家庄捐建桥款6万元；2001年、2002年先后向甘肃儿童基金会捐款1.7万余元；2002年3月为甘肃省、市街道爱心助残活动共捐款2.8万余元，并在公司二楼总服务台建立爱心助残捐款箱，向社会等集捐款；2003年5月国芳百盛工贸集团为抗击“非典”捐赠了15万元的物资、14万元的现金；2003年10月，向甘肃省乐一山丹地震灾区捐款捐物共计50万元；截至目前，集团累计向社会捐款达500余万元……

　　据《商界名家》记者了解，张国芳“能够”被“释放”出来与浙商会的“鸣冤”不无关系。他们并不讳言张国芳涉嫌行贿，但在风口浪尖发展企业，在潜规则网罗的现实经商环境中，企业家犯错误难以避免，其中的无奈不是外人可以想象的；张国芳请客送礼并非“寻租”，且功大于过，过激处理张国芳或许可以迎合被误导的民意，但必会挫伤浙商在甘肃的投资热情，“张国芳事件”的影响远远超出单个事件本身。

　　被“释放”出来的张国芳确实为传言生过一段时间的“闷气”，但他很快就恢复过来了。所谓谣言止于智者，他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社会的谅解。现在的他比以前更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