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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大代表职能发挥得充分的，北京市管委高级工程师、致公党中央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委员王维平是其中典型。
北京两会前夕，北京市政府邀请10位专家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意见征求时，王维平对北京市市长王岐山说了25个字：“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提高增长质量，降低发展成本。”
王维平说，北京要发展，应该从资源消耗型产业逐渐转化为非资源消耗型产业，不能给后人留下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的世界。
在今年的两会上，王维平再次提出要建立废旧电池垃圾和电子垃圾处理厂的提案。他说，在解决电子垃圾问题过程中，责任主体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他们是电子产品的受益者，也应当对电子垃圾的最终处置承担责任；对于收集、拆解、处理和再利用者，由于其成本高于收益，因此应当获得来自前者的责任补偿，以确保在没有二次污染的情况下获得微利。
王维平对再生资源可谓“情有独钟”。为全面了解北京各大垃圾场情况，1999年的9个月间，每逢周六、日，他就会换上一身破旧衣服，深入到北京市各大垃圾场与那些“拾荒族”摸爬滚打在一起。“整天与比猫大的老鼠为伴，满地的蟑螂和飞来飞去的苍蝇常常搅得我睡不着觉，那种境况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王维平说。
在极度脏乱的垃圾场里，王维平发现了很多“拾荒族”的秘密：“他们并不像武侠小说里的行会、帮会那样有严密的组织和帮规，但他们也有自己的规矩。比如，能拾不能偷，捡拾一块放在垃圾场旁的砖头就是偷；拾荒的地盘也有一定划分，不能随便侵占别人地盘。”
“‘帮主’的权威是靠多方面能力维持的。首先是经济上，拾荒者拾来的东西要靠‘帮主’卖出去；其次是生活和生存上，如果拾荒者在京证件出了麻烦，‘帮主’要跟当地有关部门打交道，为之出面奔走。”王维平说。
他同时还了解到，北京六个大型垃圾交易市场，每天有1万多名河北人进行交易，北京的垃圾主要都销到了河北，玻璃卖到了邯郸，金属卖到了霸县，塑料卖到了文安，废纸卖到了保定，鞋底胶皮卖到了定州。
正是这一段具有传奇色彩的实践经历，使得作为人大代表的王维平一直呼吁国家应该重视发展循环经济，增加对废品的回收利用。“现在北京每年产生约400万吨的垃圾，而每吨垃圾的处理费用至少得158元。正因为没有循环经济的概念，北京的垃圾量逐年增长。”
王维平的奔走和呼吁终于见了成效，循环经济已经写入了今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北京市发改委环境和资源综合利用处处长黄倩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市政府正在加紧建设四个垃圾处理示范项目——废旧家电回收利用示范项目、餐厨垃圾处理示范项目、生活垃圾综合处理示范项目、大型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示范项目。另外，《北京市“十一五”循环经济规划》有望今年出台。
“《关于加快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即将出台，国家也正在修订即将颁布的《国家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另外，今年有望推出《循环经济促进法》。”作为这些文件起草专家组的主要成员，王维平非常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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