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导：毕铭 记者：张庆
以下为北京电视台《财智人物》节目脚本：
过去的2004年是中国经济不平凡的一年，也是中国企业震荡频发的一年，作为一个关注中国企业家命运与成长的栏目，我们一直都在思考着这样的问题，在社会制度日益完善，
经济形态日益纷呈的今天，究竟什么是我们成长的羁绊？在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星牌集团的董事长甘连舫看来，砺炼、执著、智慧、心态才是一个企业家真正成熟的标志，没有人能够让我们倒下，除非是自绊倒了自己，只要心中有梦想，心中有祖国，你的命运命运一定是长久的，这位隐忍了多年的企业奋斗者，今天将给我们讲述一个绝好的天道酬勤、雄心创业的故事。
农民出身的甘连舫，在年少时期曾与所有的同龄人一样，经历了中国一场又一场的社会运动，那时候，因为他与伙伴们所处的环境相同，甘连舫最初并没有觉得这会是一场场苦难。而直到一顶富农的帽子戴在了全家人的头上时，他才发现，他开始低人一等了，在别人的面前，他曾一度不敢抬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厄运一直伴随着他。
甘连舫：我的童年应该，应该说上学的时候就很要强。我在我们初中的时候，应该我是全年级的第二名。但文化大革命无情地剥夺了我上学的权利。就是我初中二年级就辍学了。应该说我的青年时代是在苦难当中渡过的。应该说生活在，社会的经济的最里头，政治的最里头，为什么政治的最里头？因为我们家最穷。为什么说政治最里头？因为我为了带风险金，我都会付出很大努力，我真的在青年时代，要想入团，玩了命都没入了团，没入上。
张庆：为什么？
甘连舫：因为我们家出身比较好。那时候不是围城问论吗？那是极左的时代，所以说我有一颗三上进的心，但是得不到社会的认可，但是得不到社会认可，也没有平台和机会，去发挥我的上进心。那时候，当时我曾想过，我说你能不能破例让我去当兵？不可以。
张庆：也是因为成分？
甘总：我说我不去当兵，我能不能到边疆去，北大荒去开荒？因为不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实我根本就不是知识青年，我是农村出身，他说开荒也不让你去。那我怎么办？我觉得在这生产队就受到歧视，或者说是过种一种忧郁的生活，这种生活是每天生活在战战兢兢，这种生活不堪回首。
甘连舫：都是我们受歧视，但是我人格从来没有受过伤害。也就是你别人你不能侮辱我的人格。
张庆：那你的这种性格，自尊心受到了谁的影响，比如说你的父母亲？
甘连舫：受我母亲影响很大，她是一个很要强的一个母亲。
张庆：可以讲一讲吗？没关系
甘连舫：讲不下去了，还是不讲了，因为她是一个贫民的女儿，嫁到了一个富农的家里头。正因为她争气要强，而说话什么的。就说宁可把这个富农的帽子就扣给她了，一扣就十几十年，一扣，从解放一直扣到文化大革命，挨批斗。我那时候十几岁，我就到中央文革，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去给她申诉，当时的军代表，我十几岁的年龄，我说她家出生贫农，凭什么要把富农的帽子给她？那时候你义不容辞。那时候的自觉性，不是一般人能想像的，想像不了的。
虽然环境艰难，可是甘连舫却一直都有上进心，勤勉向上的个性，他到今天都没有丢掉，在那场无情的动荡风暴中，十几岁的甘连舫永远告别了课堂，他怀揣着创造幸福的梦想，用稚嫩的肩膀挑起了家庭的重担，那时候，他多么希望这样的日子能够早一天过去，让自己能够早一天见到阳光，但他并不知道，那一段人生会是如此的漫长。
张庆：13岁你说你就开始撑起家庭的重担，家里面的劳动力是谁？
甘总：家里劳动力是我父亲母亲，我13岁我上学。那家里没有粮食了我去跟亲戚朋友借钱借粮食。那时候我就善于跟人借钱。
记者：借了还吗？
甘总：借了还，不还行吗？后来还。
记者：你那么小就知道去跟别人去借钱，借粮票，那这个行为是父母亲让你去做的，还是你自己像替他们分忧呢？
甘总：因为他们的能力有限，他们能力和身份有限，所以说我一个小孩子，我就去。因为你不去借，真饿，我父亲只有借5斤面的能力。但是我从13、14岁，我就能借几十斤粮票，我那时候就有能力。
甘总：这个比如说我在十几岁，十七八岁的时候，我跟那个国安县的一个朋友，他是贫农出生，另外是军人出生，后来通过我们家亲戚认识了他。我就到他们家去，幼小的心灵就到他那儿去，到他那儿以后，我就跟他喝酒，一下喝五杯。我就跟他借了，好像那时候是80斤镑的，和几十斤全国粮票。
张庆：你一开口他就借给你了？
甘总：借给我了，后来我真还他了。现在我们还是好朋友
张庆：你觉得您为什么你父亲借不出来，而你借得出来？
甘总：因为我父亲的性格跟我不一样，我父亲是太老实了。因为他是农村那种特别老实那种人。我呢，随我母亲，比较活泼，或者是必须接人待物，比较能适应外交。从小就造就了我创业。十几岁就开始创业，这也对我日后有一定的影响。
张庆：那时候家里老几？
甘总：老大
张庆：那等于说，兄弟姐妹三个就靠你了？
甘总：嗯
张庆：那时候就是说，要在学校上学，家里边很多事情分担，那你心里面对自己以后的前途有没有一些想法，就是说你有没有理想？
甘总：有理想，那时候就想拼命读书，拼命出人头地。但是不是文化大革命把我整个破灭了。理想破灭了，那时候我是保送对象，保送到高中的。那一下就辍学了，辍学了没办法，那一家人吃什么，喝什么，我父母养活不了八口人。那时候我们挣公分，一年挣公分是几毛钱公分，等到了年底分红的时候，我们还要该生产队钱。那一年我记得很清楚，这一年应该是这个有六，六次就是粮食接不上。六次，一年当中有12个月，其中有六次粮食接不上，那就得捱饿。你借不来粮食就得捱饿。那你在那种情况下，你作为老大来讲，那你还去上学，你干什么？你就得要去挑起家庭的重担。我从16岁开始就到粮库去抗200斤大米，16岁。17岁就到装汽车，装汽车、卸火车。粮库扛扛个，酒厂烧酒，我就干那个。那还有那个什么，这个开山、拔河、修铁路、修公路，我一直干了十年苦力。
如果命运的磕绊是在考验这位年轻人是否有能力承担大业的话，那么甘连舫今天所创事业的基础，一定是在那个时期埋下的种子。在许多人都挣扎着寻找人生出路的年代，甘连舫懂得的却只是执著地干好自己的苦力活，他把所有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勤劳上面，靠力气挣来的汗水钱，就是他追求的本分，这种本分就是一种对人生、对事业的执著。
甘总：他没人逼你，那就很自觉的，不是现在我逼我儿子怎么进步，怎么勤奋，不用逼，我这一天的工作，那时候我20几岁了。每天的工作就是早晨四点钟起来，就是大草，打草晒干了以后，卖给人家3分钱一斤。完了上班，上班搞副业，农村的副业去装木头什么的，完了以后装木头、完了以后铲树皮，装到麻袋里头，中午拿家里就做饭去了。中午又打一趟草，下午又是这样。晚上回来以后，下了班以后，就骑自行车，骑破自行车出来去找那个人家弄煤的煤底子，铲一些，一夏天攒够了以后，自己弄点煤冬天取暖。那时候我一年，一个月就挣几块钱。我装汽车的时候，一天三毛钱，一天工作不敢歇，一个月就挣九块钱。挣九块钱，这一家子油盐酱醋全指着我这九块钱。那时候哪能抽烟喝酒，那时候没人逼你，你就是说每天工作不带歇。就说不让你干了，你还特别地难受，就说你不让我干苦力了，因为不让干活你更难受，因为你挣不了那个提成钱，那就是说一个月几块钱。
1951年出生的甘连舫，在他的家乡，北京大兴，渡过了一个艰苦的少年时期，这一段生活经历，让他变得坚强，也让他变得苍老，他曾经风趣地告诉我们，当年他20岁的时候，他的模样已经象四十岁了。1978年，甘连舫终于 迎来了春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让这个时时都靠勤奋等待机会、寻找机会的年轻人，终于看到了自己命运的转变，那一年他第一次脱离了生产队，寻找到了一次自主挣钱的机会。
甘连舫：这人呢，我认为他也是逼出来的，你比如说老让我当那临时工的班长，那时候我挣80多块钱，已经很，80年代初挣80多块钱，已经那是干部挣的钱，那已经很欣慰了，另外我是班长，给人家记工什么，我也脱产等于说。但是如果他这温床还不给你撤，你就还在这温暖的被窝里躺着，谁愿意出去挨冻啊。后来有一次就是我们干临时工干了八年，干了八年以后他这个摊没有了。等于说都要回去，后来就是选了几个长期工也没我，那我的命运就是回生产队。那我坚决不回去，我说打死我也不回生产队了。那怎么办，那是1985年，那是我的一个大的转折点，1985年，我有修公路这个技术，和管理这方面的能力已经具备一定的能力了。那我就想办法自己成立了一个修建队。那时候刚开始改革开放，修建队，那时候盖房子的机械队比比皆是。但是能修马路的私人的队都没有，那时候我就搞一冷门。我就把我原来的旧部结合起来，那我就取的一个，集体名义起的，那会儿还不让个人呢，取了一个六回修建队，修建队就等于说，修马路，修马路京开公路展宽的时候，我就作为一个队就进去了。进去了以后取得了空前的成功。1985年一年我挣两万多块。
张庆：那两万多块已经不少的数目了。
甘总：第一桶金，应该说是成功的第一桶金。
虽然“班长”并不算什么值得骄傲的官职，但是几年的“领导”机会，却不仅让他获得了丰厚的经济效益，而且更让自己拓宽了门路，积累到了平时想都不敢想的人脉资源和想都不敢想的创业思路，于是 ，他开始寻找另一种让自己壮大的机会，这一次，他选择了一个让十里八村的乡亲们都不敢相信的洋玩意——台球。
张庆：我听说你一开始借入这个桌球、台球这个事业，是源于一遍文章，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
甘总：在1986年年底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给我拿了《武汉日报》豆腐块的一个文章，上面写着就是，好像是台球运动自南向北在蓬勃发展。好像是那么一意思。现在我也找不着这一小块文章了。它给了我一定的启发。那时候应该说我这朋友，他找的我。找我那时候我们，应该那时候我撑着万二八千的，1986年年底，那时候我们就策划，就是研究台球，其实研究台球就是说，对台球一无所知。因为台球是欧美传过来的嘛，那时候我们就夜以继日地研究。那时候我们用那个，(椰木)杆子就应漩那个小细腿，这么细，用那个，那个台球跟四条腿晃悠，用那个刨花板做底。上面应该是台泥，我们美其名誉是“静电出美容”，这还有花纹，你想没有花纹那个布，球在那儿它能走接线，那什么都不懂。但是我做出了第一张台球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跟我的朋友讲，我说我未来要当中国台球大王。
张庆：那你刚开始，看到这遍文章，和你到最后下决心要做这个，你中间考虑了多长时间？
甘总：应该在1986年底的时候，我们就敲定了，1987年初就开始干，但是说这干的过程，那就没法儿这种艰辛了。
张庆：当你的第一张台球桌是在你的研制下，在你们的努力下，第一张台球桌做成之后，你看着你的这个成果，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甘总：经过这么长时间艰辛的努力，这个包括几方面，一个是资金、一个是采购原材料，一个是研制。这个艰辛可想而知的，几个月吧。当第一个台球桌摆在我们家外头屋的时候，那这个心情确实需要，快掉泪了。就是说我终于研制出一个产品，因为我一直跟人家做苦力，我一直是农民。我终于作出一个产品，我当工人了。这有一个当工人的感觉。这是我的产品，是我工业。我感觉到它又有球，因为我到天津去买的那副球跟杆。在那上还滚来滚去。这西洋的玩意儿，通过我的努力做出来了。这当然很欣慰。又感到为自己感觉到很不容易，那时候的心情确实是，现在都没法儿理解，它是一成果。
张庆：那桌球滚来滚去的，你心里边是不是也扑通噗通的。
甘总：对
张庆：当你的产品生产出来的时候，马上面临的是一个市场的问题。我就在想你这样一个市场一定是很南开创的，据说你们当时也是四处碰壁这样的。
甘总：那个从市场供应一开始，就推销这低档台球这就用说了。那骑自行车去推广，那有一次我记得我带着我的弟弟，骑车去，那一天去了好像是6个体育用品商店。一无所获，我一拿出来照片人看，你这什么呢，你这什么呢你这个。我说不行不行，我一看人摆在那儿，人家就比咱这强。最后我们到了文化用品公司。他是一个批发单位。到了那儿以后，人家给我提一个三个条件。第一，价格还得降，第二先给产品不给钱，卖了才给钱。第三，你得让我们去看看你那个工厂。我满口答应。现在也一样，我经常给他们讲，什么事先答应下来，先推门进去，我们再经过努力再去完善，一开始你不要喊我，人一给你提出说这么着，一犹豫人不理你了。没问题没问题，就说没问题。后来人家一看，在家里做，人一看在家的外头屋，后来人家也感动了。说你看人家家里头弄了一个作坊式的东西，人家弄得也不不容易。反正这事甭管是你什么什么工厂的，级别，反正人家说我给你试试吧，因为什么，不给钱，不给你钱。你先给人家送货，不给你钱。这样的话就推广，慢慢就打开局面了。因为我们产品不断地完善，技术也在不断地提高。市场也在不断地拓展。
80年代末，在甘连舫做台球工厂的同时，中国也在刮起一阵个体创业的风潮，国家虽然在政策上，对有能力自主创业的人们，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但是，扶持发展的力度却远没有今天这样大，同时，社会上一部分人对“个体户”不公平的歧视，一下子让甘连舫又一次感到了压抑。
甘连舫：我们在《北京晚报》登一广告，那会儿要营业执照。你要登广告，你拿营业执照来，我那营业执照是一小本。那集体的跟国营的是这么大，我们那个是个体户是小本。你那《北京晚报》说你这个不行，我说我这个怎么不行。我说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你登一个通栏多少钱？他说不能给你登，你这个个体，你这么大那个集体才给登，对我的刺激很大的。我说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其实我们也花钱登广告，为什么不能登。我们也不是文化大革命黑五类，黑六类的。那时候就对民营企业有些歧视了。媒体有些自我这种思想。不知道有什么规定，就跟银行贷款，不借给那个私营企业一样，这都是那个时代的事情，当时对我触动很大。我不能等，我党对民营企业，是吧，对非公经济怎么弄，我不能等十年八年了，那我得想招，这不能等，不是等的事。
甘连舫这次没有等，而是和朋友共同策划了一次台球赛，球赛的全名就是：星牌名人台球赛，他想通过这场赛事来推广自己的台球品牌，比赛结束后，许多媒体果然争相进行了报道，星牌台球也第一次将自己的名号，传遍了大江南北，在随后的日子里，甘连舫一直关注着各类台球赛事，他的“星牌”也渐渐地在行业内名声鹊起。
甘总：比如这个比赛完了以后，这个亚洲锦标赛。这是很重要的例子。那年我挣了，挣了163万利润，我说这个五万块钱赞助名人台球赛，是哪年我挣了十万块钱，十万块钱利润，拿了五万块钱，搞了这个名人台球赛，但第二年就达到了100多万利润。那我就1993年的时候，应该那年是163万利润。163万利润，那时候应该是亚洲台球锦标赛。就是说第一个，洲际的、国际的，正式的国际比赛，首次在我国举办，那时候需要赞助60万。英国人要赞助五万美金，五万英镑赞给八张球台，台湾人要赞助给拿80万人民币。最后国家体委那时候也不错，扶植民族名牌那时候，1993年，坐下来跟我商量。我说第一，英国人不能让他赞助，第二台湾不能赞助，台湾赞助全是台湾的广告，咱们大陆这企业往哪儿摆。这说你干脆说花多少钱得了。他说六十万，我说六十万省点花，55万我来了。那年我挣163万，我55万，独家赞助星牌杯亚洲台球锦标赛。那是30多个国家，70多名运动员来。那是在中国举办首次，轰动了。有一人打了141分，一杆。后来整个轰动全中国。
甘总：也是为中华民族争光，我们没用外国人，也是为我星牌打开了大的销售，第二年我400万利润。那时候说真的，谁挣一百多万，谁敢拿出40%去做一次比赛广告。
张庆：一半的利润拿出来。
甘总：就是10万块钱拿五万，我这一百多万拿60万，我是55万，去赞助，独家赞助这东西。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从实践当中，就是说你不会花钱，你不会宣传自己，你都不会成功。我总结我台球方面，应该有几个意识，一个是，那应该是市场意识。应该先市场化。市场意识还有品牌意识。你还得有质量意识，你还得有服务意识。这几方面缺一不可的。还有个宣传意识。所以我这个无意识造就我台球的成功。最后应该说，台球在中国来说，应该在90年代中期以后，应该是中国的老大了。直到现在应该十年中国台球老大的地位不容置疑。
甘连舫的家乡，自古以盛产西瓜出名，到了90年代初，许多人却又因为那里出产星牌台球而享誉中外，甘连舫自然觉得是一种自豪。在93年甘连舫被推荐随国家领导人一起出访欧洲，当他以一位大兴本地企业家的身份，代表中国走进国际的时候，他觉得这份骄傲也属于他的家乡，因为他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然而，那一次出访，却更让甘连舫感觉到自己的另一种责任。
甘总：1993年的9月，好像是9月份的一天。那时候就那天应该是在这个，在这个哪个城市，来表决2000年的这个举办奥运会国的投票，应该是那个日子。我们就是陪同吴仪部长率领的中国政府经贸代表团，访问欧洲三国。我们那天恰好在德国的巴法利雅洲的一个小镇，森林里面一个小镇在，那里主办。我们代表团成员都挤在一起，去看那电视转播。因为它时差的关系，那是八点多钟，咱们国内好像是很晚才直播，那是直播的。当时我看到我们几个领导人在那儿，去等着那个结果，最后那个结果出来以后。就我们落选了，应该说看到落选这个消息之后，大家就沉默了。都不说话，本来我们是一个Party，就是喝德国啤酒、跳舞。还有德国人在那儿伴奏，我就忍不住掉眼泪了，后来有已经到了失声痛哭了，已经到痛哭的那种状态了，无法自制。这个后来吴仪团长就跟大家说，说大家也不要难过，说这个虽然说我们现在失败了，大家振作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中华民族呢，我们中华儿女大家通过全中国人民的努力，我们一定会再次取得奥运申办权，大家尽情地去跳舞吧，我们尽情地就去喝啤酒，又去跳舞。那对我感触相当地深。好像是了委屈一样，就是这种委屈不是个人的委屈，而是我们国家，整个国家的委屈。
张庆：我想这种民族情怀，很多人都是共同的，企业家更需要这种责任感，这种情怀。
甘总：所以说就暗暗下定决心，就是回去以后，我们应该从那个是转折点，已经不是在为自己，或者是为了一个集团的利益，去拼搏，去自己去拼搏。应该说把它境界提高到就是说，我们把企业，你干什么说什么，你是搞企业，你要把企业做大做强，说多交税，多创造就业机会。是吧，增加这个国家的这个综合国力，贡献一份力量，如果说不管在哪个，各行各业的国民大家都这么想，那我们伟大的复兴的日子就会来得早一点。应该把这境界就是说，从那以后，我就提高到这么一个境界。也是从那一天开始。我直到现在我也一直在这么做。
2005年1月23日，北京市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召开，甘连舫作为人大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这次最让他感动的是，政府已经很明确了要加快农村城市化功能配套，全面提高农村经济资源利用率的战略，这正是甘连舫一直所期盼的，因为自从欧洲的那次经历之后，他已经开始逐渐调整了自己以房地产业带动资源提升的思路，在这个思路下，甘连舫所利用和所带动的资源全部来源于他的家乡，一个振兴家乡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张庆：2002年的时候，你开始进入了房地产，当时在这个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具备的情况下，是不是又是一种冒险？
甘总：应该说房地产的转型也是必然的，因为台球经过这么多年，虽然说老大的地位不容置疑。但是它的相对饱和，就市场的相对饱和，国内市场的相对饱和，制约了它的发展。这一年我们开拓了国外市场，已经在美国市场占有一定的份额。我们已经50%到65%储蓄到国外了。但是它毕竟它这个台球这种产品，不是家家户户用的东西，还没有到美国那种程度，家家户户用。所以说它的市场面很窄，所以说它的发展受到了制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不及时地去转型的话，很可能企业就发展缓慢。
记者：如果说我们眼中的一个台球大王，即将变成一个 地产界一个风云人物的话，这个过渡应该怎样去度过？你是怎么样去，以一种什么样的信心去支撑你这个过渡？
甘总：涉足房地产，应该是我几年以前，是一个非常大的决策，这个决策就是来源于我的工厂所在地的搬迁，要搬到开发区，做了第一个地产。它成功了，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觉得做地产跟做这个工厂的有不同之处，也有相同之处。它在管理上、在理念上、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它有它成功的必然，我认为做台球能做到第一，我做地产应该也能成功，现在已经很成功了，那未来我认为还会更成功。
张庆：在你的企业的战略规划当中，在你企业经营战略当中，也是一直立足于大兴的发展，这个时候你是不是看到大兴这么大的变化以后，是不是能够感觉到，作为一个人民代表，真正起到的作用？
甘总：我热爱我的故乡，我要为我的家乡去做贡献。起码我在大兴做项目，我解决了大兴很多的就业，解决了很多就业人口，对就业做贡献。另外一个我把税收都留在大兴，为大兴的发展再加一把力。也体现我对家乡人民的一种贡献，对家乡经济发展的贡献。
甘连舫最大的爱好就是打高尔夫球，他说这种运动可以让人平和。用平常心对待人，用平常心对待事，是他一贯坚持的原则；立足家乡，建设家乡，却是他一生的夙愿，为此我们栏目将继续为您解读这位传奇的企业家，用发现的眼光去探索他成功的真正秘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