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费孝通先生

　　昨天，无论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费老曾经工作过的地方都弥漫着一种哀伤的气氛；无论是费老的学生还是曾经与他并肩作战过的同事，费老去世的消息都让他们格外悲痛。谈起心中的费老，他们都有许多许多话要说……

　　陆学艺(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原所长)

　　原打算明年春节再见面

　　每年春节我都会去费孝通先生家里给他拜年，今年春节他住院我没能和他见上面，原打算明年春节一定补上，可没想到……只要身体允许，费先生都会坚持在工作的第一线，带学生、下乡调查、学书，一点都不落下。去年春节我去给他拜年时，发现他不顾年事已高还在书房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文章，让我既惊讶又佩服。2003年，93岁高龄的他还坚持下基层去做调查研究，他的调查不是只坐在办公室问问题，而是真正下到农村调查第一线的资料。正因为他始终坚持在学术第一线，所以即使在晚年费先生还能发表很多真知灼见，其中有许多观点比我们还超前。早在几年前他就强调要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建设，如今看来非常必要。

　　费先生不仅重建了我国的社会学，更以他踏实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开启了我国社会学界的良好研究氛围。他常说自己虽然是“一介书生”，但“一生富民”，他的一生都在努力为人民能否富裕起来而努力。费先生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也是一个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他的影响不仅在这一代，还将在下一代，下下一代，一直下去。

　　谢寿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中国社会学会秘书长)

　　-只要身体允许费老都会参加年会

　　费老对中国的社会学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对恢复和重建社会学工作功不可没，可以说是他重新点燃了中国社会学的星星之火。他开创了社会学前沿调查的工作方法，他的《乡土中国》等著作和调查方法在国内外都有着巨大的影响，至今无人能及。从1979年担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起，费老无时无刻不关注着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以前只要他身体状况允许，每年都来参加我们社会学会的年会。即使近年来他因健康原因无法亲自到会，也会在每年年会召开之际，专门写信来支持和鼓励社会学的进步。费老的去世无疑是中国社会学界的一大损失，但是他留下了巨大的学术和精神财富，他的治学经历、他所开拓的领域，都会给我们这些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带来有益的启示，他对我们的影响是深远的。

　　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

　　-前几年费老还给博士生谈论文

　　费孝通1980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全力主持重建中国社会学工作。在和晚年的费老打交道的过程中，我感觉相对于行政工作而言，费孝通更像一个学者，愿意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社会学的工作中。

　　在重建社会学学科初期，他多是聘请国外的一些学者来讲学，逐步建立学科体系。费孝通最大的贡献还是在于注重实地调查、注重农村的变化，这对后辈影响很大。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一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而在重建中国社会学的工作取得相当进展、可以告一段落的时候，他重新捡起20多年前被迫中断的学术研究课题，继续进行农村调查。又回到1936年调查蚕农合作社和丝厂情况的那个村庄，再三再四地去观察、记录那里的历史变化，并写文章揭示农村恢复家庭副业和兴办集体小工厂的重大意义。

　　我感受到费孝通作为老一代学者，非常注重“道德文章”，对于治学的态度、目的、严谨性，特别讲究学问要对中国的发展服务。他一生都在研究怎么使中国的乡村繁荣起来，农民富裕起来。他晚年的时候思考的问题更加深远，提出来“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观点。

　　到了晚年，只要是身体允许，费孝通还坚持参加学术活动，发表文章。他很平易近人，并没有因为是领导人、学术上有很大的成就，就不好打交道。有的时候研究所来一些重要的外宾，还会到他家里去交流。就是前几年，费孝通还给博士生谈论文怎么开题、思路怎样、答辩前看论文，亲历亲为。

　　沈昌文(三联书店原总编)

　　-费老是个很和蔼的长者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读书》杂志的时候，费孝通先生就给杂志写文章，支持我们办杂志。而后，他的著作《兄弟民族在贵州》、《世界史》、《乡土中国》、《美国与美国人》由三联书店出版。

　　费老是一个很和蔼的长者。除了给《读书》杂志提供他写的文章之外，还非常支持杂志举办的一些社会活动、讲学。我们当年在郑州举办了一个学术讲座，费老去过很多次。直到他从领导人的岗位上退下来之后，还和我筹备了一个“思想操练”的讲座活动，设想着每个月找一些知识界、文化界的老人来讲座，可惜这个设想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现。

　　( 北京青年报： 陶澜 陆静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