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泰斗驾鹤西去 乡土中国痛失世纪学人

　　新华网浙江频道(2005-04-26 10:02:47) 来源 钱江晚报

　　新华网浙江频道4月26日电 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费孝通同志，因病于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学者步履

　　从《江村经济》说起……

　　费孝通，1910年生于江苏吴江，早年师从社会学家吴文藻，俄裔人类学家史禄国。

　　1936年，费孝通负笈英伦，师从人类学泰斗马林诺夫斯基。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民的生活》以及后来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差序格局”理论使他在建国前就赢得了国际声誉。

　　然而1957年，费孝通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使其在反右派扩大化中成为全国闻名的大右派，从此沉寂了20年。

　　1979年，胡乔木找到费孝通，请他出面主持重建社会学的工作。

　　对于恢复社会学，很多人是有顾虑的。一位老社会学家的夫人听说自己的丈夫要去开会讨论重建社会学，竟然哭诉：“社会学害咱们家还少吗？”

　　1979年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费孝通任会长。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社会学研究所，还是费孝通领衔。

　　在当时思想尚未完全解放，局势尚不十分明朗的情况下，费孝通带头做的这些事情不由得让人感叹：这个老头子，胆子还真大！

　　1980年，费孝通联系他在美国的同学杨庆堃(匹兹堡大学)，举办了第一期社会学暑期讲习班。

　　紧接着，费孝通考虑在高校中设立社会学系。在遭遇了一些挫折后，他把目光投向离北京120公里外的南开大学。

　　费孝通一生论著甚丰，早期有《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等著述，曾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和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奖章。

　　其所著的《江村经济》被公认为是我国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学术地图

　　费孝通与南开社会学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本土社会学呈现蓬勃的朝气。中国是当时除了欧美之外最有生气的社会学群落。

　　然而到了1952年，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学一起被取消了。一大批社会学学者或者转行民族学，或者遁入图书馆做资料员。

　　那么，是谁重新点燃了中国社会学的星星之火？他，就是费孝通。

　　风云际会南开班

　　1980年费孝通应邀来南开大学讲学。刚落座，他就开宗明义地说：“我这次来一是看看老朋友，二是宣传社会学……”在他带动下，当时在座的滕维藻校长、郑天挺、王赣愚、吴廷?都觉得有必要建立社会学。

　　1980年教育部以高教一字第104号文件批准南开大学设立社会学专业，并批准南开大学从全国重点大学三年级学生中选拔学员举办社会学专业班。

　　最后，从18所重点高校中选拔了43名学员，其他学院和研究机构也派了一些人旁听。

　　专业班的师资非常强大。费孝通、王康通过海外关系聘请了彼特·布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林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伯格(联邦德国)、芭芭拉·贺萨(联邦德国)等外籍专家。

　　专业班的学员没有让费孝通失望。43个人里边走出了30多位社会学教授，10多位主任、院长。风云际会的南开社会学专业班也因此被人称为社会学界的“黄埔一期”。

　　倾力创办研究生班

　　专业班第二学期开学不久，费孝通就在思考专业班的出路。他认为，只学一年肯定是不够的。在权衡了各种方案后，他觉得还是办研究生班比较好。

　　1982年，研究生班开学。同年秋经学校批准，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成立。这是1953年以来内地重点高校中第一个社会学系。费孝通指导了4名研究生。

　　有一届因为后来有多位当年的同学不约而同地担任了国内各大社会学系的主任而被称为“主任班”。

　　人物回眸

　　费老92岁讲大课

　　2002年11月3日是北大社会学系组建20年，也是新中国社会学教学走过20年。作为社会学系的领衔教授，前一天刚刚度过92周岁的费老，向1000多名整整20届社会学系的新老学生讲大课。

　　“我是20岁开始学社会学的，一晃72年过去了。可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社会学是什么。”费老幽默谦逊的开场白，惹得全场笑声一片。其实，作为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老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致力于中国社会调查。他提出的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等十多项建议，被党和国家有关部门采纳。七十多年来，他把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使命，把实现“志在富民”的愿望作为一生的追求，把建设社会学科和培养人才作为一生的主要天职。

　　费老乐呵呵地说：“我70多岁时让搞社会学系，我说好吧，顶多能搞10年，到80来岁。没想到老天爷不想让我死，一下子让我搞到90多岁。”

　　费老的秘书张荣华说，这20年来，费老出了15本有关社会学的书籍，现在，他每天下午还从2点半写书至5点半，打算出第16本书。

　　“我今天来讲课的目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研究社会学没研究出什么名堂，现在要交班给你们青年人。我坚信中国年轻一代的社会学、人类学学者将会把这一事业继承下去，使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以一个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不知不觉中，费老这一课讲了40多分钟，一口水都没喝。

　　学术生涯

　　学术伴着“三级跳”

　　费孝通自己表示，要了解他作为学者的一生，不能离开一个“三级跳”。

　　费孝通说：“我这一生经历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各个时期，可以概括为两个大变化和三个阶段，我把它称作‘三级跳’。”

　　第一个变化是中国从一个传统性质的乡土社会开始变成一个引进西方机器生产的工业化时期。费孝通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也是我从事学术工作最主要的时期，即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在这一时期我的工作是了解中国如何进入工业革命。

　　第二个变化是中国从工业化或现代化走向信息化。费孝通说：我生在传统的经济社会里面，一直生活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当机器性的工业化道路还没有完全完成时，却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信息时代，以电子作为媒介来沟通信息世界的开始。

　　费孝通感慨地说：由于技术、信息等变化太快，中国也碰到了一些问题，第一跳有的地方还没有完成，而第二跳还在进行中时，现在又在开始第三跳了。

　　“中国社会的这种深刻变化，我很高兴在一生里都碰到了，但因为时间变化得很快，我的力量也有限，我只能开个头，让后来的人接下去做。这是我的一个背景。要理解我作为学者的一生，不能离开这个‘三级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