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周刊：前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的上海故事

　　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上海金融界的深刻变革和张本人的能力，造就了张恩照一个从城市贫民拔地而起的典型，但造化终究又让他以上海为起点走向穷途。这里面有多少自愿，有多少无奈，可能连他自己都无法分清楚

　　□主笔 宁南 记者 商思林

　　“张恩照不像那种人，不像，太不像了！”看过某财经媒体对前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的报道后，一位1980年代初期培养张恩照成长起来的老干部，不愿意相信张恩照会因收受贿金而下台。在上海延平路这位处级干部清贫的家中，他告诉《商务周刊》：“张是一个为人忠厚、靠个人奋斗成才的典范。”

　　同样不能相信“100万美元贿金说”的还包括张恩照任建行上海分行行长时的一位亲密同事。“他并不缺钱。”这位M先生告诉《商务周刊》，张恩照在钱上不是个贪心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他一贯很谨慎，决不像有人说的那样丑陋”。

　　3月16日张恩照辞职的消息，如同风暴一般袭击了上海金融圈，尤其对建行上海分行40岁以上的干部群至今余震未了。这些张恩照曾经的老上级、老同事和得意门生，在采访中对事件除了震惊和不解之外，更多流露的是同情。

　　在他们看来，张恩照的出事，绝不仅仅是因为简单的“百万贿金”案，张在1990年代的上海早已为自己挖下了一个足以埋葬其人生辉煌的“大坑”。

　　“张恩照没有任何背景，是一个从城市贫民拔地而起的典型。”一位建行上海分行刚刚退休的前高层人士告诉《商务周刊》。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上海金融界的深刻变革和张本人的能力造就了张的诸多神话，也正是1990年代后期的复杂社会背景让张恩照走向穷途。

　　“这里面有多少自愿，有多少无奈，可能连他自己都无法分清楚了。”在上世纪最后20年与上海所有银行行长都有过深入接触、并以长篇报告文学《变化莫测的面纱》闻名上海金融圈的作家俞天白告诉《商务周刊》，“他不是一张脸谱。宿命的说，那是造化捉弄人。”

　　平民的苦斗

　　据《商务周刊》调查，张恩照祖籍山东莒县城阳镇。解放前张家已经迁到上海虹口区，张恩照和他惟一的妹妹都出生在上海。张父是上海煤炭公司工人，腿有残疾，张母是普通的家庭妇女。一家人只能凭张父的微薄收入度日，生活甚是艰苦。

　　M先生告诉记者，张恩照后来考入上海著名重点中学复兴中学。期间，张曾经追求一位家庭富裕的女生，但因为张的家庭条件差遭到女方家人的拒绝。这件事对张的影响有多大已经难以考证，但张的勤奋努力使其中学成绩一直表现不错，更被家里寄以厚望。然而，高考时张恩照因为“发挥不好”，没有考上大学，“成了其终生的隐恨”。

　　1963年，建设银行从社会上吸收职员。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建行上海行人事科科长顾龙高将张恩照招入，顾调任拨款科科长后安排张在自己手下做学徒。两年学徒后，张恩照正式当上拨款员。很快，“文化大革命”爆发，建设银行的业务基本停顿，但山西、山东等地的几个军工厂和钢铁厂一直没有停产，张恩照因为年轻没有家庭负担，被派出专门负责这几个地方的建设拨款。

　　“建设银行的很多人都成了造反派，他们的事业在‘文化大革命’后都结束了。而张却因为在外地躲过一劫。”M先生说，“文革”结束，建设银行百废待兴，此时干部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建国前的“老建行”都到了退休的年龄，而十年浩劫又让建行内部的年轻人出现了断层。张恩照此时回来，成了为数不多的中坚分子。

　　1979年8月国务院决定恢复中国建设银行，并使其成为专门管理基建支出预算和财务、办理基建贷款拨款和结算的专业银行。建行上海分行为了满足业务的人才需要，决定从社会上大量公开招聘人才，通过设立培训班使其速成。

　　33岁的张恩照拨款管理经验丰富，而且“能说会写，思维敏捷”，和他的老师顾龙高、同事吴盛裕一道成为主要的授课老师。当时使用的教材是一位“老建行”编写的《基本建设拨款、贷款与会计》，教材分《基本建设拨款与贷款》、《会计标准概要》两部分。

　　“黄埔百人团”

　　一位当时的学员告诉《商务周刊》，“张老师皮肤好，不显年龄，待学生非常和气、耐心，讲起课来抑扬顿挫，写得一手好粉笔字，很得学生人缘。”他回忆说，凭借过硬的授课质量，张恩照很快赢得了学生们的尊重。

　　而张当时的生活俭朴更是令人印象深刻。“我有一次敲开张老师的房门去问一个问题，发现张正在自己缝补一双懒汉布鞋。”据其称，张恩照喜欢穿懒汉鞋，他的这种简朴生活一直持续到当上上海分行行长。

　　“培训班一共举办了3期，从1979年到1981年，其中以第二批学员最被张老师欣赏。”他介绍说，第一、三期都是直接从社会上招聘的没有考上大学的学生或者大龄青年，而第二批定向招聘了刚刚返回上海的150名知青。“这150人有一定社会经验和文化素质，而且很多人在培训班毕业后很快通过全职、在职、夜大、函授等形式完成大学教育。”正是因为素质较高，张恩照就格外看重这150人，其平易近人的言传身教也在这些人中间树立了很高的威信。

　　这位出身于该期培训班的学员回忆当时的情景：“张的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但我们都称他为‘张老师’，即使在张当上行长后私下也是以‘老师’称呼他。”这个被戏称为“黄埔二期”的百人团，在随后的20年里都成为了建设银行上海分行的骨干力量，占据了绝大多数重要位置。

　　当然，这个局面一方面源于个人的努力和能力，另一方面，也有赖于张恩照的大力提携。据说1987年其就任建设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后，张对自己学生的偏爱、信任和重用，在建行内多有传说。到1990年代中期后，上海的主要支行领导以及信贷、公司业务等重要部门，基本上都是张老师“黄埔百人团”的天下，其中80多名当上处级干部，建行二、三、四、五支行的主要领导也都是由他的门生充任。而且，“张恩照对他的学生基本上是有求必应，提拔、住房、甚至家属的调动和孩子的工作，他都愿意倾力帮忙”。

　　那段当老师、培养门生的生活之后，张恩照依然勤奋好学。1982年，在贷款上获得过建行巨大帮助的复旦大学给了建行上海分行两个进修的名额，张恩照主动争取到一个，获得了金融管理专业的大专学历。“张恩照很要强，对当年在重点中学没考上大学一直耿耿于怀。况且他的‘学生’们很多都上了大学，他不甘心。”M先生回忆，此后张还读了上海交大相关专业的在职学位。

　　“连升三级”

　　1984年，张恩照从复旦大学金融管理专业进修后回到建设银行。当时建设银行上海分行的业务还是拨款，重点是上海宝钢的两个项目。张恩照对拨款已经没有了兴趣，而且上海宝钢的项目已经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对刚刚进修回来求战心切的张恩照来说，显然满足不了其挑战欲望。

　　此时，恰逢国家号召引入外资，鼓励成立合资公司。建设银行总行于1981年开始筹备中国投资银行，投资银行实际上和建设银行内部的投资业务一个班子两块牌子。由于初创的责任和风险大，许多人都不愿意去这个部门。张恩照意识到引进外资的重要性，主动承担了建设银行上海分行投资业务部的筹建，对外，这个部门称“中国投资银行上海分行”，张恩照的身份是副行长。随即，张恩照人生最精彩的一幕上演了。

　　1980年代中期，建行上海市分行的客户上海石化总厂欲上马三期工程，由于资金不足，又等不到贷款的计划，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引进的设备遭受风吹雨打，一天天锈蚀老化。面对客户紧蹙的眉头，“当时真是豁出去了，”张恩照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自己按照从教科书上所学筹资知识，冒着有可能失败的风险，大胆组织以花旗银行为首的国外银团贷款，由建行转贷给上海石化，并代理上海石化发行企业债券8亿元人民币。

　　此举被当时上海的媒体誉为“上海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引进外资行动”，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称之为打破了中国银行界的封闭，具有历史意义。世界银行对此发表评论：“对方谈判代表虽然是一个新手，但精明能干，以高效率达成协定……”

　　2002年3月，刚刚接替王雪冰履新建行行长的张恩照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回顾自己38年的金融生涯，颇动感情的称：“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为上海石化提供金融服务，”追忆往事，张恩照一时难掩激动：“当时一心想着为客户排忧解难，没日没夜地干，结果把身体给累坏了，心慌、体虚、脚底下像踩棉花，乒乓球打一局都坚持不下来！”

　　对于这件事，老建行们给予了证实，并一致向《商务周刊》表示：“此举的成功不但让整个上海金融界对进修大专生张恩照刮目相看，更引起了当时上海市领导层对其才干的关注。”而且，按照他们的回忆，正是此事，戏剧性地将张推到了建行上海分行行长的位置。

　　1984年开始的上海石化30万吨乙烯工程筹资项目，得到了时任建设银行总行行长周道炯的强力支持，“这个事情一定要做成，不然以后建设银行再也甭想做外资引进了”。而且，因为是中国第一次尝试大规模的引入外资，此项目也受到了国务院的高度关注，特作批示：“这是一个重要改革尝试，请有关部门予以支持，以取得经验。”

　　张全面负责对外谈判。很快就与美国花旗银行、日本兴业银行、日本东京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达成1.5亿美元和101亿日元的国际银团贷款以及一笔2580万美元的意大利出口信贷的意向，双方定于1987年6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签约。

　　此时，国家审计署上海特派办筹建，建行上海分行行长徐慎行被调离建行系统去负责此事，另一位副行长严孝修也被调走参与交通银行的重建。张恩照和当年在培训班一起做老师的吴盛裕刚刚升任副行长。

　　到要签订合同时，建设银行上海分行还是上海财政局的二级单位，张恩照是副行长，副处级别。对方要求必须一把手签字。由于行长空缺，经总行授权，张恩照得以以行长的名义签字，并由此被默认为上海分行行长。

　　随后，他再接再厉，紧接着做了一个氯碱改造工程，发行债券6亿元人民币。这些突出的业绩，得到了建行总行和上海市的双重赞赏。不久，张恩照就被扶正。同时，建设银行上海分行也脱离财政局，升格到局级单位，张也升任局级。

　　一个项目，使其短短三年完成了“连升三级”的奇迹。此时，张刚满40岁，成为当时上海最年轻的行长。

　　“发动机”

　　“张恩照十分大胆，喜欢一切新的东西。”《商务周刊》在采访中发现，熟悉张恩照的人并不同意一些媒体对张恩照“水平一般”的评价，相反，认为张在上海一直是以精明能干闻名。

　　俞天白回忆自己当年采访张恩照时说：“他告诉我，在他1987年一次出访香港时，‘我站在香港皇后大道上，十几家国际银行的旗帜在周围飘扬，突然感觉到需要我开拓的很多很多’。”当时张的健谈、干练和雄心勃勃，给俞天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事实上，张恩照早在1980年代末就开始提出“一米线”、“微笑服务”、“谁砸我的牌子，我砸谁的饭碗”和“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一站式服务”等等10年后才兴起的概念。在1990年代初期，建设银行区县扩点后，张恩照甚至展开了支行承包试点这样的大胆之举。“完成任务，剩下就是自己的，在国有银行系统搞承包，从现在看也是无法想象的。”一位亲身参与的人士说。

　　历经建行上海分行50年风雨的一位元老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说，张在上海，“改变了建行的粗放经营，以盈利和效率为目标，全方位为客户服务，对整个建行改革所做的功绩是不能抹杀的”。

　　他举例说，1984年，建设银行实行拨款改贷款后，张提出“封闭贷款法”，并推出“百元工作含量”，在信贷上强制改变国企依赖财政拨款，不按市场原则对待银行贷款的行为。进入1990年代后，张恩照领导下的上海分行的许多经验，不断在整个建设银行内部推广。

　　与此同时，在当时政府的鼓励下，张恩照领导上海分行先后创办了一家中日合资电器进出口公司、一家合资租赁公司、建银房产公司和国泰证券公司。虽然这些公司以后由于政策原因，或关闭或剥离，但张恩照面对市场在金融创新上的“胆大”名声还是传了出去。

　　“张恩照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勤奋、踏实和创新精神，得到了当时上海市领导们的注意。”M先生作为张恩照在信贷领域的主要执行下属，见证了张领导下的建行上海分行对上海发展所表现出的那种不遗余力的劲头。

　　他介绍说，1980年代中后期，建设银行在“拨改贷”过程中，对许多上海本地国企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是这些企业顺利重组最后得以上市的关键原因。例如豫园商场、老庙黄金、上海石化、银泰股份等等。尤其是上海市对宝钢两个重点项目进行“拨改贷”，在其他银行有畏难情绪时，是张恩照主动把这件事情揽下来。

　　1988年，上海市委托建设银行出面组织了一个以法国为首的6国银团，对上海市的重工业进行投资。因此张恩照多次得到了市领导的夸奖。

　　在整个1990年代，M先生说，建行继续积极配合上海的各项工作，尤其是国企改革和城市建设，建行上海分行投入了巨大的资金。而且，在政府重点项目贷款方面，张恩照都倾注了全力，仅芯片一个项目，分行前后就投入了50多个亿。

　　“与其他银行相比，张与政府配合的非常好，很受领导赏识。”但M先生也透露，张恩照也要为此冒一定的风险，这些贷款中也发生了一些呆坏账，尤其是纺织企业和高新技术。他介绍说，1990年代末期，建行上海分行每年的呆坏账也达到5亿多元。

　　“挖坑”

　　张恩照在建行分行行长这个位置上连续坐了13年，创造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记录，“没有一个省的分行行长会做这么久，要么四五年就高升，要么就退休或者平调其他地方，惟独张在这个位子上呆了13年”。

　　然而，与张恩照多年共事的经历，M先生也理解了张的许多苦衷。“贷款这项业务，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找到一个项目，签署协议把钱放出去就完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M先生深知一个放贷人在其中所背负的巨大风险，“尤其是在经济改革时期，信用体系不健全，造成许多信贷行为是依靠行政关系、私人感情和领导信任等非市场因素维护资金安全的”。

　　比如一个项目按照现行的银行制度来讲不可能放贷，但强大的行政命令需要这笔贷款，就把难题扔给银行。怎么办？许多时候，银行只能冒险放贷。这个冒险既可能是不顾风险，也可能是违法犯罪。但无论最终是否出事，责任都会落在银行头上。“比如，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中期，建设银行内部关系复杂，一些大项目和贷款内幕很多，张恩照很难完全置身事外。”M先生透露，由于受到张在拨改贷过程中的好处，一些国企上市后通过各种方法给其赠送股份。

　　随着张恩照权力的不断增加，像这样需要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难做。当了分行行长后，按照M先生的观察，“出身平民家庭的张恩照，面对身边不断扩大的复杂环境，时常会流露出缺乏安全感的情绪，开始有意识地谋求靠山”。

　　其中的表现就是，一方面在分行重要位置上他开始大批选拔和提升自己的三期“黄埔学生”，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机会试图进入一些隐秘的私人圈子。最具体的变化，就是张恩照的业余活动开始丰富起来。

　　M先生固执地认为，张恩照的转变是从打网球开始的。1988年，张恩照开始学习打网球，“几乎天天打一个小时的球。打完球张还习惯洗桑拿，然后吃饭。基本上陪同他的就是固定的十几个与其关系密切的学生。”其中一位经常陪其打球的学生，最后被提拔为建行上海分行住房公积金信贷处处长。

　　1994-1995年，张恩照又开始学打高尔夫球，陪同他打球的是一位支行行长，也是第二期培训班的学员，后来升到了更重要的徐汇区支行行长位置上。当时张主要在青浦的福克斯球场打球。福克斯球场曾经从建设银行贷款600万美元，是一家中外合资的综合度假休闲场所。

　　“每打一个练习球就3美元，但他乐此不疲。”M先生说，张恩照开始沉迷于网球和高尔夫球，还经常到郊外玩游艇，“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勤于学习、穿懒汉布鞋的‘张老师’了”。

　　在一帮弟子下属的簇拥下，张恩照分行行长的位置越来越牢固，但张老师对弟子们的义务也越来越多。确实的例子有，一个推销支票打印机的温州妇女通过张恩照的学生圈子找到张，张最后批准买入她的设备；一个“跑官”要分六次递话的人，通过张的学生圈子居然也被提拔到处长的位子上。

　　尤其是通过张的弟子跑贷款，几乎是百发百中。M先生说，“从许多事情上都看得出来，他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多贷款就这样放出去了。”建设银行投资的建银房产有12个亿的贷款不知去向，而这个企业的老总也是张恩照的学生。

　　1994年，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受总行委托在浦东筹建信息中心，以对建设银行系统包括银行卡、信贷等业务的管理。据悉，整个投资超过45亿人民币。此中心已经于2001年运营，但期间有多位建行分行高管倒在了这个项目上面，包括不少张的“黄埔弟子”。

　　此次张涉嫌在进口美国Fidelity信息服务公司一套高级软件管理系统时收取100万美元贿金一事，也可能与此事有关联。M先生说，如果是事实，当时张很可能也是在其弟子的引导下收了好处。

　　M先生回忆说，他曾就这些事提醒过张注意，但张对他说：“我已经是身不由己了。”

　　门生圈子在张的庇护下做出越来越多的肆无忌惮之举，在稳固张的行长位置的同时，也在帮助张挖着一个越来越大的“陷阱”。

　　1997年终于爆发了事端。这年3月，建行上海分行徐汇支行行长周道春携款7000万出逃海外。而周道春正是张恩照在反对意见很多的情况下力排众议提拔上来的。“周道春口才好，1米78的身高，长相相当挺拔英俊。建设银行上海分行纪检委曾通报说，周在美国入了黑道，已经身亡。”一位当时接触该案的上海建行内部人士告诉《商务周刊》，这种可能性不大，“公安部门调查，其外逃时曾经绕道新加坡，最有可能逃到了南美”。

　　此案虽然最后不了了之，但随后一系列针对上海建行的调查，对张打击很大。M先生说，1997年后张的情绪一度非常颓废，加上分行多年在上海的投资出现大量不良资产，业绩下滑，不断受到总行的批评。在“三讲”中更受到许多人的批评，张的精神“几乎垮了”。这个时期，张的生活大部分就是在其门生陪同下四处买醉。

　　最后的青云

　　但命运又一次眷顾了张恩照。1999年10月，张恩照调到北京总行出任排名第五的副行长。次年2月，张成为建行常务副行长和党委副书记，做了“中国最优雅的金融家”王雪冰的副手。

　　与张关系亲密的一位门生告诉《商务周刊》：“这次升迁，不但外人不相信，甚至连张本人也没有料到。不过，他在之前所做的工作无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透露，张曾经努力接触的私密圈子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张恩照到北京后希望将自己在上海的经验复制过去，调了一批分行的中层干部到总行。但北京的环境远远不同于上海，这部分干部很难插进去，大多数最终都离开总行返回了上海。最令张压力倍增的还是业务能力，与其他高学历的同事和下属相比，张自觉跟不上节奏，“在上海讲话天马行空的他，甚至连普通的新闻发布会发言都底气不足，而让下属代替”。

　　于是，张惟一能表现的就是他的“忠厚”和“实干”。2002年1月，张恩照接替被免职的王雪冰接任建行行长，走到了人生的巅峰。

　　但这种辉煌被许多建行人认为是摇摇欲坠的。张自己也在公开场合流露过由此带来的巨大心理负担，他说到：“压力大的时候，我喜欢静静的散步，地方是建行总部的22层大厅。这里天好的时候，可以看到蓝天，空间说不出的大，一下子就放松了，慢慢地散步，就会使自己的心绪逐渐缓和下来，逐渐平静下来。”

　　在这片最后的青云里，张恩照虽然受到一些同僚和下属的私下批评，甚至被评价为“面”、“两面派”、“心胸小”等，但在其最后的日子里时常还保持联系的M先生说：“这很难说是他的过错，他能从一介平民飞升到国家部级干部，自有他的努力和勤奋。至于今天说他能力不够，是‘靠搞关系上去的典型’，其中的关节绝不是他张恩照一己之力就能决定的。”

　　就在《商务周刊》结束上海调研的最后时刻，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记者接触了一位被上海金融圈誉为“奇才”的人士。他早年在某国有银行工作，因为私怨被上级设计入狱，最后由于上海市一位副市长的亲自干预才得以出狱。

　　随后，在主持完成了几个上海重大国企的改造后，他去了香港，在香港干了几乎10年的买壳上市(TPO)。他称自己与刘金宝、朱小华、王雪冰、张恩照、周正毅和仰融等许多金融圈里的人熟识，尤其是后两位的上市他都亲身参与设计操作。

　　“我看着他们一个个起来，又一个个倒下，感到非常悲剧。”他庆幸自己的“错误”犯得早，使他很早就研究当代人的生存之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改革开放，我们的企业家都没有做好准备，虽然许多人抓住了机会，但思想是断层，根本没有想到我们不完善的体制下隐藏着太多的陷阱。”他说。

　　在他看来，由于这种体制不完善，张恩照们当时所做的许多事，事后可能由于改革的变化而变成了犯罪行为，“尤其像张恩照、刘金宝这样太过顺利的人，非常容易在过快的速度中失重，只是希望不断地抓住机会，而不知道陷阱在什么地方”。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一个个起来、一个个倒下，“是体制的牺牲品，也是改革的牺牲品”。

　　但这位50岁出头的盛年人士为张感到欣慰的是，建行在免除张恩照职务的决议中，难得地给予了张颇具人情味的一句话：“对张恩照先生多年来对中国建设银行的改革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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