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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刚开头的几天内，山西运城鑫龙稀土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恩龙与陕西金花集团副董事长徐凯，先后作出了他们人生最后一个决策——用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前者52岁，后者55岁。
本报前方记者很快传回上海几乎同样的讯息：二者生前的好友都表示了惊讶——他根本不像会自杀的人。
目前，警方的调查在进行当中，死因尚未公布。但无论如何，赵、徐二人的离去，使下面的这组数据更显得醒目。
有关部门作了一个统计，过往的二十年中，中国有1200余名企业家自杀身亡，而且呈现逐年增加态势。这构成了一个急需解释的、严峻的社会问题——企业家自杀现象。
西方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法国社会家迪尔凯姆在他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中说：“我非常清楚，社会生活的内容不能通过纯心理学的因素——个人意识的状态来解释……我们必须考察的是社会的性质，而不是个人的性质。”
迪尔凯姆创立社会学理论框架的20世纪头20年，正值西方经济起飞过程中的社会巨大变动时期，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这段时期有相似性。因此，将企业家自杀现象放在我们正在经历这个中国亘古未有之大变迁的背景下考量，是必要的。
中国渐进式改革经历了26年，伴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和将人本身的经济属性充分激发，企业家产生了，从一个群体进而形成了一个企业家阶层，这个阶层拥有了社会财富较多的支配权，为人称羡。然而，相当一部分也遭致非议。
在民间层面上，这种非议渐渐演化为一种社会情绪，并且在前年——“保护合法私人财产”写入宪法的前一年——形成了比较显著的社会现象。
西方宗教有“原罪”一说，缘于西方哲学以人性恶为出发点。中国学界近年来引入“原罪论”来解释企业家为代表的先富阶层所受到的越来越多的道德追究现象。中国必须面对的事实是，生产力得到空前提高的代价之一，便是贫富分化正在偏离社会可以容忍的限度。所有这一切，使先富起来的企业家们处于社会压力之下。
从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来看，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我国去年人均GDP微超过这个数字)，社会便进入一个相对不稳定期，矛盾冲突会显得相对剧烈，对企业家获取财富方式合法性的非议正是这个阶段的表征之一。
企业经营的微观层面，同样给企业家以及他所执掌的企业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和不确定性。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企业家在正常经营信用与透支信用之间走钢丝，一旦出轨，后果便不可想象。
跳出现在的时间点往回看，这些年的中国社会变迁，不过是一个昂头向上的平滑曲线，但聚焦身处这个巨变年代的人，尤其是企业家们，他们要面对的，注定是无数次奔向人生巅峰的机会，同时也要面对无数之人生崩盘的可能。赵恩龙与徐凯以及他们在天堂的1200余名企业家朋友们，便是戴着人生巅峰的光环，用极端方式崩盘了。
每一位企业家求发展的过程都是颠簸的，企业家的每一天都像是坐上了过山车。在中国，先前经济政策有“放乱收死”，宏观经济呈现周期循环，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市场经济法律框架的日渐日清，走在常规前面的企业家，就要始终担心为走在常规前面的行为付出代价。
但是，我们决不承认这是徐凯们这一代企业家的不破宿命，也许我们应该说这么一句大白话：只要让生命往前走，总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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