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中国商人面临的压力比任何时候都要大

　　竞争压力、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社会舆论压力……中国商人面临的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要大得多

　　文/本刊记者 刘建强

　　“这是很奇怪的一年。”谈起2004年，万科董事长王石如此总结。以宏观调控为大背 景，德隆、铁本、三九等企业轰然倒下；以“郎顾之争”为导火索，关于企业MBO、国有资产流失的讨论不断升级；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英年早逝；伊利集团董事长郑俊怀、创维集团董事长黄宏生均因涉嫌挪用公款分别被内地和香港警方拘捕……而2005年伊始，又传来数位企业家自杀的消息。一时间，企业界似乎变得风声鹤唳，中人欲狂。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那些有着“帝国图谋”的中国商人多数感到一年多来的企业生存环境在恶化：政策严厉，社会舆论对民营企业的质疑不断。他们所希望得到的或者曾经得到过的“成功瞬间的欢乐”看上去遥遥无期。相较之下，处于受宏调控触动较小的行业的经营者们则显得从容得多。“(对宏观调控)感觉还是能感觉到，但对我们影响很小。”自言“天天快乐”的天正集团董事长高天乐说。

　　企业家们普遍承认经营企业本身压力巨大，比如决策，竞争等等，这是他们乐于承受的。而政策的不确定和弊端、社会对此阶层不应有的负面评价等外在因素令他们身心疲惫。“最近两年是我感到压力最大的(时期)，”重型化受阻的鄂尔多斯集团董事长王林祥说。“是真正地感到压力大。心里很别扭，憋得很。”而谈起去年格力电器董事长朱江洪被指为“褚时健式人物”一案时，格力电器总经理董明珠表现出了自己的愤慨。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今天我们能够接触到的，也仅仅是企业家们谨慎披露的欢乐和痛苦，观者不妨放大些看。

　　他们为何痛哭失声？

　　2004年9月的一个晚上，在云南昆明翠湖宾馆，来自陕西的东盛集团董事长郭家学喝掉了两斤白酒，之后嚎啕大哭。那天，东盛集团签署了收购云南白药的协议。

　　我们还记得另外两位企业家的眼泪。李海仓生前，每当海鑫集团完成一件大事，他都要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以李海仓的地位和社会交际能力尚且如此，可见企业家并非尽如人们想象的那般风光。而王均瑶临终前的落泪让人心生惨恻，因累生疾，生命之不可挽留让人徒唤奈何。

　　那个夜晚将是郭家学“永远难忘的一个晚上”。据他说，从那时起，东盛的收购阶段已经结束，今后就可以“很好地做人”。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郭家学面对的收购竞争对手是实力远比自己雄厚的中国华源集团。郭家学每天想的事是怎么样在这么强大的对手面前展现自己的优势，就像小个子面对一个巨人，心理压力极大。郭的一天基本这样度过：上午去跟包括政府在内的各方面沟通，得到较为满意的结果；下午情况急转直下，只能从头再来。名目繁多的各类财经媒体关于对手和自己的报道让郭家学目不暇接：“一会儿是这个报道，一会儿是那个报道，你必须耐心认真地分析：这是对手施放的烟幕弹，还是确有其事？它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尽管郭家学明白掌握的信息越多越痛苦，压力也越大，但是他别无选择。

　　郭平时不大饮酒，但两斤白酒并未使他一醉不醒，相反却“越喝越精神”。“谈判的过程都是求人的过程，可能有时候你还有受别人凌辱的感觉。我走出去也是堂堂的人物，在外人眼里也算事业有成，你说我不是为了把企业干得更大，我干嘛呢？”

　　忆及那段岁月，郭家学说自己成天做梦都在谈判，而梦里出现最多的画面是自己在爬山，还背着很重的行李。“气喘吁吁，最后步子都实在迈不开了……”梦的结果还好，终于登上了山顶。郭说过去10年，自己基本上过的都是这种压力下的生活。收购结束，新的阶段来临，新的压力自然如影随形。

　　“这种压力是我乐意负担的，我累死都乐意。”郭家学说。但是他并不愿意将来让自己的孩子接班。“我绝对不会让她干企业。我们不能让她一辈子处于这种痛苦和压力之下。干企业太痛苦了，我的幸福只是漫长的痛苦过程中的一个瞬间，我是为了那个瞬间而活着。”

　　郭家学的女儿目前读中学，从小到大，郭从未接送过她上学。还是幼儿园的时候，老师让孩子们讲讲自己的爸爸，郭的女儿说：“我的爸爸一说你们都知道，就是……”听说了这件事的郭第一次打了自己的女儿：“我是告诉她从小要自立，在正常状态下去生活学习。”那之后，郭的女儿再未对别人说过她是谁的孩子。

　　做企业是企业家自己的选择，承担压力理所当然。格力电器总经理董明珠十几年前在格力做销售，当时年收入已经过百万：“如果你讲钱，我不必这么费心费力地当这个总经理也够了。做人还是要有理想，有责任感。”

　　2004年，38岁的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因病去世，中国企业界为之震动一时。“看到哪个民营企业家自杀、累死，我都倒吸一口冷气，为我们这些有理想有抱负的企业家感到悲哀。”郭家学说。他认为即使是德隆，也是为了一种理想在奋斗，“否则当初在股票市场挣了那么多钱还去办什么企业？”郭与王均瑶很熟。“我们都在想能不能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创办一家员工认同、社会承认甚至在国际上能够受到广泛尊重的公司。”

　　复星董事长郭广昌与王均瑶是好朋友，曾经与王讨论过为什么要做得这么辛苦，得出的结论是“因为对这个社会充满了感恩”。

　　“每一个人倒下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难受。”郭家学说。

　　如履薄冰

　　许多企业家谈到自己的生存状况都用到“如履薄冰”一词。这不仅仅是对于商业本身的谨慎所致，在中国，政策的不确定、不合理让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倍感焦虑。这也是导致企业家痛哭的一个诱因。

　　《中国企业家》杂志举办的2004年企业领袖年会上，复星董事长郭广昌说他最大的期望是跟大家一起呼唤宽容。受宏观调控影响甚深的郭有诸多问题找不到答案，比如银行利率市场化，他认为信息不对称将导致好的企业拿不到好利率，而差企业未必就拿不到好利率。对于项目审批制，郭的疑问是：一个项目的审批往往需要三到五年，还不一定能批下来。而三、五年后市场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还能上这个项目吗？”

　　鄂尔多斯董事长王林祥对项目审批制的弊端更是深恶痛绝。他认为，审批制的结果就是滋生腐败，从而限制经济发展。他甚至对这种制度已经和将要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恶果感到恐惧。他认为，尽早实行市场准入制度将彻底改变这一局面：“行与不行都摆在桌面上。”目前，王林祥规划宏大的煤电联产和硅铁项目仍在等待审批中，两会期间，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与他一道到北京来“讨说法”。王说这两年是他感觉压力最大的两年，虽然由于性格使然，“睡不着的时候”只比以前多了一点儿。“主要心里很别扭，憋得很。”

　　“你要咬紧牙关挺直腰杆，别人干不成，你干成了，这才叫能力。”王林祥说。

　　“我们不愿意承担企业经营之外的那些压力。”郭家学说。尽管东盛集团受宏观调控影响不大，但郭还是为那些由此倒下的民营企业心存不平：“去年民营企业出事的比例是历年来最高的，好多企业资金链一断就完了。”郭认为，一个企业倒下以后，就会给社会形成“民营企业靠不住”的观念，而这显然不是事实的真相。不久前，郭家学曾与央行的一位官员交流，其中谈到非公经济形成的银行不良资产连10%都不到，而非公有经济为国家贡献的社会价值是37%。郭说，按照这种情况，民营企业的坏账比例也应该达到37%，“这才公平，为什么？因为民营企业贷款难。”郭家学认为，国有企业一个又一个倒下，我们的社会已经司空见惯，却偏偏不允许民营企业犯错误，一犯错误，“各种帽子都给你戴上”，没有人再为它说公道话。“媒体把老百姓的心理引导坏了—他们开始仇视创业者。”

　　2004年，香港学者郎咸平提出国有企业MBO中存在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引起一场大的讨论，一度点燃了民众的愤怒，让那些试图通过MBO来大展身手的企业家心存畏惧。伊利董事长郑俊怀涉嫌挪用企业资金MBO被抓。“我觉得郑俊怀不至于这么笨，”与郑较熟的王林祥分析，“以他的能力和声望，如果想MBO，到哪儿借不到几千万块钱？”郭家学也对郑抱有同情。

　　早在1986年，万科就已经明晰了产权，王石及其高管可以拥有40%的股份。但是他没要。“这个机会是我努力得来的，是合法的，我为什么不要呢？”王石说他为此让远在家乡的表弟把王家的族谱拿来，结果发现家族里没有地主基因。“你从来没富有过，突然暴发你把握不了。而且中国历来存在仇富心态，每次改造都是打土豪分田地，获取胜利果实。”王石的话里可能有玩笑的成分，但其中所含的戒惧让人深思。说起自己把鄂尔多斯从一个200多万资产的小厂做到了几十个亿，王林祥充满自豪，但是他在鄂尔多斯集团所占的股份只有0.3%。当初集团的人都曾表示，王总(王林祥)拿多少大家都没意见，王林祥想的是，理论是这样，但一旦你拿了，可能就会有意见出来了。为了集团的稳定和发展，他选择了少拿。“再说我们这些做企业的也没有什么花钱(个人消费)的机会。”

　　王林祥说，他被内蒙古自治区的政府官员称为企业界的“不倒翁”。王与近十任当地官员打过交道，原则是做到关系不远也不近。“政府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解决，我们可以给你解决。我们企业有什么困难需要政府解决，并不是给我个人解决，大家明明白白。”王说，一个企业的发展与当地政府的开明非常有关系。

　　虽然董明珠不愿意使用“如履薄冰”一词，但她表示做企业要尽量谨慎，使自己不违规。即便如此，格力电器董事长朱江洪仍被指为“褚时健式人物”，文章作者看到了“一幅国有资产如何流向私人的画面”。朱江洪为此起诉了文章作者。尽管案件以文章作者败诉作结，但董明珠认为，格力电器及朱江洪受到的伤害无法因此得以弥补。

　　减压有道

　　1999年10月25日，东盛集团收购第一个上市公司成功。郭家学在上交所把协议签完，听说当天就能过户，“当时的感觉就像在初中的时候，不经意摸了一下我喜欢的女孩子的手。那种触电般的感觉，真是热血沸腾。”那天中午和晚上，郭家学都没有吃饭，因为就是一点儿饭都不想吃。“你说如果不是干事业不是劳动，你能得到这些吗？绝对得不到。但是那种感觉我们经常会有。”

　　王林祥虽然诸多愁绪缠身，但一回到自己的企业中，就像换了一个人。企业家的本能使他精力充沛。

　　比起这些“苦大仇深”的企业家来，天正集团董事长高天乐人如其名，天天快乐。在高看来，自己要比很多企业家做得轻松。高天乐与王均瑶是同乡，住的地方也很近。王经常跟他讲自己忙得不得了，所以二人在一起的时候并不多。“他没有时间跟朋友们在一起，包括家人。他太忙了。你办企业为什么？”高天乐认为，如果自私一点说，办企业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获得他人的尊重。这是最基本的。“如果一个企业经营者整天忙得晕晕乎乎，自己吃也吃不好，睡觉没时间，那我觉得哪怕你做得很大，很成功，也是失败的。一个企业家太忙不正常，把自己累垮了，身体都没有了你说还有什么？我觉得人要轻轻松松地过一辈子，不要有太大的压力，那对身体的伤害是最大的。我要有那么大的压力我就不办企业了。”

　　当郭广昌、王林祥、张志祥等人为了自己的项目审批奔走呼告的时候，高天乐每天早上9点钟起床，喝完保姆端来的茶，接着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用过餐，他不会为去不去上班而焦虑。高天乐很少接听公司打来的电话，因为公司一般不会找他。到了晚上，他会去打打乒乓球，游游泳，或者参加一些应酬，也可能会看电视看到很晚。

　　高天乐从事的是工业电器制造，基本未受宏观调控影响。他对受宏观调控打压的企业的看法是：“你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本来就有一个预案，要考虑你的风险在哪里，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市场经济竞争是需要理性的，结果也应该是可以预测到的。哪些要干，哪些不要干，思路要清楚。假如说，你做的事都是预料不到的，或者都是把握不好的，一个项目进去以后，未来把握不了，前功尽弃，那你找谁哭呀？我做了十几年生意，辛辛苦苦把企业搞到现在，本来很富有，到最后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

　　谈到压力，高天乐认为每个人都有压力，而不仅仅是企业家。高的一位老师跟他讲过，“你们现在的压力是什么压力？我当初干革命的时候，冒着杀头的风险，你们不过是钱多一点少一点的问题。”高天乐觉得老师的话有道理：别人经营一个国家、经营一个地方政府不是比你的企业难多了？民营企业做到中国最大，目前也还是小企业。所以企业家应该超脱一点，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印象深一点，做得实一点。“你站不高，陷进去了，当然就很累。那么忙，结果又很差，那不就是压力很大，自己想死吗？”

　　高天乐能够得到悠闲的生活是他坚决充分放权给职业经理人的结果。高说天正有一个“最好的管理团队”。“一个非常好的职业经理人，我请过来，给他一个团队。权力是充分授权，但是我们的约束他必须要接受，出了问题他要承担责任。”高天乐说，他的工作只有两个，给企业做出规划，找到合适的人(包括花大价钱“挖人”)。高跟公司的人说，我自己没有纪律，但是你们是要有纪律的。“董事长还要按时上班，按时下班，不是要苦死了？”

　　对待职业经理，高天乐的态度是，“买房子我给你钱，你没车子我给你买车，这个不好了我给你换好一点的，就像兄弟一样，有什么困难你找我。”对于不得不辞退的高管，高天乐也做得“客客气气”，开一个欢送会，按理该补一个月的工资，高给他补两三个月的。“这样不论他认为是自己不好还是公司没有发现他的价值，他都会觉得公司对他还是不错的。”高说，他平时请员工吃饭比请领导多，大家相处和谐，别人就不会恨你。“其实你用这样的方式对待别人，别人也会用这种方式对待你。”

　　来自浙江的企业家似乎都比较乐观。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认为，宏观调控给民营企业家造成的恐惧，即使有，“也未必很多”。“民营企业本身就是放养的，没有多少民营企业拿到了政府的多少资源和支持。宏观调控是政府的一种整体经济战略，对民营企业有影响的，但也是绝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