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的贡献被低估了

　　本报记者 张东生

　　实习记者 王世玲

　　广州、北京报道

　　这是一个告别的日子。4月24日22时38分，一代学人费孝通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在费孝通晚年倾注心血重建并任教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已经搭起了一个灵堂，从4月26日开始设置灵堂三天。当记者赶到北大社会学系所在的法学楼二楼时，正好遇到了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回忆起以前和费孝通工作的日子，夏教授说，费老是一个十分谦虚、谦和、谨慎的人。

　　北大社会学系主任马戎在电话里向记者透露，近期北大将联合南开大学，一起召开一个有关费孝通学术贡献的研讨会。

　　以学术为业

　　在《七十年学术生涯回眸》一文中，费孝通这样回忆：燕大吴文藻老师从美国芝加哥大学请来了派克教授，从英国伦敦大学请来了布朗教授，让社会学与人类学打成一片。那时我只有20多岁，学会了实地调查，像人类学者那样去看人的生活，学习人们的生活是社会学的具体的内容。

　　但在中国学术界，费孝通的影响力更多是以一本《乡土中国》来获得的。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以散文体的形式，全面描述了中国乡村社会格局。一些名词，如熟人社会、横暴权力、同意权力、长老权力、差序格局、社会继替、社会变迁成为后来几代学人研究农村、认识中国的基点。

　　如果说《乡土中国》对中国学术的影响还是更多思想和方法论层面的话，对中国社会学界而言，费孝通可以用“居功至伟”来形容了。社会学曾经在1952年至1979年长达27年的时间里被取消了。1979年，费孝通担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受命重建社会学。回忆这一段经历，费孝通曾经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我已70岁了。中央委托胡乔木同志来找我重建社会学。我想这意外拾回来的生命，破釜成舟，能再活上十年，争取再做点事吧。”没想到这一做就是20多年，中国的社会学也开始枝繁叶茂。

　　以政治为业

　　在青年学者、清华大学法学院教师赵晓力看来，费孝通真正实现了“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的最佳结合。

　　热心参政报国，是费孝通那一代学人的普遍意愿。从解放前，费孝通就积极参与爱国民主运动，1945年，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在西南联大著名的四教授六千余人“反内战讲演”中，费孝通上台后，枪声响了。但他没有退缩，而是发出呼声：“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

　　新中国成立以后，费孝通也积极参政议政，也因此在反右、“文革”等运动中备受冲击。尽管如此，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始，年届70岁的费孝通还是迎来了第二春，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国家建设中去。1983年，费孝通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1987年，费孝通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主席，1988年担任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于1993年再次当选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永远的遗产

　　早在1994年，学者甘阳就在其《〈江村经济〉再认识》中指出，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燕京社会学派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形成史上的地位，应该给予更充分的评价。他们事实上已经开创了中国社会研究及社会科学本土化发展的一个传统、一个方向。因此有必要问，燕京社会学派的努力是否同时也已包含着对“社会科学”基本品格的一种独特理解？

　　赵晓力也赞同甘阳的看法，他认为“费孝通的贡献被低估了”。在他看来，对费孝通的认识，应该放到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的构建，和一代中国人为了实现现代化所进行的探索这一背景下来考察，才能够真正理解。

　　甘阳认为，《江村经济》所初步提出来的乡土工业重建问题，看上去非常不符合时代潮流，但它所涉及的其实却正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核心问题，即：一、现代工业的发展是否只能是一种高度集中化的大生产方式，或今日所谓“福特生产方式”，还是同时存在着一条分散化工业发展的道路？二、社会政治的现代转型是否只能采取这种或那种自上而下的方式，还是同时存在着一条从社会最底基自下而上的社会重组道路？

　　终其一生，费孝通都在这两个问题上进行探索。他对乡土中国的研究，对小城镇建设的推动，甚至一次又一次地返回江村调查，从根本上而言，都是为了探索一条中国工业化的路径。在这一点上，60多年前马林诺夫斯基在给《江村经济》写的序言里面或许更能理解这个弟子的苦心：“费博士是中国的一个年轻爱国者，他不仅充分感觉到中国目前的悲剧，而且还注意到更大的问题：他的伟大祖国，进退维谷，是西方化还是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