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心灵的极乐 中西部企业家为何选择自杀

　　□赢周刊记者 林俊敏

　　2005年的新年钟声敲响还不到一个星期，就有两个中西部民营企业家相继自杀：一个是陕西省金花集团副总裁、上市公司金花股份副董事长徐凯；一个是山西鑫龙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恩龙。这两起民营企业家自杀事件，引起了企业界的密切关注——但更应该受到我们关注的，是依然奋斗在中西部的广大民营企业家，因为他们依然面临着和去世者一样的生 存状态。

　　四大压力源

　　虽然政府正在大力提倡西部大开发，但现阶段的现实却是：中西部的大部分民营企业家正面临着比东部沿海地区更为严峻的生存压力。除了市场竞争，他们还要面临各种东部企业家所没有或者已经走过的困境。其中，下述四点是他们主要的压力源。

　　第一，政策压力。

　　政策的压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伴随政策而来的责任，二是政策变动给企业带来的风险。

　　“现在是西部大开发，政府给了你一个比较宽松的政策，但同时也会给你带来一种无形的压力。” 西安海星集团董事长荣海说，“它(政府)希望你好。在希望你好的同时也许会给你一个与别人不同的政策，相对来讲，企业家就需要为这种政策负起相应的责任。”

　　第二，行政压力。

　　如果说，政策压力是国家给予西部一种正面影响下企业家自身感受到的责任，那么，行政压力则主要是源于有关部门落后的观念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我们是做软件的，一个单独订单可以上千万，这在沿海算不了什么，但在这边有关部门就会怀疑：你的订单怎么会这么大呢？”西部世纪软件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洪涛表示，这种观念需要民营企业家去做很多沟通工作。海星集团高层骆振瑜在接受采访时说：“在沿海可能十分钟办得了的事情在这边要半个小时，甚至一两天。你需要不停地去和他们沟通。”

　　落后的行政观念和繁琐的行政程序给民营企业管理层带来的疲劳，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压力源。

　　第三，投资人压力。

　　“在西部，一些投资人会比较短视。他们对全国性商业状况的掌控远没有沿海地区那么灵敏。”刘洪涛说，“更麻烦的是，他们的投资观念和发达地区成熟的投资理念很不合拍。”

　　这种不合拍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投资期许不正常。“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投资肯定是有收益和受损两种可能，因此投资人在进行投资的时候就必然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一定的风险。”刘洪涛说，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这种观念就有可能行不通。“你一定要是赚钱的，一定要很保险的。”投资人的这种心态对西部的企业家造成的压力是十分大的。因为他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旦失败，连顺利破产亦不可得。另一方面是对人力资源的投资欠缺认同感。一些投资人对给予智力工作者以高薪仍存在不理解。特别是在高新技术领域，这种矛盾更加明显。

　　第四，员工压力。

　　员工对企业家的一种主要压力是：员工对于收入差距化的不理解，以及在敏感时期的非理性举动。由于中下层员工代表了数量上更为庞大的社会群体，因此，他们的这种不理解也会给企业高层带来很大的压力。在“企业家-员工”这对关系中，员工通常处于弱势地位，但社会舆论则常常向员工方面倾斜。一旦企业出现问题，光是考虑到员工有可能发生的过激反应就足以把一个企业家的心理防线压垮。

　　当然，这四大压力源并非中西部所独有，它是整个中国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的经济现象。但无疑，这些压力于现阶段在中西部的民营企业家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

　　先走一步的危险

　　“当沿海地区的人正放胆阔步往前走的时候，我们西部的很多人还守着落后的条条框框打转。”荣海说。这次接受采访的企业家也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中西部和沿海地区最大的差距是观念的差距。

　　“今天的这种经营环境，企业要想更好地经营，经常会去冲击一些防线。”刘洪涛说，有很多企业行为在沿海大家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了，但“这边的人还是觉得不可理解，或者不敢做。比如，中国的《公司法》至今没有关于员工持股的明确规定。如果公司让员工持股，以法定价格购买公司股票，一旦公司上市，员工就可能得到很好的收益。这一方面促进融资，另一方面对员工也有好处。但是这些做法在今天依然没有找到明确的法律依据。”

　　刘洪涛叹息说：“这些事情联想在做，TCL也在做，但西部的企业就大部分不敢做。”

　　“1991年以前发展起来的那一批上市公司——也就是西安的第一批上市公司——它们的老总，现在大部分处境都十分糟糕。要么销声匿迹了，要么就在牢里蹲着了，剩下来的寥寥可数。”一个熟悉西北产经发展状况的媒体工作人员说，包括早年评上榜的企业家，大部分也都倒掉了。“但即使那些蹲进去的老总，也不一定是因为个人的问题。”

　　“很多企业被处理不是因为经营问题，而是因为一些摆不上台面的原因，比如得罪了某些人，或者有些人觉得他太过张扬了。”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企业家说，“这时候，他们的一些原本被默认的边缘行为就会成为他们冠冕堂皇的罪状。”

　　“我们西部地区落后的原因就是我们在固守很多固有的规则。”刘洪涛说，“但我们知道，中国正处在转型期间，因此有很多规则本身是暂时性的，甚至是不合理的，它需要不断地被先行者突破，它需要不断地被勇敢者修正。东部的很多企业家就在这种情况下，勇于在法律空白的地方踩着这条边防线走。而西部的企业家则是等到别人走完了，法律明文规定了才去做。这就等于慢了别人一拍。”

　　中西部的民营企业家就如同行走在一片空白的雪地上，他们行走的时候这片雪地上并没有规则。当新的规则出现以后，如果环境严厉到要拿这些规则往他们的头上套，就可能会套出一个个问题和犯罪。

　　出走，或是被扼杀

　　和中西部落后的环境现状相比，许多企业家都有一种超然于这种环境的胸襟、视野和智慧。

　　由于交通与信息渠道的便利，许多中西部企业家无论在见识上还是决策上都能够做到和东部同步，甚至与全世界同步。但是，他们所在的发展环境并没有因此而迅速发展起来。

　　“中西部的企业家很多都已经走在环境的前面了。但环境却跟不上。”骆振瑜说。

　　这里指的环境，包括行政体系观念服务化、员工观念职业化、投资人观念法制化等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和文化、教育、基础建设等需要长时间努力才能改变的因素联系在一起。

　　“要改变这个环境，对企业家来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这是整个社会的事情，并不是一两个人或一两个企业就能够改变的。”骆振瑜说，“所以我们更多地寄希望于政府，希望政府在引导上做出更多的动作。”

　　但是，在环境改变之前呢？

　　一个企业家开玩笑说：谁叫他们的企业都等不到环境改善就出问题了。这实在是一个黑色幽默。

　　据报道，警方在赵恩龙的办公室里发现了赵本人书写的一封遗书，遗书的主要内容包括：政策变化过快；负担过重；银行的贷款无法如期归还；借了朋友一些钱，无法归还等等。

　　对此，南方一位资深的财经传媒人士评论说：“如果这种事情出现在广东企业家身上，他很可能选择破产而不是自杀。”

　　“中西部企业家的压力主要是来自于一种说不清的文化压力。从历史来讲，中西部毕竟不是沿海，观念比较保守。” 骆振瑜说：“所以就我的观察，企业家最大的压力不是来源于企业，也不是来源于市场竞争，而是来源于周围的人的观念的压力。”

　　在比较严厉的环境中，企业家在出现问题以后也容易出现更为激烈的行为。

　　或许正如那位高科技公司的总经理所说的那样：“这种情况下只有两种选择——出走，或是被扼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