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中国可以享受美元霸权

　　本报记者 祝乃娟

　　北京报道

　　经济发展的得与失

　　《21世纪》：你认为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中，产生了一些什么比较突出的问题？

　　王建：几十年的发展积聚了一些问题。

　　首先，建国之初我们要自保，就要发展国防工业，这种重工业是要靠大量积累才能形成的，比如钢铁业、坦克、机械、飞机和原子弹等。当时的人均GDP才80美元，这个水平，应该是先发展农业，再发展轻工业，再到重工业，但是中国在当时，首先发展重工业。

　　那么，发展重工业就必须提高积累，怎么提高呢？首先要大力降低消费，在城市，改革前三十年长期工资不变，这样压低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对农村来说，就是工农产品交换的巨大剪刀差，工业品特别贵，农产品特别便宜，把农产品利润转到城市来，这也是一种提高积累的办法。但这种体制不让农民进城，城市化的高墙把8亿农民挡在工业化的大门之外。这种“城乡二元结构”使得目前三农问题变得较为严峻。

　　第二，贫富差距。市场经济也有它的毛病，比如收入分配不平均。少数人手里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这样，社会的积累能力强了，但少数人积累了，大部分人却没有消费购买力了，这样消费就不足了。

　　我们的收入差距正在迅速拉开。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中国GDP的增长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但同时也变成了贫富差别巨大的国家，不但人群收入差距最大，而且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现在有一个估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到了0.47，发达国家一般是0.4，美国是0.45(目前专家们普遍估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可能高达0.5，比正式统计的高)。

　　第三，没有有效的再分配体制，这就不能把大量的富人的储蓄，变成穷人的消费。那么5年后，当产生大规模产出高峰的时候，就会碰到需求的壁垒。我们现在本来应该考虑，3年后，投资高峰到头的时候，我们应该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变为消费拉动，但我们没有做这个工作，这个很可怕。我写过文章，未来5年会不会出现生产过剩。我们现在的改革，金融体制，财政体制的改革，都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没有预案，国内讲生产过剩危机的人还很少。

　　西方国家初次分配时候，它的差距也拉得很开，日本的CEO和员工收入的差距10倍，美国的CE0和员工的差距可以达到上100倍之大。但是，他们最后的基尼系数，也只有0.4。

　　为什么？在发达国家，二战后大都建立了社会转移支付制度和福利制度。美国1%的富人集中了30%的财富，但交的个人所得税占全社会的28%，富人收入很多，但拿出的也多，补贴给了穷人。美国的穷人，月收入在1500美元下就给补贴。这样，通过再分配，贫富差距没有那么大。初次分配讲效率，再分配应讲公平。

　　中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还不能说有严重的失衡。前几年，我们的钢铁价格涨得厉害，但资本很快进去，提高产能。所以市场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但中国现在严重平衡的是分配领域，政府没有采取有效措施。

　　“享受”美元霸权 抓住机遇发展

　　《21世纪》：美元贬值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王建：美元贬值，对中国来说，我们现在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香港也如此，其他的亚洲国家都是浮动汇率制。美元贬值，新元、日元、韩元和卢比都会升值。人民币钉住美元，实际上是跟着美元对其他货币贬值，这实际上是增加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这对中国是有好处的。

　　《21世纪》：但有人担心，美元继续贬值的话，是对中国外汇储备资产的变相掠夺，你怎么看？

　　王建：中美关系越走越近，美国需要中国大量的实物产品去补它的贸易逆差，另一方面，中国通过美国扩张需求拉动增长，又通过美国的货币霸权，把这些货币转化成实物产品，所以可以说，中美的战略利益越来越多。

　　储备资产在银行是一个帐面价值，美元兑人民币是1：8.27，汇率是锁定的，美元再贬值，如果人民币实行钉住美元的政策，在人民银行的帐户上它不损失。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拿美元在买其他东西的时候，人家是不是愿意接受美元。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取得了美元，对谁是贸易逆差呢？主要是对日本、韩国、台湾省和东盟国家。

　　去年中国的贸易中，我们对亚洲地区的贸易逆差大概有900个亿，也就是说，我们从美国拿到的美元主要是用于亚洲地区的采购，因为中国对欧盟也是顺差。如果对欧盟也是逆差，就有问题了，那就是说，如果是逆差，我们从欧盟买的东西就多，出口的东西少。那我们买的东西可能就是用美元去买欧洲的东西，必须把美元换成欧元去买东西，如果欧元升值，美元贬值，那我们就有汇率损失。

　　但我们对欧盟恰恰是顺差，美元的贬值不会对中国用欧元采购产生任何影响。就国际货币来说，一个是欧元货币区，一个是美元货币区，欧元货币区就是欧盟这些国家，美元货币区就是美国和亚洲这些国家，包括日元都是钉住美元的。日本政府前两年采取了大规模干预市场的政策，大量的投放日元，收购美元，目的就是使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保持在一个水平上，那么亚洲各国过去都是一贯钉美元的。

　　虽然是浮动汇率制，是自由货币，但对美元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最近，韩元升值了，美元贬值了，我们采购韩国产品，会有一些汇率损失。但这些国家，本质上是把自己的货币钉在美元上，不会让汇率有太大的升值，所以中国也不会有太大损失。

　　我们看到货币升值所带来的影响的时候，一定要看到货币的这种结构。我们有庞大的外汇资产，但人民币和美元的比值是不变的，在目前美元仍具霸权的情况下，对我们影响不大。但如果说，拿到美元在亚洲地区采购，它的汇率有大幅度升值的话，我们会有很大损失。反之，中国也就无所谓。

　　《21世纪》：那么，中国是享受到美元霸权的好处最大的国家。但美元贬值的影响是有利有弊的，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对待？

　　王建：中国向美国出口那么多东西，小布什上台后，从克林顿的顺差变成逆差，出现了两个赤字。大家对美元贬值恐惧，道理在这个地方。

　　有人说，你向美国出口那么多东西，去年我们向美国出口1240亿美元，今年大概是1600亿-1700亿，今年二季度美国的贸易逆差是1664亿，三季度美国的贸易逆差是1667亿，一个季度又增加了3亿。10月份，中美贸易逆差是168亿。如果按照这个数字来算，一个月就这么多，今年每个月都在150以上，12个月就该1800亿，所以今年估计在1700亿左右。

　　那么，有人会说，中国从美国拿来那么多钱，但是，美国逆差不断扩大，你拿来那么多钱，不能从美国买来那么多东西，拿到的只是一堆钞票。但我们要看到，比如拿去年来讲，中美贸易逆差，按美国统计的数据，有1240亿，但中国的贸易顺差，只有255亿，也就是说，中国从美国拿来的钱，大概有1000亿从其他国家进口了实物产品，从其他国家买了1000亿的东西。

　　因为美元是有货币霸权的，虽然用美元从美国买不到东西，却可以从其他国家买。中国是享受到美元霸权的好处最大的国家，美国巨大的贸易逆差，是对中国产品的巨大需求，它拉动了我们经济的增长。我们从美国获得产品，又到其他国家买了东西。

　　今年上半年，我们是逆差，下半年从6月份后，开始出现一点顺差，前十个月，大概我们的贸易顺差就109亿，全年看，可能就150亿顺差。顺差在缩小，但从美国，去年1240亿，我们拿1000亿去买东西，今年1700亿，我们可以拿1600亿去买东西。这拉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又没有影响我们拿到货币后从世界各地买东西。

　　我们现在要担心的是，美元贬值引起国际金融大动荡，美元失去国际的货币的霸主地位，没有能力继续用经常项下的利差来拉动亚洲，特别是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才是最可怕的事。因为美国的需求，是全球需求的一部分，你看到了美国的需求大于他本国的供应，他多出来的一部分，是吸纳了亚洲超过自己的本身需要的产出。要是美国没有这种需求，而亚洲的这部分产出没有出路。我们现在对美出口，包括从香港的转口，差不多占40%，这么一个市场如果停止的话，我们的出口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但是美元的危机，我们改变不了，那是美国人的事，我们不可能去挽救美元。我们能做的，就是赶紧用掉这些外汇储备，手里不要拿太多钱，我们要多储备点石油、钢铁、塑料以及纺织品原料等。

　　要有大国思维

　　《21世纪》：你怎么看待中国的和平崛起？如何评价目前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王建：中国是有可能和平崛起的。有人说，大国的崛起都要经过战争，暴力崛起，我不同意。英国、西班牙、荷兰都曾争夺海上霸权，但英国在1812-1912年，没有经历过大的战争，它的崛起主要靠的是贸易。

　　20世纪的美国，实际也没有经历战争。美国刚独立时只有13个州，到后来不断扩展，后来又有欧洲移民，就有了劳动力和消费的市场。美国的南北战争，当时的欧洲和南方有大量的农产品贸易，但北方的工业得不到原料，也没有消费市场，于是内战爆发，南北战争统一了国内市场。1812年，美国总统门罗提出门罗主义，说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欧洲的事它不管，但欧洲也不要来插手美国。这就是光荣孤立。所以美国的崛起，也是和平崛起。

　　现在轮到中国崛起，怎么做到这一点呢？为什么中美关系越走越近，美国就离不开中国。中国需要美国的市场，资金和技术，美国需要中国的产品，这样，双方不是利益争夺的矛盾，是一种利益互补的关系。再看中国和欧洲的关系，法国也要把产业转移到中国来，希拉克和施罗德都来了，意大利也明确提出来，把它的工业转移到中国来，可见，中国和欧洲的“亲密”关系也在不断推进。

　　所以中国的和平崛起，如果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互补关系越来越大，那就能崛起了。还要看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和世界强国是什么关系，有没有尖锐的冲突，如果有冲突也有互补，那就要看哪个是主要的。现在，美国的贸易离不开中国。中印贸易、中日贸易也在增长，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拉着亚洲走。有人讲，中国和美国是世界的火车头，中国是亚洲地区的火车头，这是一点都不错的。亚洲对美国的出口都在下降，但对中国的出口，是在大幅度上升的，它们需要中国的市场。

　　《21世纪》：你曾说过，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大国，我们要形成大国思维，那么这个大国思维是什么含义？

　　王建：所谓大国心态，就是要向前看。

　　中国，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种大国的心态。鸦片战争以来150年的历史，中国是被人欺负的，这形成了两种思维模式：一方面是仇外，另一方面是觉得自己不行。

　　但到今天，中国经济已经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从我们的领导人来说，从我们的国民来说，要有大国心态。所谓大国心态，一是要积极参与全球事务，一是考虑问题要有一个全球的视角，在毛泽东时代，讲求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但大国的心态，不是说要站在自己家门口往外看，是要站在全球的观点看中国和世界的关系，要有全球的视角。现在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大国的心态，就是不仅要知道中国和美国、中国和欧盟、中国和东盟、中国和拉美、中国和日本、中国和非洲是什么关系，还要知道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然后在全球视角的高度，决定我们采取何种方针。最重要的是，要发展我们自己的经济，这对亚洲和世界来说都有巨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