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潘石屹谈人生

    文/本刊记者 仇 勇

　　冬天，城市过早地进入黑夜。如果你经过北京繁华的国贸地区，便可看见一群一群的民工坐在东三环的马路牙子上。他们具有民工的标准外形：污衣在身，肤色黝黑，没有时间和金钱打理发型。他们曾经是纯粹的农民，你可以想象他们脱掉安全帽拿起锄头下地的情景。

　　假如我们也没有钱呢？没办法天天开车，没办法买好衣服，只能穿几十块钱的破外套，在北京的扬尘里灰头土脸地走路，或者忍受着汽车尾气和喇叭声骑自行车。估计我们也会是这副德行。

　　所以，建外SOHO和SOHO尚都盖好了，留下的是潘石屹的名字；就像我们只记住秦始皇修了长城一样。

　　历史无情。

　　本刊记者把这种感受转述给SOHO中国公司董事长兼联席总裁潘石屹，潘石屹说：“这种感受我可能比你还要更强烈一点。”

　　潘石屹是谁？对于熟悉他的人这不是问题；对于不熟悉他的人，解释起来却有些费劲：一个商人，一个盖房子的；一个业余电影演员；两个孩子的父亲，一个离过婚的男人；一个MSN使用者，摄影爱好者；王石、冯仑、梅婷的朋友，水均益的老乡；2004年度“飘一代”代言人，一个在印度洋海啸中捐了100万元善款的人……

　　1963年10月，潘石屹出生于甘肃天水。

　　潘石屹与民工

　　2003年3月9日到14日，潘石屹花了12天时间，从北京出发，沿着北纬40°、向西行25°，从东经116°到东经91°，记录下沿途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和瞬间。事实上，即使今天坐在办公室里翻阅这本后来结集出版的《西行25°》，我们仍能在面对照片的时候感同身受地体会到潘石屹当时的感动：“我在西行的过程中，一直戴着一副墨镜没有取下来，因为我常常想流泪。”

　　相信潘石屹是有浓重的平民情结，尽管他的确同时又是一个富人，一个爱做秀、爱出镜的名人。他对其他人生活的观照，不是居高临下式的，猎奇式的，而是带有某种回忆的色彩。潘石屹放过羊、下过地，一个农村孩子力所能及的“工作”，他都做过。这使得一次次和普通民众接触的过程，变成了一种对过去生活的温习。

　　潘石屹自述：

　　我常常有这样一个画面。如果你是晚上7、8点钟，经过国贸对面建外SOHO的工地，就能看到密密麻麻、人山人海的民工，而且他们都安安静静的。

　　我们在建外SOHO搞了一个狂欢节，好多大明星在表演，这些民工一开始不敢去参加(我鼓励民工去参加)，而去的民工在观看的时候就自卑地、主动地把好位置让给城里人，自己在边上站着。我们的保安一看像民工一样的人就赶，我说别赶，赶他们干什么呢？你不和他一样吗？咱们都一样。

　　建外SOHO的街区文艺活动从2004年5月份一直做到10月份，每周末做一期。民工每到这时候都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的来看表演，都形成习惯了，我特别感动。

　　一般咱们看到的民工是一堆一堆的，他们之间的情感和爱我们都不是很能理解的。我在非典之后，就一个人扎到民工堆里面，他们不认识我，我就跟他们聊，我说我是摄影爱好者，想给你们照张相。有一队四川的民工，5个人，他们要负责把一个钢筋混凝土的柱子从地基一直打到上边，一步步建成需要1年多的时间。然后我就发现这几个人中老的老小的小，后来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是一家人：爸爸、两个儿子和他的叔叔、还有一个远房的亲戚。他们之间的劳动和相互配合特别感人，你能从他们的劳动看到父亲对儿子的关爱，一家人之间的互相扶持，就跟种他们家的责任田似的，一点一点地，在1年多时间里，风里雨里的，就把这个柱子弄上去了。

　　潘石屹的不惑

　　一个40多岁功成名就的男人一定是更多地考虑一些财富之外的事情。这种思考和一个人的人生境界有关——财富的增长并不能使一个人的心灵获得安静。有人说，孩子是成人最好的老师，因为生命在本真状态，更能焕发出回归人性的思考。

　　潘石屹很喜欢和自己的两个儿子呆在一起，也很想让他的孩子能够“自然”成长。

　　潘石屹自述：

　　印度有个哲学家叫奥修，奥修说尼采说过一段话：人有三种，第一种是骆驼，吃饱喝足把能量存在身体里面，别人带它往哪儿走就往哪儿走；骆驼里面有少数的人变成狮子，这就是第二种人，要做领袖，很独立，要竞争；第三种人是婴儿。

　　我就想，1988年4月份之前我就是个骆驼，千方百计就想着谁能带着我走，我就向人家好好学习，前面不管是什么样的环境我都要去；后来我就变成了一个狮子，变成领袖，要赚钱，要有很强的竞争意识。一小部分的狮子受到外力的引导，会变成一个婴儿，人要变成婴儿的话就很幸福了，它享受的是“当下”。

　　我想如果能有个外力的作用让我变成一个婴儿，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在此之前还是个狮子。人最好的一个状态是友善，对周围的人很有爱心。

　　我没有明显感觉到自己已经是一个40岁的男人，不必有意地来强调它。

　　我的两个小孩一个6岁一个4岁，我对他们的惟一的要求和希望就是自然成长。他们玩的时候根本就不管我。我就是保证让他们吃好睡好，洗个澡，带着到学校去。我看着这两个小孩真是觉得变化很大，每个人都是天才，电脑再好用也比不上一个傻子的头脑，我学英语，天天觉得费了很大的劲，还没学好。而孩子的英语讲得比我要好很多。

　　人太聪明了就会走到一个不该走的路，明明你不适合干这个事情你非要干，就一定干不好，人要真正把自己的路走顺的话，每个人都是天才。生气都是自然的，一个人要是不生气就怪了，一定要有痛苦才知道快乐，一个人天天快乐得话就是傻乐，都不知道乐是什么滋味。

　　顺其自然最重要。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小孩被蚊子咬了，外公外婆就要给他们抹膏什么的。蚊子就是环境的一部分，人一定要顺其自然，这样才能自然而然产生适应性。

　　潘石屹论拒绝“西化”

　　2002年，SOHO中国公司完成上市辅导期，并且已经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打算到美国上市。但潘石屹最终决定放弃上市计划。

　　按照潘石屹的说法，他是在上卫生间的时候突然改变主意的。

　　中国企业越来越热衷于接受西化改造，如果说引进西式管理制度和流程仅仅是小手术的话，那么，海外上市则是对企业进行的一番脱胎换骨般的改变，这意味着企业发展坐标系的更换。SOHO为什么会选择另外一条本土发展的道路？

　　潘石屹自述：

　　SOHO当时上市的原因很简单，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当时需要钱，有一些大的项目需要启动，需要长期的投资，筹钱的话，我觉得最好是通过境外；因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是没有钱的，但是中国有的是赚钱的机会；国外有钱，没有赚钱的机会，把机会和钱结合起来，从大道理上来说是最好的。

　　当时所有的审批全都完成了，中国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美国证监会、纽约证券交易所都已通过，如果我们要想上市随时都可以，但是最后决定不上了。原因有几个，一是美国那两天要打伊拉克，会不会打？股票会因此受影响。我突然觉得我一个在中国盖房子的人，美国什么时候打伊拉克还弄得我心里七上八下的，觉得关心的事情有点多了，扯得远了。

　　二是投资银行辅导我们时，一本本做培训资料：应该如何面对股东，如何填写财务报表，上市后每次我填完财务报表后都必须举起我的手宣誓，如果一旦财务报表上出现问题，我要承担刑事责任。当然这些我都是可以接受的，尽管有一些压力。

　　第三，最让我不能理解的是他们给我讲从此以后公司发展就要有一个战略，多少年以后的战略是怎么样的都要说的头头是道。他们像上课一样给我一条条讲，讲得我有点烦了，我就上卫生间去，正好碰到公司的清洁工在拖地，我看了看，感觉这就是我们东西方的差距。中国人是举重若轻，把重大的事情用很小的方式去做。我想如果把他们给我讲的这套战略用在清洁工身上，这位清洁工每天都要给我汇报：“我每天的战略是从男厕所擦到女厕所，从左边走到右边，老板你看这做得对不对；5年之后我的擦地战略是什么。”

　　北京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任何一个事情我都会有知觉和反应，这些投行的人800年不来一次北京，就算坐飞机来一趟还不愿意在北京过夜，你来给我讲北京的房产应该怎么做？可能吗？我要听你的，这公司非得倒闭了不可。而且我们这些人不愿意说一套做一套，我觉得一个人要想强大的话一定是嘴上说的和实际做的是一致的，做的跟说的不一致，你说话就没力量了。这就是我准时上市时的感受，这是最重要的原因。然后紧接着，公司运作顺畅了，钱也来了，也用不着上市筹钱了。

　　通过这件事，我想我行走到了一个东西方人的分水岭上了。中国古代的老子对中国人的思想影响是非常大的，他的思想就是平衡，你中有我，不是从中间分开的；顺其自然、天人合一。西方人的思想在柏拉图时代还有一些强调人的情感合一，到了亚历士多德时，就认为世事都是可以分类、归纳、逻辑的，西方人受他的影响非常大。电影《英雄》里面讲书法、剑、情感都是融合在一起的，我觉得这世界本来就是这样。

　　我不觉得我建的建筑是特西方化的，而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不是你建的房子有琉璃瓦、有四合院就是中国式的，我觉得这都是形式，形式的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事物要遵从平衡和自然，一个好的建筑是自然而然地从地上长起来的。一个好的建筑是融合于自然、人和这个社会的——我觉得这才是中国传统中最本质的东西。至于用玻璃、钢这种材料建造，只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时候给建筑提供的各种可能性。

　　潘石屹论生死

　　参透生死和得失，必得平静之快乐。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同样地，未知死，焉知生？如果能够向死而生，则能够使我们领悟什么是生命的本质存在。

　　不惧怕谈论死亡的人，才是法道自然、自信有力的人。

　　潘石屹自述：

　　我的第一个小孩是在香港出生的。在香港，男人是可以进产房的，我老婆是剖腹产，吓得我拿着摄像机不敢拍，后来把小孩拿出来，一滩血，我特别惊慌。小孩身上还有血，滴到地上去，我拿着摄像机镜头赶紧追拍。后来我在走廊里听见另一个产房一个孕妇的惨叫声，我当时真的觉得头脑发木。大概前后一份钟吧，那位孕妇开始喘气了，我估计孩子是出来了。后来我给别人看我拍的录像，他看完以后脸都绿了。

　　人最大的恐惧莫过于死亡，一个无神论者对死亡也会谈虎色变，孔子有句话叫“未知生，焉知死”。死后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越不知道就越害怕，知道死了见上帝你就不害怕了。所以您能够学会一步步面对。所以我觉得挣钱多少、老婆漂不漂亮，相对于死来说都是小问题。

　　小时候受苦当时根本没感觉，就这么过来了，现在想起来当时怎么生活的，也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我上小学时班上有20个同班同学，寒假过后开学的时候，只剩15个，其它5个都饿死了。很多小学同学的名字我基本上记不住，但死了的那几个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当时没什么感觉，好像死了就死了。所以我觉得死亡这个东西我是还没过这个关。

　　到底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禅宗里有一个故事：有个人在森林里遇到老虎，于是拼命跑，逃到一个峭壁边看到一根垂下的长藤，他马上抓住向上攀援。攀到一半时，却发现一只老鼠正在上面不远处啃着长藤，回身望望，老虎正在悬崖下虎视眈眈。这时，他转头看到生长在峭壁上的一枚鲜艳欲滴的草莓，他笑了，摘下那棵草莓放在嘴里，细细品味。这就是“当下”，虽然人可能在绝境，但这一瞬间觉得特别愉快。(赵雪对本文亦有贡献)

     在西行路上，早晨常常被冻醒。这样的气温，这样的海拔和空气中淡淡的煤烟味儿，让我的记忆回到了很远很远的从前。我上小学时，班上同学一到冬天，手和耳朵就长冻疮，每天开春时，长冻疮的地方就开始发痒。村里大人们讲，只要第一年长了冻疮，以后每年都会长，我们早就习以为常了。有一年从公社调来一位田老师，她对我们说，今年冬天她要在班上消灭冻疮，具体措施是跑步、搓手、擦凡士林……结果这年冬天我们果然都没有长冻疮。——潘石屹，《西行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