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良：IBM最高级别本地员工的蓝色血液

　　本报记者 许金晶 发自北京

　　20年过去了，杨良仍然忘不了1985年4月的那个下午。在重庆国际经济合作公司的大楼里，他开始接受IBM公司的最后一轮面试。报名参加IBM考试的1200人中，到这一轮只剩下30多人了。

　　美国的那位女主考官看了看杨良，问道：“Howdoyoudo?”

　　略为紧张的杨良回答道：“Thankyou.”

　　主考官显得非常不解，再次问道：“Howdoyoudo?”

　　杨良仍然回答：“Thankyou.”

　　主考官无奈地摇了摇头。

　　“当时我只知道用‘谢谢’来应答任何听不明白的问题，至少不会是全错。”谈起这段经历，杨良笑了，随后用手指着前额，“但我很快冷静下来，引导主考官转向我熟悉的问题。最后，我成为IBM在中国招聘的第一批6位本地员工的其中一人。”

　　20年后的2005年1月22日晚，北京大学东门外的成府路弥漫着灯光和洋酒的味道。坐在万圣书园Thinker酒吧的沙发上，杨良向记者展示了他刚买的IBM的T系列笔记本电脑，“趁着ThinkPad的牌子还在，买一个留作纪念吧。”

　　酒吧里响起Casablanca的怀旧音乐，杨良的眼眶变得湿润起来。

　　级别最高的本地员工

　　1985年6月20日，杨良开始了他在IBM将近16年的工作生涯。尽管出身建筑专业，对计算机几乎一无所知，杨良在IBM的第一份工作却是系统工程师，负责给客户进行培训、装机、调试、优化、问题诊断和处理等工作。

　　“(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康柏和戴尔已经对IBM的PC造成很大的威胁，由于成本太高，IBM曾一度退出PC市场。”作为当时的系统工程师，杨良对IBM的PC发展史了如指掌。

　　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PC市场空间日益增大，IBM又重新涉水这一领域。此时杨良已经在1992年转做销售，1995年被提升为销售经理。

　　“就在这一年，我们PC在华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二。”杨良说。

　　在做了3年IBM西北分公司总经理之后，杨良于2000年被提升为IBMPC事业部中国销售总监。

　　“我离开IBM时，笔记本电脑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服务器也位居前两位，台式机在国外品牌中排名第一。”杨良回忆道。

　　上个世纪末正赶上网络经济的第一次热潮，许多跨国公司的员工纷纷跳槽，加入一些更加迅捷的互联网企业，或者创业型中小公司。基于同样的原因，杨良于2000年年底离开了IBM，当时他已经是IBM级别最高的本地员工之一。

　　“其实早在1998年，IBM内部就已经传出卖掉PC业务的声音了。从长远来看，IBM将PC业务转让再正常不过了。”杨良顿了顿，“但毕竟做了10多年PC。去年12月8日，我接到很多以前PC事业部同事的电话，他们在电话里都哭了。”

　　蓝色血液

　　“在找工作时能加入IBM是年轻人的幸运。”谈起自己服务了近16年的公司，杨良略微低下了头，目光变得柔和起来，“直到现在，我身上的血液仍然是蓝色的。”

　　谈起IBM的企业文化，杨良最深的感触是这样两点：首先是可以越过自己的老板，对老板的老板说出自己的意见，“每一个员工都拥有Speakup的权力。”

　　“在公司里，每一个人都能够开诚布公地说出自己的建议。下级与上级之间非常平等。”

　　然而，在杨良的眼里，IBM太强调规章制度，无法突出人的作用，这样导致工作效率相对低下。“这也许就是外界对‘大象跳舞’怀疑的原因吧。”

　　“在IBM呆久了，出来以后确实会不太适应别的公司。”2000年底提出辞职申请时，IBM大中华区总裁周伟焜曾几番挽留过杨良，理由是他“太理想化，看不惯不公正的事情，与其他公司可能不容易兼容。”

　　而在优利(中国)做了一年高管之后，杨良确实有了回到IBM的想法。

　　“记得2001年9月12日，也就是‘9·11’后的第二天，我跟周伟焜在希尔顿饭店吃早饭。当时，他也表示希望我考虑回来。”

　　然而，“9·11”之后的IT业大萧条中，各大公司都进行了裁员，同时冻结了全部招聘计划。杨良的回归梦随之破碎。

　　“从28岁到44岁，我人生中最黄金的岁月都献给了这家蓝色的公司。”杨良坦言，离开IBM5年后，他的价值理念和工作方式并没有什么变化，因为IBM的16年工作已经固化了他“理想化和公正”的性格。

　　“现在我每个星期都会跑一次马拉松，我相信运动是保持自己挑战精神的最好方式。”

　　重拾儿时梦想

　　在经历了近20年的外企高管生涯后，杨良在“知天命”之年开始了创业历程。

　　接过杨良的名片，他现在的头衔是“中华培训网高级副总裁、首席顾问”。

　　“实际上，做一名老师是我儿时最大的梦想。”杨良说。

　　记者的提问把杨良的思绪拉回到28年前。1977年的夏天，在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之后，杨良翻出了3年前的高中课本，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届高考。

　　“当年我报的三个志愿中前两个都是师范学院。”

　　然而，杨良在1977年年底却阴差阳错地拿到了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的录取通知。“尽管不是我报的志愿学校，但作为‘右派’子女，能通过政审，考上大学已经是大幸了。”

　　老师的梦想一直贯穿在杨良的工作生涯中。在IBM工作期间，杨良就是公司内部员工培训和经理人发展的主要讲师之一。

　　“现在的工作对我来说很有成就感。我希望世界上最好的人力资源培训都可以从我们这个平台获得，我们的客户包括海尔、华为和联想。”提到中华培训网，杨良露出一脸的兴奋，“无论怎么说，这是自己的孩子，跟在外企打工的感觉当然不同。”

　　虽然这么说，杨良仍然按捺不住对IBM的眷恋和认同，“我很看好我们IBM的前景。”

　　这是这次采访中他对记者说的最后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