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者朱永新：一个官员的教育乌托邦

　　本报记者 马潇然

　　苏州报道

　　朱永新，男，1958年生，江苏大丰人。现为苏州市副市长、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教师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台湾《本土心理学研究》顾问，全国政协常委。

　　朱永新最引起人们好奇的是他的学者与官员的双重角色，而最让人所关注的则是他身体力行地实践并推广的新教育实验运动。对朱永新来说，这是他试图打造的一个教育乌托邦。他希望唤醒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纷沓而来、容易迷失的年代，“唤醒”具有别样的意义。

　　多重身份的整合

　　《21世纪》：您的身份比较特殊，既是苏州市的副市长，又是博士生导师、教育家，还是全国政协常委。在这多重角色之间，您是如何转换和保持协调的？

　　朱永新：这个问题在很多场合被问到。有人认为，学者和官员是天然冲突的，犹如思想家与政治家，前者是理想主义者，后者是现实主义者。学者是“挑错的”，他研究问题，批判现实，而后者则是建设者；前者总在考虑什么是“最好的”，后者则考虑“可行的”。这样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我认为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可以把批判和建设的角色合为一体。

　　我做市长是分管教育的，自己的研究方向是教育，同时又是大学老师。这几种身份其实在本质上是有共同点的，在这几种角色中，我可以用教育作为整合的一个“抓手”，在这一点上我很幸运。

　　《21世纪》：您提到过行政力量对教育的作用力，是否市长的身份对您推行自己的新教育理念有不可忽视的帮助？如果没有这重身份，新教育实验能走多远？

　　朱永新：我也反复地考虑过这个问题，集多重身份为一体对我来说到底是幸还是不幸？但既然选择了这条路，我就要扮演一个其他单纯的官员或教授无法扮演的角色。

　　做市长对新教育实验推行，尤其是在我管辖的苏州地区的推行是有一定作用，这不可否认，在中国，自上而下的权力实施是一种惯性和制度。但我在想我的影响力到底靠什么？在苏州之外，我是不可能靠行政命令去要求那里的校长和老师接受我的理念的。现在全国21个省市的317所学校新教育实验，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学校和老师申请加盟，靠的是他们对这种理念的认同。一种思想靠权力是无法推行的，它只有靠认同，只有靠情感。个人权力有一定影响力，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如果我不做市长，可能我在学术上和实践上会走得更远，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自己的梦想之中。但也许这种梦想不会实现得那么快。在行政职务和学术研究中总会有一些冲突，最要命的就是感觉时间不够用。

　　新教育，并非简单的复兴

　　《21世纪》：您是一位富有理想和人文精神的学者和官员，是什么让您开始新教育实验的？

　　朱永新：过去我是一个陶醉在自己文字积木游戏中的一个人，但当我读到约瑟夫.熊彼得1950年在弥留之际说的一段话：“我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年纪，知道仅仅凭借自己的书和理论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否则没有任何重大的意义。”心里差不多像是投下了一颗原子弹。它给我带来的影响是，走出书斋，改变生活，改变教育。这三年来我走了全国很多地方，为了这种理想，从来没有停止过我的行走。当然在中国政界，这样清醒而具有人文精神的官员还有很多。我只是一种比较自觉的人，追求着一种境界。

　　《21世纪》：为什么要提出新教育理想？什么才是“理想的教育”？您的新教育理想核心是什么？

　　朱永新：纵观中国教育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人们在思想和行动上没有为乌托邦的追求留下多少余地。在肯定教育在获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中国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中理想主义的色彩还是较少，缺乏应有的对现实目标的批判和超越，片面追求与现实的适应和协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教育引领时代、提升社会的功能。

　　要想改变这些“旧教育”而达到“理想的教育”——“新教育”，是一项非常庞杂的系统工程。作为一项综合性、整体性、长期性的改革实验，新教育的出发点就在于进行“教育共同体及其生活世界改造”。我们提出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为了一切的人，为了人的一切”。实验的价值取向是“只要行动，就有收获”。在推进过程中我们注重五个基本观点：1.无限相信师生的潜力；2.交给学生一生有用的东西，3.重视精神状态，倡导成功体验；4.强调个性发展，注重特色教育；5.让师生与人类崇高精神对话。

　　人本主义与教育回归

　　《21世纪》：我们现在面临的教育问题，实际上在本世纪初也遇到过。当时，蔡元培、王国维等学者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人的全面发展”等理念，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教育的本质命题和任务，但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解决。

　　朱永新：对，其实当时提出的是一个“大教育”的概念，就像德国的著名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曾说过：“教育是一种唤醒。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我想这是当时教育家清晰地洞见了中国教育的积弊而提出的识见。

　　我们长期接受的是一种以科技、智育为主导的教育，是一种极具功利性、服务性的教育，从中国的科举制度到现在的高考，一直是“唯分数至上”的应试教育，而丧失了教育本来的功用。这也是由整个社会的评价体系和用人选拔机制所决定的，造成教育的短视和人文精神的丧失。

　　实际上，真正的教育是一种回归，回归人类的理想，回归人的发展本身。教育就是为了理想，为了人的和谐发展，为了唤醒潜藏在人们心中认知和创造爱与美的能力。新教育的实质其实是一种人性教育，以个人发展需要为标准的教育价值观。当代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表示，缓解和改善问题的途径与方法只能是进行“第二次人性革命”，人文教育无疑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一改变。因此，我们呼唤教育应该回家。

　　《21世纪》：您提到“第二次人性革命”，但在目前我们的教育制度和考试制度下，这个目标似乎显得比较难以实现。而且在中国经济发展区域失衡的状况下，大部分地区还是以追求效益为前提的，很难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来思考人的价值。

　　朱永新：现在我们的教育制度存在着许多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比如区域教育的均衡发展，我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责任在政府，关键在制度。政府要充分担当起管理的责任，积极发挥对教育的调控功能，政府缺位的地方要迅速补上来。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选择

　　《21世纪》：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转型和变革的时期，在全球化的思潮影响下，各种外来文化和中国本土文化产生碰撞，融合、消解，使得许多人产生价值判断上的迷思，教育是否也面临这样的选择？

　　朱永新：具体到教育上，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如何对待西方教育。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已经是新经济的概念。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带来教育的全球化，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各种思想交融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我们向西方学习的同时，西方也在向东方靠拢。但各种文化都有自身的所长和所短，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的教育不强调个性，我们的教育如何重视群体意识又让学生张扬个性？这应该是教育发展的方向。但有一条，无论经济如何全球化，都必须要坚持本民族的个性。如果丢掉了传统，就意味着我们文化的根就没有了。一味的拿来或者排斥都只能造成价值观的紊乱和自信心的溃败，迷失则是必然的。

　　《21世纪》：您认为当前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您的新教育实验的理想在转型时期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是什么？

　　朱永新：我们现在教育最根本的问题是科学发展的问题，是真正以人为本的问题。具体来说有两点。一个是对基础教育的关注和投入不够，边远地区、弱势群体几乎是被遗忘了。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是“居民教育”，而不是“公民教育”，目前，解决没有教育机会的群体是最大的问题，否则根本上谈不上德育问题。

　　第二个失误就是道德教育。对应试教育和技能教育的过分重视，一直没有找到转型期的适合人的发展和中国实际情况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