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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中国可以享受美元霸权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2月29日 19:02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祝乃娟

  北京报道

  经济发展的得与失

  《21世纪》:你认为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中,产生了一些什么比较突出的问题?

  王建:几十年的发展积聚了一些问题。

  首先,建国之初我们要自保,就要发展国防工业,这种重工业是要靠大量积累才能形成的,比如钢铁业、坦克、机械、飞机和原子弹等。当时的人均GDP才80美元,这个水平,应该是先发展农业,再发展轻工业,再到重工业,但是中国在当时,首先发展重工业。

  那么,发展重工业就必须提高积累,怎么提高呢?首先要大力降低消费,在城市,改革前三十年长期工资不变,这样压低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对农村来说,就是工农产品交换的巨大剪刀差,工业品特别贵,农产品特别便宜,把农产品利润转到城市来,这也是一种提高积累的办法。但这种体制不让农民进城,城市化的高墙把8亿农民挡在工业化的大门之外。这种“城乡二元结构”使得目前三农问题变得较为严峻。

  第二,贫富差距。市场经济也有它的毛病,比如收入分配不平均。少数人手里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这样,社会的积累能力强了,但少数人积累了,大部分人却没有消费购买力了,这样消费就不足了。

  我们的收入差距正在迅速拉开。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中国GDP的增长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但同时也变成了贫富差别巨大的国家,不但人群收入差距最大,而且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现在有一个估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到了0.47,发达国家一般是0.4,美国是0.45(目前专家们普遍估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可能高达0.5,比正式统计的高)。

  第三,没有有效的再分配体制,这就不能把大量的富人的储蓄,变成穷人的消费。那么5年后,当产生大规模产出高峰的时候,就会碰到需求的壁垒。我们现在本来应该考虑,3年后,投资高峰到头的时候,我们应该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变为消费拉动,但我们没有做这个工作,这个很可怕。我写过文章,未来5年会不会出现生产过剩。我们现在的改革,金融体制,财政体制的改革,都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没有预案,国内讲生产过剩危机的人还很少。

  西方国家初次分配时候,它的差距也拉得很开,日本的CEO和员工收入的差距10倍,美国的CE0和员工的差距可以达到上100倍之大。但是,他们最后的基尼系数,也只有0.4。

  为什么?在发达国家,二战后大都建立了社会转移支付制度和福利制度。美国1%的富人集中了30%的财富,但交的个人所得税占全社会的28%,富人收入很多,但拿出的也多,补贴给了穷人。美国的穷人,月收入在1500美元下就给补贴。这样,通过再分配,贫富差距没有那么大。初次分配讲效率,再分配应讲公平。

  中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还不能说有严重的失衡。前几年,我们的钢铁价格涨得厉害,但资本很快进去,提高产能。所以市场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但中国现在严重平衡的是分配领域,政府没有采取有效措施。

  “享受”美元霸权 抓住机遇发展

  《21世纪》:美元贬值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王建:美元贬值,对中国来说,我们现在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香港也如此,其他的亚洲国家都是浮动汇率制。美元贬值,新元、日元、韩元和卢比都会升值。人民币钉住美元,实际上是跟着美元对其他货币贬值,这实际上是增加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这对中国是有好处的。

  《21世纪》:但有人担心,美元继续贬值的话,是对中国外汇储备资产的变相掠夺,你怎么看?

  王建:中美关系越走越近,美国需要中国大量的实物产品去补它的贸易逆差,另一方面,中国通过美国扩张需求拉动增长,又通过美国的货币霸权,把这些货币转化成实物产品,所以可以说,中美的战略利益越来越多。

  储备资产在银行是一个帐面价值,美元兑人民币是1:8.27,汇率是锁定的,美元再贬值,如果人民币实行钉住美元的政策,在人民银行的帐户上它不损失。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拿美元在买其他东西的时候,人家是不是愿意接受美元。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取得了美元,对谁是贸易逆差呢?主要是对日本、韩国、台湾省和东盟国家。

  去年中国的贸易中,我们对亚洲地区的贸易逆差大概有900个亿,也就是说,我们从美国拿到的美元主要是用于亚洲地区的采购,因为中国对欧盟也是顺差。如果对欧盟也是逆差,就有问题了,那就是说,如果是逆差,我们从欧盟买的东西就多,出口的东西少。那我们买的东西可能就是用美元去买欧洲的东西,必须把美元换成欧元去买东西,如果欧元升值,美元贬值,那我们就有汇率损失。

  但我们对欧盟恰恰是顺差,美元的贬值不会对中国用欧元采购产生任何影响。就国际货币来说,一个是欧元货币区,一个是美元货币区,欧元货币区就是欧盟这些国家,美元货币区就是美国和亚洲这些国家,包括日元都是钉住美元的。日本政府前两年采取了大规模干预市场的政策,大量的投放日元,收购美元,目的就是使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保持在一个水平上,那么亚洲各国过去都是一贯钉美元的。

  虽然是浮动汇率制,是自由货币,但对美元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最近,韩元升值了,美元贬值了,我们采购韩国产品,会有一些汇率损失。但这些国家,本质上是把自己的货币钉在美元上,不会让汇率有太大的升值,所以中国也不会有太大损失。

  我们看到货币升值所带来的影响的时候,一定要看到货币的这种结构。我们有庞大的外汇资产,但人民币和美元的比值是不变的,在目前美元仍具霸权的情况下,对我们影响不大。但如果说,拿到美元在亚洲地区采购,它的汇率有大幅度升值的话,我们会有很大损失。反之,中国也就无所谓。

  《21世纪》:那么,中国是享受到美元霸权的好处最大的国家。但美元贬值的影响是有利有弊的,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对待?

  王建:中国向美国出口那么多东西,小布什上台后,从克林顿的顺差变成逆差,出现了两个赤字。大家对美元贬值恐惧,道理在这个地方。

  有人说,你向美国出口那么多东西,去年我们向美国出口1240亿美元,今年大概是1600亿-1700亿,今年二季度美国的贸易逆差是1664亿,三季度美国的贸易逆差是1667亿,一个季度又增加了3亿。10月份,中美贸易逆差是168亿。如果按照这个数字来算,一个月就这么多,今年每个月都在150以上,12个月就该1800亿,所以今年估计在1700亿左右。

  那么,有人会说,中国从美国拿来那么多钱,但是,美国逆差不断扩大,你拿来那么多钱,不能从美国买来那么多东西,拿到的只是一堆钞票。但我们要看到,比如拿去年来讲,中美贸易逆差,按美国统计的数据,有1240亿,但中国的贸易顺差,只有255亿,也就是说,中国从美国拿来的钱,大概有1000亿从其他国家进口了实物产品,从其他国家买了1000亿的东西。

  因为美元是有货币霸权的,虽然用美元从美国买不到东西,却可以从其他国家买。中国是享受到美元霸权的好处最大的国家,美国巨大的贸易逆差,是对中国产品的巨大需求,它拉动了我们经济的增长。我们从美国获得产品,又到其他国家买了东西。

  今年上半年,我们是逆差,下半年从6月份后,开始出现一点顺差,前十个月,大概我们的贸易顺差就109亿,全年看,可能就150亿顺差。顺差在缩小,但从美国,去年1240亿,我们拿1000亿去买东西,今年1700亿,我们可以拿1600亿去买东西。这拉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又没有影响我们拿到货币后从世界各地买东西。

  我们现在要担心的是,美元贬值引起国际金融大动荡,美元失去国际的货币的霸主地位,没有能力继续用经常项下的利差来拉动亚洲,特别是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才是最可怕的事。因为美国的需求,是全球需求的一部分,你看到了美国的需求大于他本国的供应,他多出来的一部分,是吸纳了亚洲超过自己的本身需要的产出。要是美国没有这种需求,而亚洲的这部分产出没有出路。我们现在对美出口,包括从香港的转口,差不多占40%,这么一个市场如果停止的话,我们的出口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但是美元的危机,我们改变不了,那是美国人的事,我们不可能去挽救美元。我们能做的,就是赶紧用掉这些外汇储备,手里不要拿太多钱,我们要多储备点石油、钢铁、塑料以及纺织品原料等。

  要有大国思维

  《21世纪》:你怎么看待中国的和平崛起?如何评价目前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王建:中国是有可能和平崛起的。有人说,大国的崛起都要经过战争,暴力崛起,我不同意。英国、西班牙、荷兰都曾争夺海上霸权,但英国在1812-1912年,没有经历过大的战争,它的崛起主要靠的是贸易。

  20世纪的美国,实际也没有经历战争。美国刚独立时只有13个州,到后来不断扩展,后来又有欧洲移民,就有了劳动力和消费的市场。美国的南北战争,当时的欧洲和南方有大量的农产品贸易,但北方的工业得不到原料,也没有消费市场,于是内战爆发,南北战争统一了国内市场。1812年,美国总统门罗提出门罗主义,说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欧洲的事它不管,但欧洲也不要来插手美国。这就是光荣孤立。所以美国的崛起,也是和平崛起。

  现在轮到中国崛起,怎么做到这一点呢?为什么中美关系越走越近,美国就离不开中国。中国需要美国的市场,资金和技术,美国需要中国的产品,这样,双方不是利益争夺的矛盾,是一种利益互补的关系。再看中国和欧洲的关系,法国也要把产业转移到中国来,希拉克和施罗德都来了,意大利也明确提出来,把它的工业转移到中国来,可见,中国和欧洲的“亲密”关系也在不断推进。

  所以中国的和平崛起,如果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互补关系越来越大,那就能崛起了。还要看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和世界强国是什么关系,有没有尖锐的冲突,如果有冲突也有互补,那就要看哪个是主要的。现在,美国的贸易离不开中国。中印贸易、中日贸易也在增长,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拉着亚洲走。有人讲,中国和美国是世界的火车头,中国是亚洲地区的火车头,这是一点都不错的。亚洲对美国的出口都在下降,但对中国的出口,是在大幅度上升的,它们需要中国的市场。

  《21世纪》:你曾说过,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大国,我们要形成大国思维,那么这个大国思维是什么含义?

  王建:所谓大国心态,就是要向前看。

  中国,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种大国的心态。鸦片战争以来150年的历史,中国是被人欺负的,这形成了两种思维模式:一方面是仇外,另一方面是觉得自己不行。

  但到今天,中国经济已经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从我们的领导人来说,从我们的国民来说,要有大国心态。所谓大国心态,一是要积极参与全球事务,一是考虑问题要有一个全球的视角,在毛泽东时代,讲求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但大国的心态,不是说要站在自己家门口往外看,是要站在全球的观点看中国和世界的关系,要有全球的视角。现在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大国的心态,就是不仅要知道中国和美国、中国和欧盟、中国和东盟、中国和拉美、中国和日本、中国和非洲是什么关系,还要知道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然后在全球视角的高度,决定我们采取何种方针。最重要的是,要发展我们自己的经济,这对亚洲和世界来说都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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