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老从未放弃对社会的关注 连续多年考察西部

　　“如果能够活到100岁，看到在自己的土地上，我们造出来的‘脑袋’越来越多，水平越来越高，咱们心底肯定更高兴！”2003年秋天，93岁的费孝通生命里最后一次外出考察时，在广东虎门表达的心愿似乎没能实现，但在某种意义上，它完全已经萌动在这个春天的枝头。

　　“费老的一生都和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为社会学界培养了相当数量 的出色人才。”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卢汉龙说。据他介绍，中国的社会学起步于20世纪20年代，1952年时，由于国内接受苏联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作为方法论已经完全够用，社会学是伪科学，因而取消了这门学科。直到1980年，全国响应邓小平关于社会学、政治学要赶快补课的号召，中国社科院社会学讲习班开办，培训来自全国各地高校不同学科的中青年教师，中国社会学学科开始恢复。其时，费孝通邀请了任教美国匹茨堡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当年燕京大学同学，以及他在领取“马林诺夫斯基奖”等国际人类学奖项时认识的外国同行来给学生们上课，他被抑制了27年的梦想也重新开始燃烧。

　　费孝通出席在首都举行的千禧年婚庆典礼，与世纪伉俪们携手同心迈进新纪元

　　“事实上，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社会变化的关注。”今天，上海大学的副校长李友梅说。她和上海大学社会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沈关宝、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豪兴是曾经贴身跟随费孝通研究社会学和进行中国乡村实地考察的学生中的三位，在获悉费孝通去世的消息后，他们用最真实的回望，向记者讲述了费老的生平。

　　李友梅 上海大学副校长

　　他曾经是国家领导人，但他更是一介书生、一个学者。他非常热爱人民，所有的思考都在想如何使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来，使人民依靠当地的资源过上好的生活。他总是有步骤地把学生送去国外，同样也是希望我们回来以后能报效人民，为此他调动了一切个人的资源。我1988年去巴黎政治学院学习是他推荐的，我后来的博导是他1986年随胡耀邦访问西欧时认识的朋友。但先进的理论、方法、学历或者文凭在费老眼里都不是目的，在他看来，这些都是用新的知识服务人民的工具。关键在于怎样使用它们，怎样把它们紧密联系中国的实际国情，甚至每个地域、村落的特征，来找到我们自己的传统，他因此最早提出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

　　当他在广西大瑶山地区因为考察受伤回到江村休养的时候，他已经从当地农民蚕丝卖不出好价钱的现象中，意识到中国农村经济面对国际市场竞争的危机，这也说明他很早就敏锐地捕捉到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在我1995年回国的时候，他坚持要我去浦东，因为当地的发展速度特别快，他要我去第一线考察，研究当地的农民怎样跟上这个速度。

　　沈关宝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980年的社科院讲习班之后，各个高校要恢复社会学科还缺少教材，费老就从班级里选了七八个学生来编解放后国内的第一本社会学教材《社会学概论》。当时费老已年过七十，但依然亲自与大家一起查阅资料，讨论So-cialInteraction之类国内还比较陌生的概念的翻译。

　　我从1980年代初期起，跟随他先后到苏南、温州和甘肃考察。在苏南我们看到那里人多地少，农民完全依靠土地的产出已经不足以维持温饱，而完全的工业化、城市化又受到户籍等诸多因素的限制。费老对此提出了江苏小城镇的发展战略，即在当地开办适合农村发展的工业企业。可以说这种建立在原来农村集体化基础上的集体经济和乡镇企业为后来整个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启示。

　　如果说在苏南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区域性市场，1985年前后，我们在温州看到的则是大批(据说有10万个)的传销员，一个可以面对全国市场的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和私营经济模式。中央的文件也从那两年开始逐渐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地位。

　　1985至1987年间，当时70多岁的费老连续多年去甘肃考察，为了了解甘肃等西部地区的发展，他不顾当地领导的阻止和自己先天性哮喘会带来的高原缺氧反应，坚持上到海拔近4000米的藏族自治州。当地的人民都说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高龄的国家领导人到那里。他还拉我去老乡家和他们聊天，说绝不能只听汇报，必须和研究对象同呼吸、共命运。即便在93岁高龄以后，费老不再外出，他依然在上海大学担任兼职教授，关注上海的社区规划，和大家一起提出深化社区建设的建议。

　　刘豪兴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费孝通先生出生于一个殷实的书香家庭，母亲很有文化，是中国第一批兴办幼儿园的人之一，父亲是吴江县的一个议员，这样他本人能够关注中国农民的生存境遇就尤其可贵。1936年他回乡疗养时，因为开缫丝厂、办实业的姐姐正在江村指导农民养蚕，发展乡村工业，他就边疗养身体和心灵的伤痛，边在当地做调研。他对江村调查资料的整理是1936年秋天去英国伦敦政治学院留学的船上完成的，采用了他1935年从清华大学硕士毕业时俄籍导师史禄国建议的功能主义方法。抗战期间，他从英国经越南西贡到昆明时，选择了当地禄丰县的禄村进行调查，这是一个受工商业影响较小的内地“纯农业”类型村庄。以后在上世纪40年代初，他选择做调查的昆明附近的易村和商业发达的玉溪玉村都各有特色。这充分说明了费老的治学严谨、不以偏盖全。他在1980年中国社科院首期讲习班上曾向海内外学术界宣布自己最大的心愿是写出《江村五十年》追踪报道，1985~1986年时，他真的组织了我和李友梅、沈关宝三人组成的课题组开始做这件事，但因为当时对李友梅和沈关宝学习机会的考虑，先送他们出国读书了，没能看到这本书完成是他的一大遗憾。而他自己在2003年之前，几乎每年都花1/3左右的时间到农村实地考察，从无停歇。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上世纪三十年代在英国学习时撰写的博士论文。全书计16章，分为前言、调查区域、家、财产与继承、亲属关系、户与村、生活、职业分化、劳作日程、农业、土地的占有、蚕丝业、养羊与贩卖、贸易、资金、中国的土地问题。该书详尽的资料和客观系统的描述，为国际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及其他读者了解中国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出版后受到了人类学界和社会学界的重视。该书在1980年代被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早报记者 陈怡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