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的幸福时光

　　费孝通先生驾鹤西归，本报特刊发张冠生先生的文章，追忆费先生生命中不可多得的那一段幸福时光。——编者

　　◎张冠生

　　费孝通说：他和王同惠“两人相识时似乎并没有存心结下夫妻关系，打算白头偕老， 也没有那种像小说电影里常见的浪漫镜头。事后追忆，硬要找个特点，也许可说是自始至终似乎有条看不见的线牵着，这条线是一种求知上的共同追求。……牵住我们的那条线似乎比乡间新郎拉着新娘走向洞房的红绸更结实……”

　　身在清华，费孝通却流连在燕京大学，那里有他的女同学王同惠

　　费孝通在晚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清华大学研究院的这两年学习生活，是他一生当中难得的最平静最恬适的生活。两年当中，他“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关注是骷髅”，专注于体质人类学的堂奥。

　　那时，体质人类学是冷门学科，“清华园里知道的人不多，史氏(俄国学者Shirokogorov，费孝通的老师)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学者，知道的人更少。他不但在清华里不知名，甚至全国全世界在当时知道他而能理解他的人也是很少的”。这样一个老师，加上费孝通是清华园里惟一一个跟他专修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生，“一师一徒”的圈子很小，孤寂之状不难想见。

　　对于热情、乐群的费孝通，孤寂能带来平静，却不足以造成恬适。使他感到恬适的，除了理想的学习条件外，还应该包括他在这个时期特有的无风无雨、单纯温馨的社会生活。当时，他的学籍虽从燕京改到了清华，社会关系却没有多大改变，社会生活还留在与清华园一箭之遥的未名湖畔。尤其是在燕京大学的最后一年结识的女同学王同惠，更是牵惹他时常流连未名湖畔的一个人物。

　　王同惠是河北省肥乡县人，1912年出生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曾任省议员和县长，母亲在她幼年就已去世。王同惠由外祖母抚养大，就读于北京笃志女中，毕业后于1932年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也在吴文藻门下求学。费孝通与她同系读书，相隔两班，同学了一年，结下了缘分。

　　费孝通送的一本讲人口问题的书打动了王同惠的芳心

　　燕京的校园里，同一个系的男女同学在不少场合有许多接触机会，相互往来是寻常事。费孝通和王同惠相识之初也只是普通的同学关系，并非一见钟情式的男女相悦。直到费孝通考入清华，也还没有浪漫的故事或情意。事实上，维系着他们继续交往的，也是一种求知治学的共同追求。

　　1933年圣诞节前，在一次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聚会上，费孝通和王同惠有一场关于人口问题的争论。费孝通希望能说服王同惠，就借当时燕京通行过节送礼的机会，在圣诞节送给王同惠一本讲人口问题的书作为礼物。没想到这件礼物打动了王同惠的芳心，她觉得费孝通这个人不平常，两人从此开频繁的交往。

　　当时，费孝通刚完成对一本英文著述《社会变迁》的翻译，这是他翻译的第一本社会学著作。王同惠则正在翻译一本法文著述《甘肃土人的婚姻》。这个巧合进一步密切了他们的往来。王同惠把费孝通的译稿要去阅读，费孝通建议她到图书馆借得原版书，边阅边校，日后作为两人的合译本出版。王同惠欣然同意，并提出了一个“对等原则”，要费孝通也像她一样，将她的译稿和《甘肃土人的婚姻》的原文一起阅校，将来也作为合译本出版。那个时候，费孝通的法文刚入门不久，进步较慢，正为研究生毕业时要考试第二外语而发愁，刚好碰上这件事，既可享受两人合作译书的愉快，又是学第二外语的好机会，何乐不为？

　　费孝通回忆这段“平静恬适”的生活时，笔端流露着深情与快意：

　　1934年至1935年，在她发现我“不平常”之后，也就是我们两人从各不相让、不怕争论的同学关系，逐步进入了穿梭往来、红门立雪、认同知已、合作翻译的亲密关系。穿梭往来和红门立雪是指我每逢休闲时刻，老是骑车到未名湖畔姊妹楼南的女生宿舍去找她相叙，即使在下雪天也愿意在女生宿舍的红色门前不觉得寒冷地等候她。她每逢假日就带了作业来清华园我的工作室里和我作伴。这时候我独占着清华生物楼二楼东边的实验室作为我个人的工作室，特别幽静，可供我们边工作边谈笑。有时一起去清华附近的圆明园废墟和颐和园遨游。回想起来，这确是我一生中难得的一段心情最平服，工作最舒畅，生活最优裕，学业最有劲的时期。

　　据《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卷下册记载，“生物学馆，位于园西河旁，碧瓦红墙……馆高四层，占地二亩有二……研究室及储藏室，多在第三、四层，实验室及讲堂，多在第二层。每一实验室，足够二十余人同时实验之用”。如此规模的一个实验室，平时费孝通一个人工作，王同惠来时两人作伴，有学业上的研讨切磋，有两情间的欣赏思慕，有追求上的志同道合，有费孝通的机智幽默和王同惠的聪颖爽朗，加上窗外“有乔木，有流水，有芳草，有弦歌，校园广阔，水木清华”的求学环境，“平静”与“恬适”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情景与心境了。

　　费孝通不仅欣赏王同惠的才华和学识，而且知道她心底更深一层与自己相通的梦想

　　费孝通和王同惠如同一对比翼鸟，快乐地来往于清华和燕园。昨天是水木清华的闭门清谈，今天是未名湖畔的“红门立雪”，如此求学，岂不快哉！快慰之余，还可以一去拜望恩师吴文藻和师母谢冰心，更是快上加快。

　　吴文藻可谓是一个有“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运气的老师。在他先后把李安宅送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研究院、把杨庆送到美国密执安大学社会学系、把林耀华送到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把费孝通送到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的前后，王同惠又带着一个知识女性的抱负、灵气与勤奋出现在他的面前。从吴文藻下面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对王同惠的赏识与喜爱：

　　我得识王同惠女士，是在民国二十三年秋季，我的“文化人类学”的班里。二十四春她又上了我的“家族制度”班。从她在班里所写的报告和论文，以及课外和我的谈话里，我发现她是一个肯用思想，而且是对于学问发生了真正兴趣的青年。等到我们接触多了以后，我更发现她不但思想超越，为学勤奋，而且在语言上又有绝对的天才，她在我的班里曾译过许让神父(LaP.LSchram)所著的《甘肃土人的婚姻》一书(译稿在蜜月中完成)；那时她的法文还不过有三年程度，这成绩真是可以使人惊异。

　　作为老师的吴文藻，自然会更多地看到学生的成绩和潜力。作为知己和恋人的费孝通，则不仅欣赏王同惠的才华和学识，而且知道她心底更深一层与自己相通的梦想。

　　同费孝通一样，王同惠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既有一般的求知愿望，也有更“超越”一些的想法。在合作翻译《甘肃土人的婚姻》时，她曾问费孝通：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自己写这样的书？这一突兀发问，是王同惠心底梦想的天机乍现，也是吴文藻“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在她思想上的共鸣。为此，她和费孝通经常在一起讨论，并逐渐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想法。他们认为，既然自己已经受到了相当的社会学理论的训练，就应当把这套训练运用到实际中去，对真实的社会生活有切实的了解，为要认识中国社会的人贡献一些材料，为研究社会的人提供一个观点。

　　对于当时的社会现象，费孝通和王同惠确已初步具有了作为社会学者应有的科学眼光和冷静思考。

　　为了两人同去广西实地调查，他们结了婚

　　在费孝通即将走出清华园的时候，他的老师吴文藻促成了一次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社会调查活动，这就是广西特种民族实地调查。当时，广西省政府设立了研究特种民族(苗、瑶、侗、壮等)的课题，需要合适人选，费孝通正好需要出国前到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吴文藻设法接通了广西省当局，国民党桂系首脑李宗仁同意费孝通到大瑶山进行实地调查。费孝通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同惠、王同惠“高兴得跳了起来……她情不自禁地认为这是一个实现她梦想的好机会”。当即表示要和费孝通一同去瑶山做调查。费孝通当然希望这样，两个人一起去做调查，比他一人去要好得多。在社会学调查中，有些男性不容易调查到的情况，女性出面就非常方便，这对作好调查十分有利。

　　他们把一同前往瑶山的愿望告诉了吴文藻和Shirokogorov，两位老师都赞同和支持他们的想法。但是，如果以同学身份一道上路，社会上能否认可，一路上是否方便，有哪些难以克服的困难……两位老师还都有点疑虑。

　　面对这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费孝通和王同惠不谋而合地想到了同一个办法：结婚。如果结了婚再一起上路，就不会和社会习俗相抵触了。王同惠当时已经完成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三年级的学业，可以保留学籍，先去调查，待调查结束后再回学校续修四年级学业。

　　费孝通说：他和王同惠“两人相识时似乎并没有存心结下夫妻关系，打算白头偕老，也没有那种像小说电影里常有的浪漫镜头。事后追忆，硬要找个特点，也许可说是自始至终似乎有条看不见的线牵着，这条线是一种求知上的共同追求。……牵住我们的那条线似乎比乡间新郎拉着新娘走向洞房的红绸更结实……”

　　师生之缘、夫妻之缘都由燕京大学临湖轩作了见证

　　1935年的暑假一开始，费孝通和王同惠的婚礼在燕京大学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举行。

　　临湖轩是时任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住宅，庭中玉兰，门前修竹，十分雅静。据《燕大文史资料》第6辑(1992年)记载，轩名是谢冰心早年为之所起；匾额上的字迹乃胡适手笔(第224页)，司徒雷登常将住宅借作校友或教职员的结婚大喜之所(第294页)。费孝通的恩师吴文藻和谢冰心的婚礼就是1929年的夏天在临湖轩举行的。6年以后，吴文藻十分喜爱的学生费孝通和王同惠又在这里举行婚礼。师生之缘、夫妻之缘都由临湖轩作了见证。

　　得知这个消息，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特意从家乡赶到北平，参与主持弟弟的婚礼。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为他们做证婚人。Shirokogorov则在根据自己丰富的田野工作经验，仔细地为这对新婚夫妻准备上路须带的器具。他为费孝通和王同惠装备了全套的人体测量仪器，专门从德国订购了一套高品质的照相机，又特地为他们各自定制了一双长筒皮靴，用以防止西南山区一种专门叮人下腿吸血的蚂蟥的侵害。

　　两年多以前，费孝通在临湖轩的欢笑声中惜别Park老师，送他踏上返国之途。如今，他和王同惠在欢笑声中惜别师友，将要踏上Park老师启发之下的实地观察研究社区生活的漫漫旅途了。费孝通将因此而实现一生社区研究实地调查的破题，王同惠将因此而成为“现在中国作民族考查研究的第一个女子”。吴文藻记述道：

　　她和费孝通由志同道合抽学，进而结为终身同工的伴侣。我们都为他们欢喜，以为这种婚姻，最理想，最美满。他们在蜜月中便应广西省政府的特约出发去研究“特种民族”。行前我们有过多次谈话，大家都是很热烈，很兴奋。我们都认为要充分了解中国，必须研究中国全部，包括许多非汉民族在内，如能从非汉民族的社会生活上，先下手研究，则回到汉族本部时，必可有较客观的观点，同时这种国内不同的社区类型的比较，于了解民族文化上有极大的用处，我们互相珍重勉励着便分手了。

　　谁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100多天，当费孝通和王同惠的瑶山调查正在艰难当中乐观地推进，当北平的师友们正在盼望他们圆满结束这次田野作业、顺利返回燕京校园的时候，他们经历了一场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