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华侨陈有庆 金融家族代代相传的是信用

　　本报记者 孙毅 特约记者 柳芙

　　如果用A4大小的纸张，以四号字罗列陈有庆曾经和现在拥有的头衔与职务，一行一个，可以印出整整四页。

　　现在这个精神奕奕的老人的主要职务，是亚洲金融集团的董事局主席。当我们在房间 中见到他时，他正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大代表住在北京饭店参加全国两会，宴会厅外无数中外记者正守候着香港代表团的出现。

　　这位73岁的老人，已经是连续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而他和他的金融家族，书写了中国华人金融界的一个传奇。

　　在上海外滩的金融大道上，一座特别的建筑十分吸引眼球，这座颇具东南亚风情的银行大楼，便是泰国盘古银行所在地。盘古银行曾位居全球五大最赚钱银行之列，陈有庆，便是这个金融家族的第二代传人。

　　在自己的土地上出生

　　陈有庆是第三代泰国华侨，他家族的大部分成员追随着主要的家族基业行至今仍然定居于泰国，而他作为这一代的长子，却注定要一生与故土中国有着无法割舍的情缘。

　　1932年，尚在娘胎中的陈有庆让母亲带上了返乡的漫漫旅程。陈有庆的父亲陈弼臣当时久在泰国，在广东家乡已经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但陈有庆的母亲却执意要把他生在广东潮阳，她只身一人乘船漂泊了十数天，终于踏上故土，刚到汕头，陈有庆便出生了。

　　母亲说，他是老大，一定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出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陈有庆在故土上顺利诞生了，但是苦难这时才刚刚开始。

　　“那时候正好赶上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我和母亲不能回到泰国，父亲在泰国赚的钱也没法寄回来。”年幼的陈有庆一边上学，一边和母亲在田里干活，艰难养活着自己。

　　1946年，日本投降后，一家人终于能够团圆，此时陈弼臣已经于1944年和朋友一起在泰国曼谷创办了盘古银行，父亲派人到家乡接陈有庆到香港读书，1950年又把他接到了曼谷。

　　“父亲当时不让我进大学，要我在他的银行里学习做金融生意。”后来陈有庆白天在银行学习，晚上去学校学习，慢慢开始读银行保险的课程。1953年，一心栽培大儿子的陈弼臣又将他送去纽约，陈有庆依然白天在银行，晚上去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有关银行的课程。

　　即使身为公司的领导人，也要让儿子从基层做起，因为陈弼臣认为一个成功的领导者，一定要了解整个公司的运作。在陈有庆心目中，父亲对自己的培养方式是一个成功的接班人培养模式，如今陈有庆依然用这种方式，培养着自己的两个儿子。

　　五十年缘系香港

　　从1950年初次接触银行业务算起，这位老人已经在金融界摸爬滚打了55年，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金融风雨。

　　1955年，陈有庆第一次离开父亲只身进入商海打拼，他的目的地是香港。“父亲那时候只是跟我说，你在香港住过一段时间，所以就去香港开拓自己的事业吧。我们都没想到的是，这个决定让我在香港一住就是五十年，一路住到现在。”

　　当年23岁英气勃发的青年学子，如今已经是73岁饱经沧桑的老银行家。

　　“其实是父亲的眼光好，”陈有庆回忆起自己的年轻时代，觉得作为家族基业的创建者，父亲陈弼臣当时的眼界已经非常开阔。“他当时虽然主要生意在曼谷，但他认为应该发展世界其他地区的生意，而香港则是最好的中转站。在这里我们可以辐射到世界各地，香港是一个有发展的好地方，在美国日本东南亚等地都可以发展业务，所以我就按照他的想法不断寻求海外的发展机会。”

　　这其实才是陈有庆银行家生涯的正式开端。

　　通讯和交通的不畅逼着初出茅庐的陈有庆慢慢不再依赖父亲，自己独立处理各种问题，做投资及经营从泰国进口的大米生意。而他的海外扩展计划，也很快通过香港这个出口，延伸到了美国、日本等国家。

　　当儿子在海外地区拓展生意时，父亲陈弼臣在泰国本土的生意也开始迅速发展。

　　金融航母启航

　　1946年，香港商业银行在香港开业，1959年，陈弼臣创办了亚洲保险公司，亚洲金融集团的雏形就此初步形成。陈弼臣仍然做着东南亚的生意，而香港部分的生意则由陈有庆全权负责。这种各自掌管自己所长地域生意，相互配合的家族经营方式，陈有庆如今也正在他两个儿子的身上实践，一个金融家族，正在进入有章可循的传承轨迹。

　　1990年10月，香港商业银行和亚洲保险成立了亚洲金融集团，同年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主要股东有盘古银行、UFJ银行、AIOI保险、UOB银行、新加坡亚洲保险、CAN集团。1995年，身为亚洲金融集团主席的陈有庆将所辖银行、保险证券等业务通通以“亚洲”这个名字开头，开始强调集团的整体性和全球化，特别显示出一个家族产业的整体性。

　　盘古银行在金融风暴前曾跻身世界五大最赚钱银行之列，现在仍为泰国最大的银行，股票价格比金融风暴时上涨了三倍，北京分行设立箭在弦上。亚洲金融集团，目前开始在国内开辟业务，亚洲商业银行在上海、沈阳、深圳分别设立办事处及分行，亚洲保险集团正在筹划进入内地市场。

　　“我们在内地的生意虽然慢一点，但我相信前景还是不错的，无论是经济前途还是生活前景。1975年我第一次来北京时跟现在相比，根本无从比起，我看着时代发展过来，我对这个地方有信心。”陈有庆说。

　　信不信由你

　　1997年，一场金融风暴席卷亚洲，泰币一度贬值40%，当时的贷款客户大部分都涉及到外币业务，盘古银行的坏账和不良资产大大增加，整个家族的生意陷入了困境。“那时候很多人卖了房子，带着钱跑到国外去，想要避过这场风波。”回想当年，陈有庆大赞自己掌管盘古银行业务的侄子陈智深做得不容易。

　　就在别人纷纷卖房套现时，陈有庆却做了件似乎很没有金融家头脑的事情——他把自己位于香港跑马地的旧宅重新翻建成了一幢8层住宅，还把两个儿子叫来，每人分了两层，全家搬到了一起。“我要给儿女们奠定心理基础。”陈有庆说。他始终对香港回归后的经济走势有信心，而历史也没有辜负他的信任。

　　传承信用

　　讲到在银行业上的成功，陈有庆家族代代相传的信条就是诚信和信誉，一个“信”字，撑起了他的家族事业。

　　直到今天，泰国人还认为陈氏家族曾对泰国的金融和经济有推动作用，这一切都始于陈弼臣当年的一个大胆举措。

　　1953年，陈弼臣担任盘古银行董事、总裁。当时泰国的银行业基本都被外资银行垄断，这些外资银行占据了泰国金融界的主要市场之后，开始对贷款客户做出一些十分苛刻的要求：他们要求客户开银行保证函，还要收取100%的保证金，但是对于生意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泰国的生意人陷入了困境。此时陈弼臣提出，不能只看重资产的损益，而要将对方的“信誉”纳入主要的考量方式。在别人收取100%保证金的时代，他冒着非常大的风险要求自己的银行在做这项业务时只收取1成保证金，甚至等货到时再给银行付款都可以。“这样一来，一块钱做的就不只是一块钱的生意，而是五块十块的生意。”可想而知，大批的华人客户立刻投奔到盘古银行，很多泰国国营机构的生意也挪到了这边，其他银行在压力之下，只好也开始改变原来的做法，这种改变，对于整个泰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很多银行贷款都是没有抵押的，那时靠的就是一个信字，我们那个时代一个优秀的传统就是重情守信，我的父亲是这样做的，我也是这样做的。”陈有庆说。“银行业是为公众服务的行业，银行的资金说穿了就是市民的钱，所以做银行最重要的就是以诚待客，这样才能够赢得发展的机会。”

　　“现在国际化了，生意做大了，客人比原来多了很多，这种情况下银行不可能对每个客户都了解，所以就一定要进行科学管理。”陈有庆是个很谨慎的人，虽然说信字当头，但他的行事风格是十分稳健的，没有把握的事情，他不会轻易去做，所以业务上升得很平稳。“现在我们有信贷委员会、资信调查委员会和稽核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我们对每一家公司的年报、管理都十分重视，尽量避开贷款的风险，这些先进的现代做法虽然跟传统不同，但诚信是我们不能改变的原则。”

　　“这几十年的积累不容易。”陈有庆感慨地说。

　　行事稳健的陈有庆也是个善于把握机会的商人，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的生意状况不好，陈有庆是第一个在香港和东京开始与日本人合作买卖日本股票的。

　　亚洲商业银行以前主要是对外部交流起桥梁作用，与内地的往来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而台湾开出的信用票大都是经过他们转到大陆的银行，所以他们跟两岸的金融机构都有业务上的往来，战时美国甚至以为他们是内地银行，一度把他们在美国所有的美元户头都封了。从那时积累起的良好资源对亚洲商业银行现在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虽然目前进入内地市场的外资银行越来越多，但陈有庆却说自己没有什么压力，他说：“业务紧张一点是好事。大家各有各的客户，那些欧美的大银行一般都喜欢做大生意，不愿意做小生意，但是内地的中小企业和私人企业都是非常多的，我们完全可以在这方面做发展，他们需要资金，需要多方面的融资，这里面蕴涵着一个很大的市场。”

　　隐于幕后

　　一间银行所做的事情往往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印尼华人首富林绍良，在80年代生意起步不久时，盘古银行便贷给他一亿美金。而著名的香格里拉集团，也由盘古银行的父子两代支持多年。

　　陈有庆现在最发愁的，是资金来源问题。

　　“亚洲商业银行现在也可以做人民币业务，在上海广东等地都能做，但目前只能做三资企业的业务，本地人的存款我们不能收，所以我们有时要面临的问题就是要贷款的时候没有资金，基本上只能用自己的钱，新资金注入也需要批准。我们现在主要做买卖贸易方面的生意,客户存给我们不多，基本都是我们贷给他们，主要资金都是从香港我们自己手里来。”陈有庆为钱发愁的样子，也是很多外资银行老板的写照。

　　而作为香港第六大保险公司的亚洲保险公司，目前也在艰难筹备进入内地市场，陈有庆的中国梦，正在一步步地走向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年过古稀的他，已经把大部分的权力移交给下一代，除了连任四届人大代表之外，他的主要精力，已经投入了“香港侨界社团联会”的工作中。成立这个联会的念头，几年前就已经在他的脑海中诞生：全球侨界的网络覆盖面十分广阔，香港是他们的主要枢纽。“我们就是桥头堡。”

　　香港侨界人士来自不同的地区和年代，但是有着共同的语言、历史和文化，他们与海外和内地都保持着密切关系，其中很多人更是利用自己的个人关系网络才将生意做大。“香港的侨胞大概有一百多万，他们为了香港和内地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目前香港正面临经济转型和全球化的挑战，同时适逢内地经济高速发展，此时成立联会，是极好的时机。”陈有庆说。

　　至于家族生意，陈有庆也打算得很完美：他主内，孩子们主外。借助自己对于内地市场多年以来的了解和孩子们从小在海外读书的经验与眼界，一个更加多元化发展的金融集团，已经慢慢完备起来。

　　一个73岁老人的家庭梦想

　　陈有庆是个很有趣的人，他似乎不太喜欢谈论自己，而更愿意谈论自己的家人。儿子，侄子，弟弟，太太，说着说着，他就沉浸在讲述自己家人故事的情绪之中。他念念不忘的是自己的家人，引以为傲的还是自己的家人。

　　这个时候，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古稀老人，把自己四分之三个世纪的经历与梦想，用心地移交给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把自己的爱与心情，与家人的喜怒哀乐紧紧相连。

　　三代同居

　　陈有庆有一个不太一般的家庭——也许应该是太不一般。

　　他的弟弟陈有汉，在1988年他们的父亲陈弼臣去世后，出任盘古银行董事长，而陈有汉的儿子陈智深，则在1994年12月接替了自己的父亲。

　　陈有庆的两个儿子中，大儿子陈智文现任亚洲商业银行总经理，小儿子陈智思则主理亚洲保险公司。小儿子智思，让陈有庆时时念在嘴边，挂在心上，这也许不仅仅是因为他在经商的同时叱咤政坛，任香港立法、行政两会议员，更主要的，是一个老父亲对这个从小多灾多难却一路努力走下来的孩子的牵挂。

　　陈智思是一个全香港保险公司都不愿意为他投保的名人，因为他18岁时，就患上血管收缩症，先后进行了三次大型心脏手术。这段生死之间的经历，让他决定将生命的大部分“奉献社会”，他也是整个陈氏家族中在政坛影响力最大的人物。

　　而对于侄子陈智深，陈有庆也赞誉有加，“他特别勤劳，经常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金融风暴后盘古银行的迅速恢复，在很大程度上仰仗陈智深的勤奋。

　　虽然陈家一家都是“精英”人士，但他们却没有淡忘亲人。每年春节，整个家族都要回到泰国团聚，大家坐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这个习惯，是陈有庆坚持的，他对自己后辈们说：“我离开泰国很多年了，你们的孩子跟我的孩子有的都不认识，以后下一代会连家里谁是谁都不知道，每年趁着过年的机会大家在一起见见面交流一下，以后在不同的地方就都可以沟通了，这实在是一件很好的事。”

　　金融风暴时，陈有庆的两个儿子回到国内与父亲同住，小儿子陈智思更是放弃了美国绿卡，恢复香港人的身份，不过他们父子虽然住在一起，但各自忙于自己的事务，只有周末时才一起吃饭。他们最常见面的地方，是家里的健身房。陈有庆在北京饭店的房间角落里就摆着一双阿迪达斯的球鞋，“我一定要健身的，我们家里有一个健身馆，给我和我的孩子们用，身体健康最重要。”老人笑得很开心。

　　1952年结婚，陈有庆早已经度过了他的金婚纪念日，和太太沈时芬在香港相识，在泰国结婚，两个儿子各自事业有成，两个女儿远嫁国外，陈有庆夫妇的日子过得幸福满足。陈太太醉心绘画，小有所成，一家人住在8层大宅中，不远不近，各自过着各自不平淡的生活。陈有庆的家，论职位，几乎就是一整间公司，但抛掉各自的俗务，谁能说不是一个模范的香港家庭呢？

　　让后人走自己的路

　　虽然没有经历过什么童年的苦难，但陈有庆子女们的经历却和自己的父亲非常相似——去国外念大学，进国外的大公司打工，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家族公司来工作。

　　“我现在已经是半退休状态啦！”他笑。现在整个家族中的生意，陈有庆都已经慢慢交给了两个儿子，儿子们多年的海外经验，为家族企业进一步扩大市场打下了良好基础，而陈有庆本人参与内地各种事务多年的经验，让他可以专心为儿子们攻打内地市场。

　　接班问题一直是家族企业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根据《美国家族企业调查报告》的描述，那些已选定了接班人的家族企业中，84.5%选择的是40岁左右受过大学教育的家族成员。制定了接班资格认定政策的企业中，38%的企业要求接班人具有在家族企业以外至少3年的工作经验；29%的企业计划将所有权平分给子女，22.3%倾向于给对企业贡献大的家族成员更多股份，10.1%计划给那些不参与企业管理的子女较少股份，6%的不给其任何股份。

　　目前中国大批家族企业正处于权力交接的转型期，如何成功传承财富成为其面临的主要课题。研究家族企业史的学者发现，在所有把财富转移给下一代的家族企业当中，至少有80%的家族生意在第二代手中完结，只有13%的家族生意成功地被第三代继承。

　　为了平息子女之间的争夺，瑞典宜家的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把公司资产拆成了三份，确保子女无法动摇公司的根基。意大利经营高级男装的杰尼亚家族则干脆把整个生意变成了两代人的合资公司，共同承担经营上的风险。但瑞士洛桑商学院的施瓦斯教授则认为，老一代创业者总以为公司的成功是自己正确领导的结果，却没有意识到每经过一次权力交接就需要做战略上的调整，他们只想让子女照着自己的方针行事，以为从此就万事大吉。

　　“不要逼子女按照自己路走下去”，这样一个简单的要诀，正一代一代在这个金融家族身上实践，他们的第三代接班人，也已经逐渐介入家族事业，但是陈智思说，不会逼后代走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