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与他的环保革命

　　本报记者 黄一琨 北京报道

　　即使坐在国家环保总局那间超过10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潘岳仍不像是一位副部级的官员。他讲起话来语速过快，轻易地从这个数字跳到那个数字，从这个观点转移到那一个观点，笑声会突然性地爆发出来，而当他站起来走路时，又像是个很难安静下来的青年。他有一张不会令人印象深刻的脸，中国人常见的一寸长的短发一丝不苟地竖在头上，《纽约时报》 说他有点像迈克·麦尔斯——一位加拿大演员——的中国版本。

　　当潘岳说话时，很多人愿意倾听。这部分缘于他的个人历史，出生于1960年的他可能比同代中的任何人都更早、更深入与更广泛地卷入了过去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他的童年与青春是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度过的，那个时代的革命气氛与英雄主义塑造了他的性格。在改革开放的热情席卷中国时，他是一名新闻记者与最年轻的处级干部。1989至1993年这段时期，他是《中国青年报》的副总编辑，29岁在这份当时拥有重大影响力的官方报纸出任这样一个职位，必然地轰动一时。他为这份报纸注入的个人色彩，努力为当时的中国政治思想界创造了公共辩论的平台。接下来的十年中，经济增长成为中国故事中重要的主题，在此期间，他担任过资产管理局的副局长，协助领导着世界最大规模的国有资产的再度利用。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日夜不停地生产各种产品时，他出任过国家质量监督局的副局长。在2000年至2003年担任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时，中国共产党正致力于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他的个人气质，显然超越了这些具体的职位。关于他的种种说法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以各种版本流传着。他制造了种种理论，他与中国政治及思想界有着广泛的联系，他的直言不讳的谈吐方式，他的年轻(他26岁时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处长，39岁时成为最年轻的部级干部)，都被视作中国社会变革进程中一个饶有兴致的风向标。

　　而现在，他所谈论的、令他忧心忡忡的则是中国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自从2003年2月，他开始担任国家环保总局的副局长，成为中国环境问题最有力的发言者。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仍在继续，正是中国人的生产与美国人的消费，支撑了今日的全球经济。但是，一个越来越严峻的问题也日益浮现出来：中国的这种经济增长与社会变迁方式能够维持多久？

　　预言

　　中国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国家，13亿人口使一切成就与灾难都触目惊心。我们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也对环境进行了最可怕的破坏。在过去的50年中，中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生存空间却减少了一半。我们生产了世界最多的微波炉、电冰箱、电视机，消耗全世界最多的煤、铜、锡、锌、铂、钢材和第二多的石油。耕地的人均占有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2，淡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6，草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2。我国45种主要矿产的现有储量，再过5年将只剩下24种，15年后将只剩下6种。按世界人均占有淡水量测算，中国能养活3.2亿人；按世界人均可耕地数测算，中国能养活2.6亿人；按世界人均占有林地测算，中国能养活1.7亿人。1／3的国土被酸雨侵蚀，七大江河水系中劣五类水质占41%，沿海赤潮的年发生次数比20年前增加了3倍，1／4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不足20%，工业危险废物处置率仅为32%，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中国占5个。

　　如果愿意，还可以引证出一大串数字，潘岳的记忆力可以很轻易地做到这一点。“无需等到下一代，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就会承受这些灾难。” 他想强调的是，“中国膨胀的人口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将使空气、水、土地、生物等环境要素遭破坏，自然灾害频发，资源支撑能力下降，使民族生存空间收缩。如果不迅速转变生产与生活方式，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将可能出现在中国。”

　　这样的声音已在媒体与公众的视野中不再新鲜，关键问题是，似乎没人真心地关注这些议题。谈论环境是一桩“政治正确”的事情，很多明星愿意和潘岳一起登长城，进行呼吁，也有很多青年加入了环境保护的组织，做出象征性的考察，企业家们会聚集在内蒙古讨论如何治理荒漠化……惊心动魄的数字仍显得抽象，那些被污染环境的真实体验，也轻易地被忽略掉。在一个人们纷纷被短期利益俘虏的时候，讨论十年以后的事情，显得不合时宜。 潘岳所关注的，是我们时代的卡桑德拉预言吗？观念的扭转需要更漫长的时间。当潘岳出生时，中国正在陷入一场空前的生态灾难之中，自然被视作一个必须被征服的对象。而过去二十年中，自然是资源的提供者，在经济学公式里，它被视作永远消耗不完的因素。即使潘岳熟练地引用卡尔逊1962年的《寂静的春天》，罗马俱乐部1972年的报告，舒马赫的《小即是美》，甚至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典故，但在现实中，环保问题长期以来处于主流话语体系之外，在政府架构中，环保部门的职能也被锁定在专业技术指导和管理。

　　在《中国环境报》工作期间，潘岳曾经跟随国家环保总局组织的记者团去云南采访，他报道了云南烧山开荒、违规排污等严重污染环境的现象，引起了当地政府的过度反应，还找到了国家环保总局告状，情形犹如“在云南省政府大楼附近引发一场地震”。这场风波险些断送了潘岳短暂的记者生涯。

　　风暴

　　将近二十年后的2003年12月，潘岳带领检查组到山西、陕西、内蒙古交界地带现场查处当地环境违法行为。媒体记住了潘岳身披军大衣的形象，而这里也成了潘岳另一段难以忘怀的个人经历。在这个上万平方公里的“黑三角”上，密集着上百家小型煤矿和炼油厂，当地放养的羊全部变成了黑色。由于环境过于恶劣，调查期间，工作人员只能用矿泉水洗脸，上车吃干粮。国家环保总局关闭了“黑三角”的40多家企业，但是这个生态无人区的治理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潘岳很清楚，中国的政治生态是如何错综复杂地交织着，而环保部门的现状是：“责任大而权能少，口号响而投入少。”

　　“我们期望中央能够赋予环保部门更多的权能，比如说执法部门的垂直管理，比如说在环境事务上协调各部委和地方政府的权力，比如说在立法上加强环保部门的执法权限和大幅提高罚款额度等。”2003年3月，自潘岳担任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始，一直分管宣传和法规工作，直至2004年12月，他开始接手环境评价工作。不久前，潘岳和环保总局开始了所谓的“环保风暴”。《环评法》赋予的“一票否决制”的权力是否可以确保这场环保革命的进展呢？

　　在缺乏弹性的机制中，过高评价一个人的决心所起的作用是不合适的。在环保风暴的背后，更为有力的武器似乎并不是《环评法》，而是2004年11月24日国务院下发的“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坚决制止电站项目无序建设意见的紧急通知”国务院32号文件，潘岳必须依靠这个经济计划部门的文件获得环保风暴的现实合法性。

　　2005年1月18日，作为国家环保总局新闻发言人，潘岳向媒体通报了全国30个严重违反环境法律法规的建设项目名单，并责令立即停建，这其中包括了五大电力公司中的国电、华电、大唐三家，还有和环保总局同属部级单位的三峡总公司。

　　“过去我们查案都是只抓小的，不仅老百姓不满意，领导也不满意。”1月25日，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在2005年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表示，“这次我们抓了30个大项目，社会反响非常好。”解振华透露说，环保总局的强硬立场甚至引起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关注。他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说：“环保总局现在也动真格了，查处了一批违规上马的项目，非常好！”

　　潘岳认为，在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以后，社会议题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政府架构也做出了相应调整，服务于综合、科学、和谐的社会发展。环保总局的职能已经转变成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控手段。

　　而在地方，环保总局的官员们往往为地方政府所掣肘。“你说我们应该听谁的指挥？地方领导用的是经济增长率来考核我们，上级领导部门则要求我们坚决执行相关环保法律法规。”一位地方环保官员说。

　　然而从上任第一天，潘岳就发现将环境问题列入社会的重大议事日程的必要性。那天，潘岳以环保总局官员的身份，陪同全国人大环境和资源委员会的代表，听取环保总局的工作汇报。

　　潘岳和人大代表一样感到了震惊， “我当时刚刚从宏观经济部门离开，我的感觉是，这种发展方式维持的时间不超过五年。”潘岳说。在人口远远超过土地承载力，资源极度短缺、环境容量极度狭小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不可救药的采取了一种高消耗、高污染的方式：单位产值的排污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几倍，劳动效率仅为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经济不稳定的系数为世界平均值的4倍以上。与此同时，能源浪费消耗极大，1万美元消耗矿产资源是日本的7.1倍，美国的5.7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这种增长方式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在人类社会文明史中，环境与能源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在中国发展史中，环境与能源挑战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巨大。”潘岳说。

　　潘岳不是一个纯粹的环保主义者，在宏观经济部门的大局观让他感到，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国情之一，甚至成为了民族复兴的主题，因而也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

　　长久以来，人们的认识误区是，只要经济发展了，就有足够的物质手段去解决政治、社会和环境问题。然而事实是，当发展到人均GDP3000-4000美元的时候，这些危机就会提前来到。潘岳说：“我们的那一点经济积累根本无法应对。经济危机经过几年的宏观调控可以恢复，社会危机付出政治成本也可以平息，而环境危机一旦产生，就不可逆转，会成为民族灾难。”

　　作为标志性事件，他在2003年10月发表了《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文章提出，作为一种思想，环境文化是人类的新文化运动，是人类思想观念领域的深刻变革，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超越，是在更高层次上对自然法则的尊重。而这种文化在全世界的兴起为中国带来了复兴的机会。这篇不断试图寻求各种智力资源，自圆其说的文章成为香港公务员考试的内容之一。

　　在概念的推演中寻求现实行动的合法性，这是否是潘岳的个人喜好不得而知，更重要的是潘岳再一次寻找到了社会生活中的必要议题。在时间坐标上，人们发现这次“环保风暴”也是他个人视角的延续。在担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期间，以研讨会的方式，潘岳曾经不断为公众设置了新议题。1993年7月，潘岳还主持策划了“一九九四年中国青年政治心态和社会发展趋势研究报告”，这份历时一年完成的报告，成为中国首次最具权威、最大规模的政治性问卷调查。让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1995年担任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时，潘岳组织力量对全国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流失进行了细致调查，并连续主持召开多次会议，正式号召查处全国国有资产大案，消除政府与企业界的腐败现象。这次风暴的矛头甚至直接指向了官员下海和高干子弟办公司。

　　圆明园

　　“这只是我的第二板斧。”在形容4月13日的关于圆明园湖底防渗漏工程的听证会时，潘岳这样说。2003年10月，北京市水利科学研究所、圆明园管理处、海淀水利局三家单位编定《圆明园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规划认为，圆明园“年渗水量250多万立方米，因此必须有选择地对湖底进行防渗处理。防渗后，每年预计可以减少水渗漏150.79万立方米”。圆明园管理处不遗余力的鼓吹工程的好处，“2000多亩水面每年5月、7月、10月需要注3次水，铺防渗膜后，每年只需注1次水，这样就可以在以往的枯水期保证有充足的蓄水量，避免生态进一步恶化。”

　　而在一些专家眼里，这个工程的完工不啻为一场生态灾难的到来。他们认为，在湖底铺膜防渗，将会隔断水的自然循环，使本来就不流动的湖水彻底变成死水，降低了水的自净能力，不仅会破坏圆明园的整体生态系统，破坏湖中的生物多样性，也会危及岸上的植被，从而危及整个圆明园的生态系统。

　　国家环保总局环评管理司司长牟广丰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以下简称《环评法》)圆明园工程投资3000万元，属于建设项目，应该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依法对其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圆明园湖底防渗项目在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建设，环境敏感程度高，环境影响特殊，在批准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之前，会由环保总局组织听证会，征询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牟广丰说。

　　“环保总局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这位引起公众注意的环保总局官员这样形容环保总局在过去重大工程争论中的处境。环保总局，以及1994年颁布施行的《环评法》似乎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环境法律法规的强制力有限，总是依赖于其他的执法部门。否则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难，难，确实很难；理解，理解，确需理解。”一位地方环保局工作人员在网上给他们的“潘局”留言说。

　　与1月份叫停的大型电力项目相比，此次叫停的圆明园改造工程规模要小得多，却有着更为标志性的意义。就如潘岳所说，这座古老园林代表着中国曾经辉煌的传统和受屈辱的历史，它表现一个社会无力面临一种陌生的挑战时的悲惨结果。在他的一贯观点中，环境问题将是中国重新崛起过程中，遇到的至关重要的新命题。在潘岳的视野中，圆明园工程的听证结果并不是最重要的，一场引人注目的听证会所表明的程序正义才是最主要的目的。“我就是要扭转目前这个局面，告诉大家游戏规则是什么。”潘岳说——为了这次听证会，他是凭借个人影响力疏通了各个环节。“以后还会有更好的听证会。”

　　潘岳说，自己的第三板斧将在4月23日。这是一个围绕水利问题的研讨会，在过去，中国水利能源方面专家的意见都是“按照户籍所在地划分”，而此次参会者包括国内最优秀的水利与能源专家，各大电力公司高层，以及国家相关部门的官员。他说这次研讨会的成果将会直接“上书中央”，而接下来的还有石化、钢铁问题的研讨。他的设想是，环保将不只是一场影响公众的革命，而成为国家战略最重要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