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升：92派企业家的价值观

　　本报记者 方军 张冰(实习) 北京报道

　　我们的思维模式定义我们的世界。对于变动中的中国商业界，由于思维模式的不同每个人看到的并不相同，因而采取的是不同的行动。刚刚被《财富》(中文版)评为“年度中国商人”的陈东升也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他相信1992年的两个文件《有限责任公司暂行管理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之后才有了真正的中国现代企业，它们给中国企业带 来的影响被严重低估了。1993年陈东升创办了嘉德拍卖，1996年又创办了泰康人寿，和当时的大批依照这两个条例新创的企业一样，都是产权明晰的股份公司。

　　陈东升自称“92派”，现在他是1992年从体制内向商界移动的那一批人中最成功的一位。被归纳在1992年的这一代企业家如今处在先驱者如张瑞敏、王石、柳传志以及互联网时期的数字英雄中间，他们开创了一大批广义的服务业企业，但真正的影响仍未完全发挥。在创办企业之前，他们是社会的“主流精英”，率先引进着各种观念，譬如陈东升引进了以销售额为标准的500强企业评选；进入企业界之后，这一批人大多建立了行业标杆性企业，引进了新的行业。

　　陈东升相信“市场经济是企业和政府互为推动、互为学习，互为交流的结果”，因而做艺术品拍卖的时候他选择与文物局持续沟通，帮助建立行业的规则；作为泰康人寿CEO的他一直与保监会保持良好沟通，在2004年相关条例颁布后，得以在保险公司中第一个发行次级债。他相信“创新就是率先模仿”，他最初创办艺术品拍卖公司是基于这样的朴素概念“美国今天火的，中国明天一定会火”，他建立了“中国的索斯比”。1992年，他第一个向中国人民银行非金融管理司提交创办人寿保险公司的申请，直到1995年国务院将要批准成立保险公司时，大家才蜂拥而至，他很自得地说，“之前，大概只有我一家在申请。”

　　访谈

　　问：为什么在1992、1993年间你会选择去创办企业？

　　答：当时大家感觉该是下海的时候了。1993年我下海时曾经讲过，要是五年前下海，我可能是一个犯了错误的人；三年前下海可能是无能的人；而现在下海，人家就认为你很行。这里面隐含的是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对经商的判断变化的三个阶段。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对商业的判断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大家都不认同商业的时候，去做商业要冒的风险是很大的。

　　当一个社会确定“只有顶级人才去从事商业”这样的主流价值观，才是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真正走向成熟的时候。价值观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有一些人成功、发财，之后大家才把他们当成榜样来追逐。

　　问：你刚才的叙述中有一个关键的部分就是1992年的时候，社会价值观认为最优秀的人应去从事商业，造成这种价值观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答：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国际政治环境。在1980年代，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那一批年轻的社会精英都在探讨体制问题、借鉴国际的经验等等。1990年代初，这批精英开始分化，寻找出路，其中一部分人选择了从事商业。1991年苏联解体，接着东欧剧变，在《参考消息》上我们经常会看到说，东欧国家原来的部长在地铁口摆报摊。正是这些事件加速了群体的分化：经商，从政，到海外，做学问，或者干脆无声无息，做了老百姓。

　　第二个因素是邓小平南巡。这是这个群体分化的基础，邓小平南巡讲话是强大的助推剂。

　　第三个因素是1992年出台了两个重要文件——《有限责任公司暂行管理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这两个文件出台后，真正的中国现代企业才出现。在之前没有股份公司，只有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个体工商户这四种企业类型。真正最核心的公有制的主体形式以及混合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形式——股份公司——到1992年才开始出现。我认为，这两个文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相当于1978年关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只不过是因为各种因素，没有被大家关注。这两个文件掀开了中国企业进步的革命性的篇章，真正地影响了中国企业。

　　问：你在去年的一次演讲中说，“中国真正拥有企业家只有12年的历史”，你似乎认为到1992年中国才真正拥有第一代企业家？

　　答：我是指企业形态，是说没有真正的跟国际接轨的企业形态，怎么能有真正的企业家呢？也不能说过去没有，但都还不是完全状态。去年的郎顾之争，就是因为只看到皮毛。从历史走过的人，是不会去争这些问题的。那个时候不戴红帽子不能生存，但是戴上红帽子就把产权变成别人的了，财富也就变成给别人创造的了。

　　问：那如何解决产权问题呢？

　　答：仰融事件是产权纠缠不清的典型问题，更早的褚时健事件，那是承认企业家价值的问题。在仰融事件中，说是国家产权，国家没有投钱；说是私人产权，但如果当时国家不给你政策，你不戴红帽子，你做不大。严格地讲，当时就是一个产权不清的混合体，现在就有纠纷。有很多人讲，国家现在不能够把企业创始人一脚踢开，企业创始人也别一点不承认国家的作用，应该是协商解决。

　　问：如果政府不跟你谈判，或者采取的是非常强硬的态度呢？

　　答：为什么不学习李东生呢？李东生是在产权很清晰的时候，跟政府谈判、得到政府的承认，获得企业的经营权和股权。

　　在今天的中国，因为中国企业都是在初级的创造阶段，并且中国开放又这么快，面对跨国公司全方位的竞争，企业家精神仍然起主导作用。只有造就一个真正的、有价值的、市场化的CEO阶层，国有企业改革、中国企业走向社会化、公众化才能实现。

　　问：你所说的“92派”创办企业时采取的主要是组建股份公司的形式，后来到了互联网热潮时期，就以更明确的产权实现了创始人的价值了。

　　答：我对这个话题有很多感慨，中国过去没有什么创始人的概念。什么叫创始人，就是企业家精神应得价值的法律形式、合同形式，就是在建立企业之时，就认同创始人的价值，出钱的股东用一块钱买一股，创始人用一分钱买一股，甚至如果出钱的股东同意，送股都可以。

　　过去我们创办企业的时候，只有出钱的人才有股权，而对于企业家、创始人，只不过在情感上、精神上、企业经营权的控制上支持你，还有的给你戴戴高帽子。当时没有创始人这样的概念，也没有这样的社会基础。

　　互联网革命，中国互联网公司的这些海归派的崛起，对中国企业最大的贡献就是引进了最核心的两个制度：创始人制度(founder)和期权制度?option?。创始人制度、期权制度就是承认企业家的价值，不仅仅承认一个企业家的价值，也承认团队的价值，个人英雄主义变为团队的共创价值。创始人制度、期权制度和团队价值，这三个是互联网革命为中国企业注入的最具有革命性的价值。

　　“92派”企业家的价值就是使得以现代企业制度的形态建立企业，然后找世界上最好的企业模仿。“92派”的核心，一个是现代企业形态的引进，二是把西方先进行业在中国的空白填补上，通过模仿、学习世界上的先进企业，形成这些标杆性企业带动行业的发展。

　　“92派”还有一个核心特点是，它的主体都是过去社会的主流阶层，他们开始在价值观上认同商业是最好的，也是最好的选择之一。这意味着社会的主流精英进入商界，之前，他们要么在政府机构，要么在研究机构。

　　而像王石、张瑞敏、柳传志还有鲁冠球等企业家是先驱者中硕果仅存的几个，先驱者的价值在于他们在茫茫的黑暗中的摸索，更具有不确定性和先知的作用。

　　问：我注意到几个事情：一个是你开始从事拍卖行业的时候中国没有《拍卖法》，有报道说后来许多拍卖的规定都是嘉德与相关部门一起研究的；泰康2004年能发行13亿次级债，也源于你和保监会一年多的沟通，最终能在相应条例颁布后第一个发行次级债。请问你是如何每次都走在政策与潮流之前的？

　　答：2002年第二届亚布力论坛，有些人强烈地批评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改革不快或者官僚主义的那一面。我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学习市场经济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政府在学习市场经济的监管方法，企业在学习市场经济如何经营企业的方法。完善的市场经济，一定是政府的监管行为、企业的经营形成一个整体，形成企业和政府互动的关系。政府不要看不起企业，企业更不能蔑视和诋毁政府，大家都是互相需要、互相学习、互相促进。

　　当年我和文物局就是一个互动的关系。拍卖文物是具有很大阻力的。首先，有很多比较守旧的想法、简单的逻辑就是文物不能卖，卖文物就是卖祖宗，卖祖宗就是卖国。第二，过去我们老讲“好玉无价”，但是好的东西是一定有价的，正因为有价，大家才保护它。古董不值钱，谁会保护它？没有商业艺术品的流动，古代文化艺术品保护不了。第三是在国内建立中国艺术品市场，还是让市场永远在国外的问题。过去由于传统的观念，国内没有市场，有人就把文物走私到香港、到纽约去拍卖。10年后，北京的交易额大概达到36亿人民币，北京已经是中国艺术品拍卖的龙头地位了，交易总量已经超过了香港，更超过了纽约。

　　当年就是说能不能使得海外的文物流回来？当年还害怕文物流出去。如何建立制度避免这样的问题？我们与文物局一起研究，协助政府来定一些制度。很多制度都是当年在嘉德拍卖过程中遇到的情况，然后跟国家文物局协商制定的，总之是让好文物回流，好的文物留在中国。我们制定的拍卖规则是，只要定位为一级文物就只允许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博物馆来买。

　　问：你这几年强调得很多的观点是：“创新，就是率先模仿”。我们很认同你的思路，即“模仿、借鉴、消化、改良、创新，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道路、企业逻辑”。但对此的疑问是，绝大部分人做企业就是这样做的，为什么还需要不断地强调？

　　答：后来我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点，给它加了三个限定：创新就是率先模仿，企业要善于、要率先、要找到最好的模仿。

　　经济学中，有一种后发理论。譬如“雁型理论”，日本开始工业化、产业化升级，劳动力价值升高了。它就把技术含量低、劳动力成本高、竞争力不强的企业转到下一个国家。下一个国家再重复这个过程。大雁领二雁，二雁领三雁……这就是雁型理论。当年我们中国的进口替代理论也是典型的后发优势理论。

　　但是，经济后发理论的基石是企业后发。譬如说没有索尼，就没有三星，现在学生三星正想超过老师索尼。嘉德、中诚信、中期都是典型企业后发，率先找一个最好的目标模仿，然后带动中国行业的发展。它们的意义在于，首先带动了一个行业，然后再在这个行业里进行国际竞争。我认为，创新就是率先模仿是一种企业发展的后发理论，是后发国家企业发展的一块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