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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朗，旅美钢琴家，首届伦纳德·伯恩斯坦奖获得者，《华尔街日报》评论他是最能改变世界的20名青少年之一
我跟丹尼尔·巴伦伯伊姆(钢琴家兼芝加哥交响乐团指挥)出去散步，他会指着某个建筑告诉我，哪首曲子应该弹出像那个建筑一样的感觉；切牛排时，他会说：“这一刀下去就像瓦格纳歌剧第几幕一样”；他还喜欢边抽雪茄边向我形容弹琴和呼吸吞吐之间相似的感
觉———他们可以把生活中的任何东西与钢琴拉上关系
本报记者 吴丹 发自上海
2004年的最后一夜，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落成庆典新年音乐会上，年轻旅美钢琴家郎朗最后一个出场，与中国爱乐乐团合奏了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
这是郎朗自去年第三次在上海演出。演出前一天，郎朗在其下榻的酒店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面对记者，郎朗年轻的脸上总是写满骄傲，说起话来手势极其夸张，言语间更是充满着自信与老练。
结束采访时，郎朗调皮地跳起来勾住门框感慨道：“我还是愿意当钢琴家，太舒服了！”见记者翻看他破旧的《黄河》谱子时，他就在一旁说：“我的谱子都像狗啃的，这个不算什么了，我的很多谱子上面有12种颜色的笔迹呢。”
演奏的技巧，对而今的郎朗来说，似乎更具有着一种游戏意味。
就在演出前一天的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休息室里，郎朗饶有兴致地向记者展示了一段他称之为“特技”的曲子———匈牙利作曲家巴尔多克的现代音乐作品。只见他的双手飞快地在琴键上弹出湍急而怪异的合音，毫无规则的琴音跳跃于指尖，既有力度又有速度。郎朗陶醉于演示中，同时还不忘向记者解释：“这是现代音乐，很少会有人这样弹钢琴的。”他说，这是他即将于今年1月在美国演出的曲目，他仍在抽空练习。
这个月，郎朗将会在伦敦和美国各地有23场演奏音乐会，这对于任何一位职业钢琴演奏家来说，都不是个小数字。郎朗向记者翻开他今年3月排得密密麻麻的日程安排：3月3日洛杉矶，3月4日纽约……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郎朗和姚明一起被评为美国目前最红的两个年轻的中国人，这或许跟他们都是在美国扬名、立足有关。
对于从十几岁起就笼罩在无数盛名之下的郎朗而言，多一个或者少一个头衔也许无关痛痒；但对于22岁的他来说，艺术的道路还很长，就像郎朗曾经的老师、巴黎管弦乐团艺术总监埃森巴赫评价他时所说的那句意味深长的话：“任何职业钢琴演奏家都不能说100%成功，对各种曲目的领悟以及准确的表现力，才是衡量钢琴家水平的标准。”
《第一财经日报》：曾有报道将你与李云迪相比，你在海外的名气比你在国内的名气要大。近年来你频繁地在中国内地举办演出，是否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赢得更多的内地观众？
郎朗：我从没这么想过。我现在的演出日程都是由全球最大的经纪公司———IMG经纪公司来安排，我每年会有140场演出，现在演出的签约已经排到了2007年，几乎每两天就有一场演出。2005年，我在亚洲的巡演将会更多，大概占到总共140场的20%，在中国，我将会在8个城市作演出。
我第一次回国内演出是在2001年，费城交响乐团建团100周年巡演到北京，我参与了那次演出。从那以后，我每年都会回国演出。我以前确实把工作的重点更多地放在欧美国家，因为现实情况是，一个艺术家如果没有在欧洲和美国立足的话，他就不算是一个世界级的艺术家。
李云迪成长在中国的土壤上，他在国内拿的奖很多，观众的认知度自然就高；而我一直在国外发展，国内观众对我不太了解也是很正常的。
《第一财经日报》：外界对你的溢美之辞会影响你对自己的判断吗？
郎朗：大家喜欢我、认可我，这对我而言是一件好事———如果你不是焦点，别人根本就没兴趣去研究你。古典与流行最大的区别就是，你必须先征服那些顶尖的指挥和乐团，然后才是你出头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为的炒作都是多余的。
我对自己怎么评价不重要，如果指挥家不承认我，评论把我说到天上也没有用；反过来说，一旦指挥家肯定了我，评论就是把我骂到地上，我都无所谓。
《第一财经日报》：你听到过的最尖锐的批评是什么？
郎朗：应该是一些很表面的东西吧，比如我穿唐装演出、或者我演奏时表情不合他们的口味———我穿唐装不是想追赶时髦，我只是觉得那种鲜艳的色彩很能展现我们中国的韵味；而演奏时的表情也是每个人对音乐不同理解时的一种流露，我是按照音乐的本质去发挥的。对于这些批评我不是很在意，我在意的是演奏效果有没有说服力、观众有没有被音乐所感染。
就音乐本身来说，我们自己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但我们也会因为“身在其中”而犯一些别人一眼就能看出的毛病来———其实这是很好的，他们是在为我敲警钟，如果大家都说我好，我反而会被冲昏头脑。
批评我的人不一定是因为恨我，他们可能比那些赞美我的人更爱我。对于他们的尖锐批评，我只会用我的行动来“化敌为友”。
《纽约时报》前后有20次撰文评论我的音乐会，这其中，大概15次是对我的褒奖，3至4次是说很一般，1至2次就是很激烈的批评了。我一般都会在看过报道后第二天的音乐会上，就把感觉找回来了，因为我要努力做到更好，这样才能让批评我的人们收回他们原先的态度和评价。
我在卡内基音乐大厅的演出，美国其他媒体都说好，只有《纽约时报》的一号评论家托马·西尼说：“大家确实都很喜欢郎朗，他今夜弹了5个‘安可’(观众在表演即将结束时用热烈掌声再次请出艺术家)，他还想弹的话，他还能弹。就让他们去喜欢他吧，我可要回家了。”我当时看了就很纳闷，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是第二天在我很成功地演奏了贝多芬的协奏曲后，他的口气就完全变了：“郎朗让我重新认识到，他确实很棒，我也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棒了。”———在这一点上，我倒很佩服国外媒体，至少他们很真诚，骂是他，夸也是他，就在短短两天之内。
同样的事情还有一次，我因为弹了一首浪漫派的曲子而被伦敦《泰晤士报》抨击，他们说我和另一个钢琴家一起把钢琴送进了医院，他的钢琴被抢救过来了，但“郎朗的钢琴却因为严重的心脏病突发死亡了”。第二天我换了贝多芬的古典作品，他们又评论说：“郎朗的深度让我惊讶了，我再也不会写什么医院了。”
再举个例子，我第一次在美国开“郎朗个人音乐节”，当时连续演了五场，包括协奏曲、独奏会、室内乐等，什么都弹了，而且每天一场不同的曲目，感觉就像玩世界纪录一样。当时《芝加哥论坛报》就派了一个21岁的、和我同龄的记者为我做了一篇整版的报道，登了一张我穿着白色衬衫张开双臂的大幅照片，这个记者做得太疯狂，标题是《郎朗要什么就有什么》。有些评论家一看，我居然敢这么干，于是就说：“5年前郎朗出世的时候，他在双亲手里接过了一辆崭新的法拉利跑车，跑得飞快，但现在他开始减速了。”当我后来演奏肖邦第一协奏钢琴曲时，他们又说：“郎朗又回到了1999年，他现在坐的是火箭。”
美国人的评论想像力非常丰富，特别容易理解，他们对作品的好恶也是一目了然的。
《第一财经日报》：有人说你不是一个音乐家，而是一个表演者，因为你演出时过多地炫耀技巧，你的激情过多地流露在舞台上。
郎朗：那要看我当时弹奏的是什么作品了，我在演奏贝多芬和莫扎特的作品时，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过我，因为这是古典形式的作品，旋律都在手上控制，没有必要在表情上做文章；但如果我想表现浪漫的感觉，比如弹奏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时，那种激情上来时连我自己都无法控制了———动作为音乐而服务，我就是这样认为的。对我来讲，演奏这些作品和我当时的心境是吻合的，都是发自内心自然而然产生的；假如弹奏一个浪漫的作品时我故意玩深沉，那就是错误的了。
我了解到的是，国内音乐学院的学生在弹钢琴时，都被要求身体坐得笔直———这可能也是观众对我的即兴演出不太习惯的原因。
不过很奇怪的是，对我的评论越不好，越是激发大家来看我演出的好奇心，票房也就越好———去年是全世界古典音乐市场最好的一年，我的140场音乐会场场爆满，我有时真怀疑他们是不是故意这样写的？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有成千上百万的儿童从小开始学琴，但是真正能够脱颖而出的很少很少；还有很多极有音乐天赋的孩子，因为没有得到很好的培养就此被湮没掉了，你觉得今天的成绩有多少幸运的成分？
郎朗：大师们只在最高一层像大海捞针一样去发现新秀，所以你必须弹得很好才有可能被慧眼相识；若你达不到他们的要求，他们决不会浪费一丁点时间在你身上。
我小时候的生活很单调，除了弹钢琴就是举行汇报音乐会。可我毕竟是个孩子，需要一些新鲜刺激，于是我就每年参加钢琴比赛，几乎耗尽所有精力———要想自己提高得更快，这个手段可能是最好的。我在13岁就获得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音乐家比赛第一名。但我知道这只是个好的开始，14岁时，我到美国去留学，从此就开始很认真扎实地学习。
在我小时候，国际级音乐团体没有像现在这样频繁地来中国演出，所以我只能在唱片里看到大师们的演奏，那时我就希望自己能师从他们，像他们一样在卡内基音乐大厅演奏。我14岁到美国以后，当有一天真的站在他们周围时，感觉我的梦想却是那么的遥远，因为国外优秀的钢琴家实在是太多了，竞争也更激烈，所以“在卡内基音乐大厅演奏”的希望也就更渺茫了。不过我很幸运，我17岁那年作为替补，在拉维尼亚“世纪庆典”音乐节上顶替钢琴家安德列·瓦茨演出，从那以后我们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他也成为了我智囊团的成员之一。
《第一财经日报》：听说你有个重量级的智囊团？
郎朗：是啊，智囊团就是老师的意思，一般是由经纪人和艺术大师组成。我的智囊团中有安德列·瓦茨、丹尼尔·巴伦伯伊姆(钢琴家兼芝加哥交响乐团指挥)、加里·格拉夫曼(美国费城科蒂斯音乐学院院长)、西蒙·拉特(柏林爱乐乐团总监)、祖宾·梅塔(以色列著名指挥家)和谭盾，等等。
美国CBS电视台曾经采访过邓小平，当记者问他一天花多少时间工作时，他的回答是只用2~3个小时———因为除了这2~3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外，他都在思考国家大局的问题。这句话让我很受感染。两年前我就从美国费城科蒂斯音乐学院毕业了，所以现在没有固定的老师，有时间我就与我的“军师”们切磋，研究我的发展方向。
我不能只是一个演出的机器，更应该多考虑我的发展方向。而靠老一辈大师们的支持，我在艺术之路上就会少走很多冤枉路。我看过很多比我当年还刻苦的琴童，但最后他们还是昙花一现了，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把握住方向。
我的智囊团对我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音乐上，他们身上那种执着的敬业精神也让我佩服。丹尼尔·巴伦伯伊姆工作很繁忙，他无论是排练或者演出回来多晚，晚上12点仍然会打电话叫我去他家练琴；另外，我可以随时打电话给他们，哪怕是生活上的小事，比如我遇到什么压力或者人身攻击时，我都会找到他们请求帮助。在某些方面，他们与我的经历很相似，他们也都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出名了，将心比心，所以他们会给我很好的建议。
《第一财经日报》：所谓“良师益友”，你和你的智囊团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郎朗：优秀的音乐家总能从任何事情里找到音乐的灵感。比如我跟丹尼尔·巴伦伯伊姆出去散步，他会指着某个建筑告诉我，哪首曲子应该弹出像那个建筑一样的感觉；切牛排时，他会说：“这一刀下去就像瓦格纳歌剧第几幕一样”；他还喜欢边抽雪茄边向我形容弹琴和呼吸吞吐之间相似的感觉———他们可以把生活中的任何东西与钢琴拉上关系。
他们还会制造一些轻松的玩笑来缓解排练的沉闷气氛。丹尼尔·巴伦伯伊姆给我上课时，常会笑着拍着我说：“下次不能再给你上课了，你现在已经超过我了，要是没人请我开音乐会你可要负责任！”有时候到某个乐团排练，结束后他会逗趣地说：“看，你今天来对了吧，我专门为你安排了那么多漂亮女孩。”
埃森巴赫(巴黎管弦乐团艺术总监)与我第一次见面是在维也纳，他把我当作贵宾一样接待，特地将VIP房间安排给我。埃森巴赫在巴黎的家是一个空中花园，能看到埃菲尔铁塔和凯旋门。我们在一起时玩得很疯狂，能一直弹琴到午夜2点，再一起看DVD。我们都很爱吃、爱玩、爱享受，我练完琴后，他通常会把按摩的地方都给我找好了，然后又领我去最好的法国餐厅吃鹅肝和甜点。
我们在一起完全没有代沟，艺术家都觉得自己像小孩，看到观众年龄层大一些，他们还会感慨：“怎么都是些老头老太啊？”———在心态上，他们永远很年轻。
《第一财经日报》：与你有相似经历的旅美钢琴家比如孔祥东和许忠，他们作为纯粹钢琴家的身份近年来在不断淡化，孔祥东致力于在社会上推广和发展自己的音乐学校，许忠也将更多精力放在拉动国际文化交流上，今后你会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
郎朗：也许我会去当指挥家、办音乐节，或者做很多文化交流活动，但我不会完全把艺术降为第二位而只谈商业不演奏了。每个人都会走自己的路，就像理查德·克莱德曼，他演绎的是流行钢琴，我们古典界没有资格说他是对还是错。
不一定所有人都要当钢琴艺术家，如果他能做好一个艺术商人，那么就可以放手去做。大家的兴趣点因为有所侧重而不至于在一条船上互相血拼，我觉得这样反而更好。
我的很多同学毕业后当上了音乐老师，这让我很钦佩，因为他们可以带领更多的人走进音乐殿堂。他们有他们的成功，如果我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状态，不是一个职业钢琴家的话，我一定会选择当老师。现在我是在舞台上用自己的实力为国争光，而他们是在工作岗位上为国家培养钢琴下一代，我们只是岗位不一样而已。
《第一财经日报》：去年5月，你刚刚被委任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青年大使，还是最年轻的一个吧。
郎朗：是啊，全世界只有30个人能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青年大使，钢琴界只有我一人，而且我还是最年轻的，所以我会竭尽全力地扮演好我的大使角色。
现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有很大程度上，是在按照我的日程来安排任务。我会在每年的140场演出中间抽10至15场作为义演，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特殊的计划，比如去年8月我把李斯特的钢琴曲《爱之梦》带去了坦桑尼亚，通过音乐加强与当地人的情感交流，唤醒他们对防治疟疾的意识。
坦桑尼亚每天都有600个儿童死于各种类型的瘟疫，比如艾滋病和疟疾———600个，这是个很可怕的数字。我们去的村庄非常落后，连公路都不通，没有电、也很难找到水，但他们的生活态度还是那么乐观，他们那么穷，居然还为我的到来专门杀了一只羊，说这是上帝的礼物，让我感动得泪流满面。我去过那里后，自己感觉都像变了一个人，我非常希望能为他们多作一些贡献。
我觉得只有在深入了解了生活和社会后，才有资格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就像当年的贝多芬和莫扎特一样，他们都很关心世界上需要帮助的人，所以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经历才会被流传至今。相关链接郎朗已经在世界各大音乐之都举行过庆典的郎朗，是第一位与柏林爱乐乐团及美国五大知名乐团签约合作、第一位和芝加哥交响乐团合作录制唱片的中国钢琴家。2002年，由于其出色的音乐天分，郎朗成为第一个伦纳德·伯恩斯坦奖获得者，该奖项专为职业艺术家而设立，他是全世界第一位享此殊荣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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