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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 蒋剑翔
费老(费孝通)是一个了不起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极具影响的大名人。费老的每一本论著，都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产，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研究。然而，近日读了某报副刊的一篇文章《不是诗人的诗人》，我却在高兴之余平添了一丝忧虑。高兴的是，过不了多久，就可以读到费老的诗作了。忧虑的是，费老原本自己都认为“我不是诗人，没有出版的必要”的
诗集，是否会受到读者的欢迎，又是否会有违先生的心愿呢？
绝不能说出版费老的诗集就附庸了某种风雅。但大凡一个人出了名之后，尤其是出了大名之后，各种著作——包括自己写的自己编的、自己写的别人编的、自己尚不清楚的别人搜集的、自己不愿意结集的别人偏要出版的等等等等一切“文集”、“文选”——都纷纷出笼了。内容嘛，可以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可以是小说、散文、诗歌，也可以是摄影、美术、书法，可以是严谨的理论巨著，也可以是零散的情书家书。总之，只要名人一生中说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哪怕片言只语，哪怕点滴墨迹，都要整理出来，都要拿出来出版，若不是这样，就仿佛不像个名人似的。即便这样，若是自费出版，自娱自乐，自然也并不便说什么。但若硬要扯上什么“重大价值”之类，就有些让人难以接受了。书出不出得，准确地说一些“闲书”出不出得，判断起来其实也不难，关键在于：您是不是万众瞩目的真正的名人？您的作品您自己满意吗？您认为值得出版吗？三个简单问题，能不能理直气壮回答，这就是试金石。
切不要以为一切有成就的人就必定一切都有成就，全能、全才的人是不存在的。过去中国的博士很少，一般人根本见不到，许多人就把博士想象成无事不晓、无事不知的天下奇人。现在博士多了，方知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博士仅仅是在某个学科领域博学而已，与其说其“博”倒还不如说其“专”呢。有成就的人也是这样，不可能样样都有成就，更不可能从娘肚子里一生下来就有成就。一个伟大的作家，未必上小学时的第一篇作文就写得如何了得，如果日后硬要把这篇作文捧为经典，那只能是后人的无知、学术的腐败和世风的堕落。“不怕先生骂，就怕后人笑”，苏洵都有的自知之明，作为名人，应该是有的。
其实，出不出书，出多少书，与一个人的成就并不完全成正比，与一个人的知名度也不完全成正比，大可不必把出书多少当作一种无休止的追求目标，更不必以出书多少来炫耀自己。周恩来一生作了多少报告，写了多少文章，他在世时，几乎没有出一本集子，但是，他不但赢得了全中国人民的尊敬，也同时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敬仰。袁隆平从事杂交水稻研究，风里来雨里去，一辈子都是在实验室和广袤的田野里度过，有报道说，他很少写书、写论文，但谁能否定，他就是名扬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呢！当然，话说回来，既有成就，又能写书，还能多出书，这自然更好。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像毛泽东、鲁迅、巴金，他们著作等身，字字玑珠，为人类文化宝库作出的重要贡献，是无与伦比的。因此说，在出书的问题上，也有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能出则出，有必要出则出，不能出则不出，没必要出则不出，绝不可勉强，更不可充数。韩少功最近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岁末扔书》，文中把书分为四种：一是可读之书，二是可翻之书，三是可备之书，最后一种，是可扔之书。现在的问题是，“可扔之书”不少。这是一种悲哀。
据《不》文介绍，费老“是一个文人气质很浓、平易随和、诙谐幽默的人”，在平日所思所感、触景生情和感事抒怀“笔下难尽胸中意”时，“便自然地化作了诗的语言而宣涌出来”。“先生说他不会作诗，其实是自谦。诗之物、情、意‘三境’，在他的诗作中已然有了风神与气度”，并“颇得乐府的风范”。他的“每一首诗的背后，都有一段令人难忘的故事”。应当说，这些评价是中肯的，适当的，也是低调的，无半点哗众取宠、拔高之意。就是无此评价，我个人认为，凭费老的声誉、费老的贡献、费老的文字造诣，莫说出一本诗集，就是出10本诗集，也是完全应该的，也完全不必耽心读者。但是，治学严谨的费老就是费老，终究和社会上许许多多这样那样的所谓“名人”们就是不一样，当别人呈上他的诗稿征询意见时，他却直截了当地说“我不是诗人，没有出版的必要”，自己否定了自己。费老其实心里明白，写诗终究不是他的专长，他不想也没必要附庸什么风雅。
尽管费老不情愿，但他的诗集肯定还是要出的，而且，连他“在行途中用各种纸片草就的”各种手迹，也一并收了进去。我想，这一定是一本好看的书。只可惜，费老在有生之年，想身体力行，带头抵制名人或打着名人幌子滥出书这个美好的愿望，恐怕就要落空了。真有点难为九十四岁高龄的费老了，舆论先行，“逼”他出书，我们总有些于心不忍。
《菜根谭》说：“一点不忍的念头，是生民生物之根芽；一段不为的气节，是撑天撑地之柱石。”有所不为，我们确实应该为费老喝彩。还是费老说得好啊，“荣辱任来去”！面对名人，尽管是赞，是誉，我们的心态也该平和一些。切记，可别因好心而难为了名人。
“我不是诗人！”请问，我们读懂费老了吗？
(附注：费老，费孝通老先生也，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一生论著甚丰，早期有《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等著述，曾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和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奖章。其所著的《江村经济》被公认为是我国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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