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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鸿集团董事长刘希模专访
编导：仲达文
以下为北京电视台《财智人物》节目脚本：
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财智人物》。34年以前，在甘肃山丹，这个汉武大将霍去病放养军马的地方，有一个年仅16岁的初二学生，与前来接新兵的解放军战士打的火热，最后他竞瞒着父母，当了兵，穿上了军装。三十多年过去了，他已经成为了在中国地产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领导的企业，也被评为了北京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企业之一。这名初二的学生，就是我们今天要采访的主人公――被称为“百姓大房东”的北京天鸿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刘希模。
解说词：北京天鸿集团公司成立于1983年，前身为北京市房地产开发经营总公司。目前，仅在北京天鸿已经开发建设了约1500万平米的各类住房，遍及北京六十多个住宅小区：从经济住房到精品社区，从四合院落到摩天酒店，其中455天建设大运村，可供250000人居住的回龙观社区，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项目，值得一提的是，天鸿正在参与三项北京奥运工程的竞投标。
记者：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企业的领导人，您认为这个领导人是不是也应该有影响力？
刘希模：应该说企业的领导人对这个企业是有影响力的，但是企业领导人的影响力对这个企业反过来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他应该是互相影响的，但是我觉得我对这个企业的影响力没有我们企业对社会的影响力大。
记者：那么人们一提到天鸿集团，说它是有官方背景，也确实是我们是一个国有控股的一个企业，那么有人说，说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换了谁都一样，都能当，对企业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我们也发现有一些私营企业，可能这个领导人的情况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日常经营，甚至它的生存，这是一种规律还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您怎么看？
刘希模：因为国有企业确实有这种现象，很多的企业的领导人不是这个企业土生土长出来的，那么他有些是政府来调动的，那么这个并不是说是一个人来就能干，干他主要是能不能把这个企业干好，能不能在市场竞争当中能不能把这个企业按照市场的规律，把它这个企业做强、做大。但是我觉得企业领导人，不管是国有企业的，还是私营企业的，这个企业的主要领导人对这个企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只不过在民营企业里面，那么这个个人的这种作用更突出、更明显。那么在汽油企业里面你这个企业主要领导人思路，你要通过一种集体领导的形式，大家形成一种共识来去往下贯彻，他这个作用不是那么太突出，太明显，但是这个作用肯定是很大的。
记者：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你说过的一句话，你说天鸿已经成立20年了，那么它是一本厚厚的书，你要慢慢地读，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谈宏这本书到底有多厚？
刘希模：这句话是我刚调到天鸿来的时候，我跟天鸿的职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打了一个比喻。因为我刚到天鸿来，我觉得天鸿20多年的积累，它有相当多的承接下来的一些好的传统、好的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因为天鸿这个企业我没有来之前我就听说过，但是它这个究竟它的内在的东西是什么，它的核心的(精业)是什么，我确实是不太了解，所以我说我说天鸿是一本很厚的书，我需要慢慢地读。那么应该说三年的时间过去了，我现在对天鸿这本书还没有完全读透。
记者：那么面对天鸿过去20多年所取得的很多成绩，我想您到任以后有一些责任甚至会有些压力，这个有没有？
刘希模：应该说这个压力是很大的。天鸿在我接任的时候它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那么我在这个高度上再要，每迈进一步都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稍有不慎还要滑坡。尤其是国有企业滑坡了以后，那么涉及到保值增值，涉及到整个国有企业的形象，也涉及到国有里面企业这么多职工的收入和切身利益，这都是责任很大的，压力还是很大。
记者：所以一说到天鸿人们都想到经济适用房，也把你称为百姓的大房东，这个大房东不那么好当？
刘希模：我觉得百姓称我们大房东，可能主要是指的我们盖的经济适用房而言的。那么应该说它在推动我们国家城镇居民住房改革方面那么承担的经济适用房起了很大的作用。北京市的经济适用房天鸿大概是承担了三分之一，最大的小区就是回龙观。但是因为它价格比较低，而且我们曾经做过承诺，经济适用房是在价格上低，但是在质量上是一点都不能低于其他的商品房，所以这对我们内部的成本管理的要求就非常严，而且稍有一些放松，那么就可能会或者说我们要兜不住成本，或者是居民的经济适用房质量上会受到一些影响。
主持人：刘希模今年刚满50岁，出生于甘肃山丹。他16岁当兵以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城市建设这个行当：当兵13年是基建工程兵，修路铺桥建工厂样样干过，转业以后到了城建集团更是搞建设，而后到顺义当副县长还是管城建。今天，做为天鸿集团的老板，那是地产界的重量级人物，不过，刘希模过去的一些经历，连他的下属都不知道，我们这次可是独家披露。
记者：可以说你16岁的时候选择了一个13年的的军旅生涯。但是我觉得13年的部队生活，那么小的年龄，可能更多的是要经受磨炼。
刘希模：对，我觉得获得的这种磨炼也许在其他的地方也许有，但是不会有那么深刻。那么我记得我小时候当兵的时候，早上起来跑操，有的时候都跑不动了，但是带队那个班长还在跟我们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那就硬着头皮跑，那么晚上搞紧急集合，一个晚上搞两次，都不敢睡觉，但是那种生活给我们带来的就是要时刻准备着的这种理念，就是干什么都要准备好。
记者：这么多年过去了，您要回忆起那次选择，你觉得那次选择是对的，还是遗憾的？
刘希模：总体上来说，我觉得我选择是对的，因为如果不是那一次的选择，也可能我还继续上学，也可能继续就是走上另外一条路。但是我那次选择以后，那么13年的部队生活，我觉得给我了很多在学校里面都学不到的一些东西。它严格的这种训练和严格的要求，再加上一些非常过细的一些思想教育，再加上部队来自五湖四海各种生活习惯和文化的这种融合，就是锻炼了我可以在什么环境当中跟什么人都可以去沟通，什么环境当中都可以生活的这种能力和这种信心。那么我们这些战友们曾经聊过，就是部队生活，我曾经说过一个比喻，就是把自己青春年华最好的那个时候，用一种艰苦的一种磨炼作为一种投资放到一个银行里面了，那么使你以后在一生当中这个银行都给你一种取之不尽的一种人生的一种资源。我觉得我不后悔。
记者：那么13年的军旅生涯，可以说是你开始接触基建，城市建设这个行当了，因为那时你当的是基建工程兵。
刘希模：对，我当兵的时候，我们那个连队是木工，木工连。那么我第一次接触到那么大的机械化生产的木工那个工具，这么大的圆木一破破成小方的。后来从连队就离开到团里面去了，跟施工的就离得比较远，但是整个的部队的性质搞施工的，所以没有离开过施工和建设这个行业。
记者：那应该说你在部队的时候还学了不少技术吧？
刘希模：木工的技术应该是学了不少，其他的施工管理经验也学到了一些。
记者： 到现在如果说让你操起木工家当，还能干木工活吗？
刘希模：我想可能干得不是那么漂亮，但是还是能干。
，我到木工施工车间去，那么至少我一看这个木工活做得怎么样，我能够知道一些。
记者：有很多战友之情是非常感人，我想你13走过来，肯定有很多，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谈一个，你印象最深的，让你非常感触很深的事和你印象最深的一个人，
刘希模：应该说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们连长。我们去的那一年他是28岁，我们都叫他小连长。我刚当兵的时候，他给我放到炊事班喂猪，我当时想不通，因为我当兵那时候个子又小，那么挑两个猪食桶喂猪的猪食桶我都挑不动，挑不动。他告诉我，他说你要想在部队能够得到一些锻炼，必须把部队这些最艰苦的工作做好，那么虽然你一桶挑不动，你可以挑半桶，但是慢慢地你就会感到这些活对你是有益的。我就从为喂猪开始，喂了三个月猪，然后他又给我调到炊事班去烧火，烧了两个月火，最后才调到连部，我想这个过程，后来我想他可能是对我，就是看我这种吃苦能力和适应这种环境能力的一种考验。
刘希模：那么还有一次印象很深的是，我们那时候72年，我们刚调到东北，我们在鞍山给鞍钢搞建设，7月份东北下大雨，就是发了水灾了，(泰子河)的河水就猛涨，然后把我们部队拉出抗洪救灾。我们连长就跟我们在一起扛着那个草袋子，去加固那个堤坝。累得我们扛完以后，只要有一块地方，倒地就睡，那么第二天早上我们起来一看，我们睡那地方是什么呢？到处都是大粪、猪粪，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我们连长也在那，而且他把他的雨衣盖在我的身上，他就在旁边那么躺着，非常感动。我觉得这种官兵之间的关系，他完全没把你当成一个就是兵，他就把你当成一种亲兄弟一样。
记者：是，我觉得连长对你的这种关爱可能也会，到你现在你对你的员工在管理他们的时候，你可能也时常想起你的连长？
刘希模：对，我在那个企业里面很少发火，基本上不跟我的下属，不跟我的同事和我的，特别是不跟员工发火，我觉得对自己的这些同事也好，员工也好，可以用各种方式去影响他，但是发火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记者：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像那件雨衣一样的温暖？
刘希模：对，应该是这样。
记者：13年的部队生活，你看你得到了这么多艰苦的磨炼，感受到了很多亲情，而且还入了党，从事了很多管理工作，应该说为你下一段的人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那么到了复员的时候，你有一个机会，跟大家一起转业。
刘希模：我是复员的时候，其实我还是想当兵，那时候。我觉得我在部队还没有当够。但是我们整个部队要集体转业。当时我们脱军装的时候都非常，应该说大部分人都非常留恋部队生活。1983年7月1号的我们集转业的时候，大家脱军装的时候，每个人都就是特别舍不得脱那一身军装，现在我的帽徽领章我来留了一套军装，那么不管我到什么地方去，哪怕我不穿，我搬家搬好几次，这些东西我都要一直搬着走。
那种不舍是除了对部队留恋以外，更多的是不知道我们集体转业的地方我们能不能够生存。我们转下来以后，我们叫城建集团了，北京城建集团，那时候不叫城建集团，那时候叫北京城市建设工程总公司。当时提出来口号是：一年求生存，两年求发展，三年赶上同行业的水平。
记者：当时好像我们国家对于百万裁军的安置也是一个挺需要费神的工作，一方面觉得这些人都是国家的财富，同时也担心你们不适应现实的社会。
刘希模：当时最需要改的就是一种干活不计成本的这种，就是说这个活拿来我根本就不算，这个活应该投入多少，我应该产出多少。部队的干活就是只要干得好，我投入多少材料都是应该的。
记者：不用看账本。
刘希模：不用看账本的，这是当时最主要的。再一个感到当时迫切需要改的，就是企业它是用的企业的那套管理方式在走，我们转过来以后更多的还是用军事命令的那种方式指挥生产，这也是当时非常需要改的一些东西。
解说词：从1983年转业开始，刘希模在北京城建集团一公司工作了15年。这期间，他做过行政后勤，主持过生产、保卫、审计工作，当过办公室秘书、总经理助理、团委书记、党委书记。每一次不同的工作经历，对于刘希模来说，都是一次积累。
刘希模：97年实际上城建集团拿了辽宁的一段高速公路，铁岭到四平的高速公路，我们叫铁四高速公路。因为这个路段很长，所以城建集团组织了几个公司，就一家一段，其实是一种搞劳动竞赛。我们一公司的现场那一段是盖得最差的，因为那段的地质条件不好，整个都泥了，就是下面都是稀泥，公路的，我们是做了几个桥，桥的桩打下去以后要把那个桩头刨出来，都弄不出来，全是稀泥，有些地方泥就掏不掉。整个的工程进度很慢，我们那个总经理也不客气，我就数了从他开始到最后走的那一天，一共批了我18次，批得我是很没有脸面，无地自容。后来我说郭总我不走，你们走，我在这个地方待一个月，你到一个月以后你看怎么样。
刘希模：他走了以后，然后我那一个月几乎每天早上起来带着我们管工程的管技术的，一共10公里长，从这头走到那头，然后再走回来，晚上就开会，哪个地方有什么问题，什么问题怎么处理，那么这一个月我跟我们工会主席交代什么，我说你两天一头猪，买一头活猪来，就在现场杀了，晚上给职工改善生活。那么应该说还没到一个月，到25天我们总经理他自己跟谁都没打招呼，带着他办公室的人走了一圈，然后到我们工地上给我们开会，应该说我们那个工程完全上来了。
我走的时候我记得，我没带刮胡子刀，其实在那个地方也可以买到，但是我就没让去买，当我从铁岭到沈阳的时候，我的胡子已经长满脸了。
主持人：1998年的10月8号，刘希模接到市委组织部的调令，要去顺义县当主管城建的副县长。在这之前，刘希模连顺义都没有去过，可以说是人生地不熟，他甚至连主管城建的副县长该干什么都不太清楚，不过这到可以通过买些专业书籍，问问朋友来解决，但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家人。
刘希模：我应该说从98年离开城建，当时我在城建的时候，离我的年度的叫做考核奖和平时的工资奖金加起来，应该那时候能拿到10多万块钱，在顺义当副区长，一年拿3万块钱，我跟我们区长说，我在这儿一年损失一辆桑塔那，当时这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波一个问题，就是去弄不好官也当不了，还损失好多钱。
记者：我想你老婆肯定不同意。
刘希模：她更不同意我去了，而且还回不了家，顺义到城里那时候路还比较堵，所以一个礼拜回那么两次，一次，有时候到市里面开会回一趟家，这也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就是对那个环境不太了解，我过去对顺义的理解就是地图上的，唯一路过顺义的区域就是有一次去密云路过(枯柳树)环岛，仅此而已。而且对顺义的人一个也不认识，只有党校的一个同学能认识，其他的一个人也不认识，工作不熟悉，环境不熟悉，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因素，所以我当时很郁闷。
记者：好像到那儿以后不到几个月的时间，贾书记有一次路过顺义给你出了一个难题。
刘希模：对，我看应该是1999年的春节，刚去没多长时间，两个月。领导去到外地，那时候刘淇是市长，他俩到外地去，因为那是冬天嘛，两边的树叶子也都没了，所以视野就看得比较远，而且树后面的一些东西都看得比较清楚。我也经常从那路过，就是京昌高速也从那过，但是坐小车看不到。贾书记他们那次出去的是集体乘面包车，高的，所以从高处一看就能看到，高速公路临近机场的北侧有一大堆垃圾就露出头来。那么当时领导说这怎么回事，这是个垃圾场啊？那么领导说完就让政府办公室督办这个事。政府办公室他们先没跟我们打招呼，他先去看，结果一看那是一个堆放垃圾的一个场地，
记者：当时贾书记下硬指示了，必须要清除。
刘希模：必须要清除，当时从高速公路看过去只能看到垃圾山的一个顶，看起来就是一个顶，看起来很小，其实他们政府办公室的去一看以后，发现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垃圾山，那么就让我们赶紧想办法处理，因为他们出去是三天的时间回来要看。
记者：三天的时间。
刘希模：只有三天的时间，回来要看看落实没有。等我去到那个现场一看，我都吓一跳，这么多的垃圾，搬运是一方面的，往哪搬，搬到什么地方去？搬到那个地方人家接收不接收，搬到垃圾消纳厂那你还得给一定垃圾消纳费。最要命的是这个承包人他有承包合同，他收这些垃圾是他用钱收回来的，我要给他搬走，我怎么给他做工作，而且时间又这么紧。那么我就到那个镇上去了，(铁柳)镇。我跟领导，我跟区长和书记汇报这个事情，他说你赶紧处理这个事，应该说那天晚上我们一直研究这个方案，一直研究到晚上12点，从那个镇里面，从那个地方调设备，然后谁去跟垃圾消纳厂去谈，谁去跟承包户谈，一直把方案定好以后，晚上12点，然后连夜就上设备，连夜就工作，那么又了大概两天半的时间，全都运完了，几乎是昼夜都没有停。
记者：刚才你说到，你到顺义去的时候，人生地不熟，也没有什么认识的人，可能领导也恰恰是考虑到你人生地不熟，因为干城建工作是容易得罪人的。
刘希模：应该说这确实是个好处，那么我去98年去的，99年正好赶上城市环境大整治，需要拆违章建筑。那么那一年在顺义我一共拆了大概100多万平米的违章建筑。我在顺义人家有个名字叫刘中国，中国叫CHINA。
记者：刘中国，拆迁县长。
刘希模：应该说我也不认识张三李四的，上上下下的关系我也不知道，那么凡是规划拿来以后，没有手续的就按照程序走。我现在感觉到那时候我还是非常感谢顺义的这些领导，没有一个领导给我出难题，打个电话说希望哪个哪个你不应该拆。
记者：我想既然您被称为刘中国，拆迁就是按一个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一种对话，老干部可能接受您的一些道理，肯定有一些很难做通工作的，或者气势汹汹的人。五
刘希模：有，我们区医院门口有一个小棚子，他卖一些果品，水果什么的。到医院看病的，他自己用简易的一些材料搭了那么一个小卖部。这个人应该说他神经上好像有一点问题，这个肯定是违章建筑，我们要拆，我们定的他不拆，我们就最后强制拆迁。那天我是带着，给他先发了强制拆迁通知书，我带着我们城管执法队的去拆。你说他是神经病吧，他还非常清楚，我们是九点半到那儿，他站在那儿，他说不能拆，现在是九点半，强制拆迁通知书的生效时间必须是24个小时以后，现在你是昨天10点钟给我的，现在离10点钟还差半小时，就不能拆。所有的机械设备都在那儿等他半小时，那不行哪，不行，后来我又把他拉到旁边，他也不干，最后没办法，只能等那半小时，等完过了半小时，把他的东西搬走，我们强制拆了。后来这个人有一次中午我正在上面刚吃完饭，回到办公室，办公的地方，大院里面有个人在骂，我们区长也听到了，我一开始没听到，后来他打开窗户一听是在骂我。但是他在这个之前，他不认识我，就那天拆迁他也不认识我，我在现场他不认识我。
记者：他不知道，何方神仙。
刘希模：对，那么有一次区人大常委会开会，有一个议题就是人大听政府的拆迁工作的汇报，我去汇报。他不知道从什么渠道我要去人大汇报，那天常委会，他也不知道怎么进去的，进到常委的办公室里面去了。进去以后，我在后面，我知道他，我在后面跟着，他进去以后刘希模同志到了没有？刘希模同志到了没有？后来就让保安给他弄走了。这个人后来应该说跟我关系还不错。
记者：不打不成交。
记者：就是从城建集团一公司到顺义，工资低了好多，这几年下来应该说从成就感是不是有所获得很多呢？
刘希模：应该怎么算呢，到离开顺义的时候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
记者：又舍不得。
刘希模。又舍不得。因为我觉得在顺义第一年干完以后，逐步找到了一些感觉，从第二年第三年，确实有一种成就感，当吃完饭没事的时候，在街上自己改造过的大街上走一圈的时候，心里面感觉到很有点味道，那么在广场上散散步的时候也很好，这倒是一种感觉，但是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在顺义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环境，三年多的时间，不到四年的时间，跟各委、办、局的，跟各乡镇的，包括四套领导班子的关系，他们应当说也接纳了我，也接受了我，对我的工作也给了很多支持，我也想在这个环境当中做很一些多事。
主持人：应该说，刘希模并没有食言，在接到天鸿集团的调任后，他仍然义务为顺义贡献了最后一份力量：最终由顺义举办北京奥运会赛艇、皮划艇等水上项目。刘希模是西北人，骨子里流淌着“仗义施财”的基因，但做为天鸿集团的董事长，工作又有极强的原则性。在他的办公室悬挂着著名相声演员姜昆写给他的几句赠言：我能够办，我不去办，我不够意思。我不能办，你偏让办，你不是朋友，你看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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