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费孝通：学界巨擘 驾鹤西归

　　中国社会学一代大家辞世，后辈追忆先生风采

　　记者　陈远　刘晋锋　张弘

　　编者按：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界泰斗费孝通先生因病已于24日深夜逝世(详见今日A叠报道)，本报记者昨日联系了费孝通先生的学生、好友，他们追忆了与费老交往中的往事。在 这些记忆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位学界大家的风范。

　　费老曾说过，他最大的幸福是看到自己的梦想实现，中国农民和农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出了力。下图选自画册《费孝通》，上图为费孝通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的留影。

　　王韧(东方卫视纪录片编导，曾跟随费孝通拍摄纪录片)：他的一生都在追寻他的姐姐

　　1994年，费老到苏南农村调查，有人知道我喜欢社会学，就介绍我跟随费老拍摄纪录片。在苏南的农村，我跟费老待了8天。费老当时是人大副委员长，到哪里都有很多人陪着。这让我觉得那次调查有些像领导视察，片子会拍成什么样，我心中一点底也没有。

　　在后来的三年中，我回想跟费老的那些日子，才发觉自己当时不了解费老，费老其实就在当地那些领导的陪同中，巧妙地摆脱干扰，关注着民生，关注着农村和农民。

　　我理解费老，是在和费老分开后的三年里理解的。我们在苏南农村的最后一天，费老去看他的姐姐费达生，我也跟着去了。后来我用了三年的时间追踪费达生，拍了一个记录片，名字就叫《费达生》。

　　费达生实际上是费老的引路人、养护人，而且是在费老人生的关键路口给了费老指导的人。

　　可以说，没有费达生的实践，就没有今天的费孝通所取得的成就。但是这个名字，今天知道的人已经很少了。费达生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在日本留学回国之后在中国推广蚕种，因为费达生，中国的丝绸水平才在上个世纪达到并超过了日本的水平，日本还因此曾经暗杀费达生。费老的《江村经济》的原型，就是费达生所作的事迹。我跟费老在费达生的家中看到费达生的一些事情。跟费老在费达生家分别后，费老回到北京，我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之后，我看到费老写他姐姐的文章《做人要做这样的人》，看完之后我哭了。在评价他的姐姐时，费老说：“一个人有抱负并不难，有了抱负并为之追求也不难。但是姐姐做这一切做得自然，不像我们做事时都要想一想，反思大于行动。”在听费老这些话的时候，我觉得我忽然理解了费老的追求，他的一生都在追寻他的姐姐，他的前面有一个路标。

　　晚年的费老提出“文化自觉”，我觉得就闪现着费达生的影子。费老为中国做出了太多的贡献。“小商品大市场”、“小城镇大问题”、“草根经济”，所有那些看似玄妙的理论在费老这种通俗却振聋发聩的理论面前都是要自惭形秽的。一下子，我觉得我忽然理解了费老的追求。

　　沈昌文(《读书》杂志前主编，著名出版人)：他说，年老的人应该操练思想

　　我初次耳闻费孝通其人是在上世纪50年代，可是那个时候他给我们的印象是消极的。因为社会学自从1957年以后就被取消了，而费孝通是社会学的带头人，我们这代人在当时都是一切跟党走的，不会因此崇敬他。

　　文革中期，我曾与他有过一次交往。当年据说是江青想读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所以组织了一批所谓的“黑帮”来翻译这本书，其中包括费孝通、谢冰心、吴文藻等人，他们用很短的时间就翻译了出来，在我供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像这种翻译的工作并不能真正地实现他们的价值，但他们还是做了，这在当时叫“废物利用”。80年代恢复工作之后我就把这本书拿来印刷出版了，一直到现在都还在重印。

　　从80年代开始，我和费孝通的交往越来越多。一则他与三联有渊源，在40年代后期他就曾经在三联出过书，二则因为我们都是江南人氏，感情上比较容易接近。

　　他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在80年代初期给《读书》写了很多非常有分量而富有感情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年我在郑州组织学术讲座，有两个老人最支持，一个是胡绳，一个就是费老。他平均每几个月都去一次，除了自己演讲之外，他还组织别人去郑州参加这个讲座。

　　费老离任之后，他找到我去谈，说他想办一个“思想操练俱乐部”，要我帮他联络一些老人。他说的时候很激动，激动得用英语跟我谈这个问题：人们只注意到了physi鄄calexercise(体能锻炼)，没有注意到更重要的mentalex鄄ercise(思想操练)，我们年老的人应该操练思想。这个思想操练俱乐部第一次举办活动是在华北大酒店，他喜欢去那儿，因为那儿有他喜欢的苏州菜，可是办了两三次之后就因为种种原因停了。

　　近年里，他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我是身不由己。”具体原因他没有详谈。

　　王铭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他特别喜欢与年轻学者聊天

　　我与费老在年龄上有50岁的差距，交往不算太多。我是1994年来到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他是名誉所长，因此我也算是他的学生。

　　我一直认为费老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在做事与做人方面，我受到了他的很多启发。他晚年强调文化三不朽，文化不朽与生命有限的反差，让我们对人生和文化的关系有很深入的思考。我们从事西学的人一般比较粗糙，而他却用平实的语言说出了我们不能企及的深度，另一方面，他对我们这些孙子辈的学者极其关注。他晚年曾经不断强调几件事，一个是学术补课，费老是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科学重建的关键人物，社会学、人类学在速成时遗漏了一些知识基础，他身体力行地表现怎么补课，带动了大家的这种热情。另一个是知识分子使命和文化自觉。他一直提倡，中国人要了解自己的文化和它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他强烈的文化使命感让我们深受鼓舞和启发。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费老特别喜欢与年轻学者聊天，他想了解我们。每当有年轻学者向他请教问题时，他总是显得特别兴奋。他晚年嗓子有一点问题，说话有点吃力，但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特别精神。

　　周宜兴(甘肃省政协副主席)：他不断地走，不断地调研

　　1983年，中央提出全国种草种树的倡议，甘肃作为干旱大省受到了关注。1984年起到2003年，费老先后到甘肃来考察研究11次，我负责接待了费老8次。期间，费老不顾年高走访了甘肃省的14个地市中的12个，尤其关注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他不断地走，不断地调研，然后站在人类学、社会学的高度上，对甘肃的发展提出了很多问题。

　　他在1984年就提出的那些问题，后来在甘肃的发展中都得到了证明。我觉得，那是费老一生“志在富民”理想的体现。

　　王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费孝通博士研究生)：他最大的幸福是看到梦想实现

　　我读费老的书很早，开始学的是历史，1988年9月在他的门下读研究生。费老对我最大的帮助是指导我写博士论文。我当时研究的问题是企业办社会，整个研究课题、研究方法全都是在费老的亲自指导下完成的。我根据他的要求去宝鸡一家企业做调查的时候，他给地方上的人写了一封信，让我在那里做厂办秘书。在三年时间里我去了四次那个工厂，在那里总共待了半年时间。

　　在这个期间，他从如何做调查、社会学的方法等方面手把手地教我。我的博士论文写完后，他从结构、段落语言等方面仔细进行了修改，改完的稿子密密麻麻都写满了，我到现在还留着。

　　我工作以后开始搞经济，主要研究小城镇建设与发展，在此过程中也得到了他的很多指导。他说过，他最大的幸福是看到自己的梦想实现了，中国农民和农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出了力。他一向提倡学以致用，反对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自己更是不遗余力地做到了这些。

　　李友梅(上海大学副校长、费孝通学生)：他是个非常和蔼的老人

　　我没在费老指导下拿过学位，我一直在问我自己，我到底有没有资格做他的学生。虽然他曾经做过国家领导人，但是在我的眼里他首先是一介书生、一代大师。他的一生，无论做什么，都立足于他“志在富民”的理想。1979年，我国的社会学开始恢复，1981年在南开大学举办了第一个社会学讲习班，就是在那个讲习班上我认识了费老，随后跟着他一起学习，一起到苏南地区做调查。

　　80年代中期，费老不断地把他的学生送到外面去，有一次费老访问法国时碰到一位法国教授，费老就向他推荐了我。当时费老告诉我们这些出去的人：学完之后要赶快回来，中国太需要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的知识。

　　我学成回国之后，正好赶上浦东开发，我被派到那去做调查，一方面了解浦东的情况，一方面也检验在西方学的东西。对于学生，费老交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学问，更多的时候，他是有心地指导我们去如何做人，如何服务社会。

　　在我们这些学生眼里，费老是个非常和蔼的老人，他热爱学生就像热爱他的生命一样。但是他又不是刻板的，他很民主，我们可以很自由地跟他讨论一些学术上的问题。费老的去世是国家和学术界的巨大损失，尤其是社会学这个学科的巨大损失。我跟他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曾说：“有好多事情都没有做完。”现在他走了，我非常难过，真后悔他晚年时我没有在他身边多写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