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决策者的中国式孤独

　　本报记者 　张逸之 吴雨珊

　　北京报道

　　没有人能确切说出，中国金融业的明天会是什么样子，但作为探路者的周小川反倒因此而更加引入注目。

　　名义上，周掌管的中国人民银行是货币政策的最大权力机构。在过去两年时间内，周小川成功完成了从证监会主席到央行行长的角色转变，并让中国央行的影响力在银行监管职能被摘除的背景下日趋扩大而非萎缩——这多少有些令人意外。

　　非但如此，即使仅就个人魅力而言，周的名字也已经为全球金融界乃至整个经济领域所熟知。“像格林斯潘那样”，不少中国媒体渐渐习惯了将他和美联储主席相提并论。

　　不过实际上，一如多数西方“舶来品”在“舶来”之初的处境，普通中国人并不清楚中国人民银行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各自扮演的角色有何不同，“格林斯潘”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流行语。

　　当然，今天的风光无法让人们完全忘记，作为证监会第四任主席，周小川曾同中国资本市场一道，在近三年任期内经历了大大小小数不清的尴尬和质难。

　　2000年初，沪深股市以开盘暴涨来迎接这位学者型官员的履新；2001年6月，国务院正式发布《减持国有股筹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此后，股市大盘一路阴跌，至2002年年底周重返央行，有好事者算了一笔帐：当时的证券市场总市值为4万亿元，跟一年半前(5.4万亿元)相比，扣除新股市值，总市值蒸发2.4万亿元。

　　或许正缘于斯，一位在内地穿梭多年的外国记者宁愿相信，一两位决策者的力量，远不足以扭转积重难返的中国证券市场；反过来看，如果说周小川在央行表面上可视为如鱼得水的话，也要托庇于一年多来最热门的三个关键词：宏观调控、加息、人民币汇率。

　　与此同时，对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的评价——作为一名政府决策者，周行长同样走在中国经济学术领域的最前沿——这位外国记者也表示了认可。夏曾担任过央行非银司司长。

　　周小川爱好广泛，他喜欢打网球，还收集了许多歌剧方面的书。“你别看他温文尔雅，酒量还大着呢。”夏斌说，“周小川个人的性格是想大事、管大事，有一些小事他是不管的。”这也正是大多数开拓者的共性。

　　孤独的决策者

　　一位有着浓厚学术情结的“老央行”说，二十年前，刚刚进入人民银行的夏深感机关作风之刻板，曾在笔记里写下这么一个愿望：如果有一天，央行能够由真正的经济学家来管理……

　　今天，他看到了这一幕。

　　在俗称“五道口”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人们至今仍可发现周小川及其同僚活跃的身影。有海外人士笑称，到过五道口，你也就了解了中国金融的一半。就在一个多月前，即将赴柏林出席20国集团第6次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之际，周还亲赴北大，与学生们一道探讨了汇率、利率等热门话题。

　　频频出没于各种学术场合并没有妨碍周小川的务实作风。一位接近他的人士说，周当行长后，人民银行开会的频率明显降低了。“他是不怎么开会的，有什么事情，他就找相应的人来讨论”，因为“他知道谁能真正做事，而这种人并不是很多”。

　　周是中国声名显赫的清华大学的博士生，许多人认为，他的成功部分得益于这所学府植下的“特殊基因”。当然，周博士同样令他的母校感到骄傲，除了仕途坦荡，他还曾在1994年及1997年两度获得中国经济学术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中国有句古话：文人相轻。但对中国经济的深入了解会让人发现，实业家与学术界的隔阂，并不比文人之间来得小。学者们的观点往往被指责为太理想化，不切实际。这种文化同样影响了各界对学者型官员决策的认识与评价。

　　周小川上任后第一个强烈刺激市场神经的举措当属去年6月的“121文件”。这份对房地产信贷提出一系列原则性限制的通知，被不少地产大亨称为“房地产冬天”到来的前奏。他们警告说，2002年经济增长的1／8得益于房地产，房贷源头的收紧将波及其他行业，进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甚至有央行内部官员亦曾私下表示，文件的出台时机并不恰当。

　　但后来的事态表明，正是央行的“先知先觉”，率先降低了投资过热这匹脱缰之马的加速度。

　　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篇评论中，《华盛顿邮报》引用了格林斯潘1996年对华尔街发出的警告——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来形容中国目前面临的情况。该报称，中国经济奇迹(Miracle economy)的光芒如此耀眼，以至于人们根本看不到乌云正在袭来。

　　所幸的是，周小川较早地感觉到了这片乌云的阴影。继央行之后，发改委、银监会等部委相继介入，宏观调控正式开幕。

　　针对是次调控的成效，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说，自2000年以来，中国货币信贷起伏不定，现在终于看到了走上正轨的迹象。他预计，今年的信贷增长应该回落到前年的水平以下，大约为14%，2003年超过20%的放量增长已然得到抑制。

　　类似的交锋还曾出现在其他场合。

　　去年9月，中国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了1个百分点。虽然央行早在数月前便对此做出了提示，但高达1500亿元的货币的“冻结”依旧造成了恐慌心理，国债发行受挫，部分银行资金吃紧。这后来被海外媒体归结为周小川的决策“失误”之一。

　　不过周小川并未为之所动。准备金率上调后，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增加金融系统流动性的做法，现在看来更应理解为稳定局势的一种姿态。今年4月再度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至7.5%，清楚地表明了“抽水”的必要性和央行的决心。7月份，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周更是措词严厉地指出，喊“资金吃紧”是地方在与中央博弈。

　　这个时候，央行行长适时展现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严谨一面：中国的流动资金贷款和GDP的比率是70%，而很多国家只有10%以下，如马来西亚的比率甚至只有中国的1／20。数据面前，那些反对他的人只有选择闭嘴。

　　至少到现在为止，周小川在与其反对者的争论中大都被证明代表了正确的一面。不过这反倒益发衬出他的孤独。

　　“小川也很苦恼。”一位与他相交多年的朋友说，“他给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去年讨论宏观经济是否过热的时候，发改委等很多部门都说不热，只有他说热。”

　　由于货币政策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央行必须去充分调查、了解整个经济领域，不光是货币、金融，还有农业问题、价格问题、投资问题、工业生产问题等。这些错综复杂的领域的话语权错综复杂地分布于诸多部委，央行的声音经常得不到足够的支持，甚至被淹没。

　　一个变通的途经是窗口指导。在他的前任那里，窗口指导从来没有像周小川那样用得如此频繁。

　　“比如有些问题，一开始央行还没有跟各个职能部门达成共识，或者上报国务院后还没有准确的下文，但情况已经比较急迫了，就先通过窗口指导把信息放出去。”钟伟说。譬如，对于钢铁、电解铝等行业的预警，许多以“苛刻”著称的评论家都认为值得称道。

　　海归与出海

　　显然，周小川需要寻求更多的理解与帮助。

　　翻开周的履历，有两个职位值得特别注意：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在1980年代，他曾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进修。据说他还是唯一在西方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过论文的现职部级以上官员。

　　正是这些海外或与海外密切相关的经历，让认为他“偏爱海归”的人找到了理由。

　　周小川在中国建设银行担任行长时的一位下属回忆说，当年，周先后延揽了数位海归充实管理队伍。布置工作时，比如做信贷分析，他经常会拿出一些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模型，“很多都是定量分析，相当缜密，完全不同于我们以前搞的那一套”。到了证监会后，50多位海归派人士更让周的用人风格名噪一时。而目前央行的不少官员中，如行长助理易纲、条法司副司长李波等，都曾在国外求学镀金。

　　偏爱海归，仿佛成了周小川身上一个标志性的烙印。

　　但事实也许并非全然如此。

　　“不能给他戴这个帽子。”夏斌说，“金融人才应该是包揽全世界的，我们自己送出去学到东西的人回来担任一些工作，这很正常。”

　　不但如此，比较而言，央行正司一级的干部中，“非海归”其实占据了绝大部分。“周用人主要还是看能不能干事，有没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夏斌说。而据知情人透露，在证监会的那批“智囊”中，许多人的任用并非完全出于周的本意。

　　这才是事情的关键所在。身为央行行长的周小川，同时还是国务院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面临众多复杂的问题，他或许根本没有闲暇去考虑海归与否。

　　无论已经开始试点的中建两行，还是即将开始股改的工商银行，一个共同的阶段性任务都是上市，而海外市场则被视为当然之选。虽然这跟利率、汇率的松动乃至开放资本项目一样，都有着共同的“国际化”指针，但在许多崇尚市场的观察家看来，银行改革与货币政策的职能叠加，是相当怪异而又令人费解的。

　　一个简单的逻辑是，中国的商业银行体系吸纳了大量通过贸易顺差、外商投资产生的外汇，然后再把其中的绝大部分卖给央行。后者为维持实际上的固定汇率，还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国际游资的保管箱，并相应释放出等值人民币。至今年9月底，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已达5145亿美元，在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大量因应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令传统经济学理论中成效卓著的调控手段一次次无功而返。

　　“这是他们(指央行)现在最大的隐患。”一位资深金融专家说。

　　中国货币当局为此苦恼不已，他们陷入两难的困境。

　　周小川及其团队一直都在推进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但在银行业脆弱的翅膀坚硬起来之前，仅仅让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都可能蕴藏着无限大的金融风险。“金融市场发育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选择自由浮动汇率制是不明智的。”欧元研究专家、伦敦大学高级讲师布莱恩.凯特尔说。

　　因此，即使连美国总统布什都站出来指责中国货币政策不公平，并放言华盛顿将对此“酌情处理”(CNBC，美国财经频道)，周小川依然强调，现在还不是谈论汇率调整的具体操作的时候。

　　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他说，“(亚洲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是汇率和外债问题，但实际追根溯源，有很大问题是私人部门的公司治理、资产负债币种不匹配……如果我们在金融生态方面改得不好，不良资产比例就会高一些，比例过高仍旧有可能造成金融危机。”

　　理论上，这位博士行长可以通过扩大利差来化解不良资产。他也的确认为我国的利差水平处于明显偏低的区间：我国一年期存贷款的净利差是3.33%，转型国家一般介于3.60%-8.50%，主要工业国的上限也有3.59%。

　　今年年初，央行再度扩大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然而，前三季度的监测却表明，多数时候，四大国有银行都是在等于或者低于基准利率的条件下放出贷款，这显然不是一个太妙的迹象。

　　“贷款放开浮动范围没有太大的作用，因为市场主体是不正常的。”钟伟说。国研中心的一位专家也认为，央行的政策意图没有在商业银行那里得到很好的传递。

　　“多面手”难题

　　事实上，周小川经常面临着各种关系盘根错节的局面，它们已经超出了央行力所能及的范畴。

　　多数情况下，周小川习惯于通过各种公开的讲话，来影响问题朝着他认为正确的解决方向发展。

　　曾有人拿他跟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做比较，说刘“不事张扬”，周则喜欢“抛头露面”。固然，不排除其中的个人性格因素，但更准确的理解应该是，央行的特殊地位决定其必须具备通观全局的能力，货币政策参考依据的复杂程度，迫使央行行长不得不寻求更多的话事权。

　　“他的市场化改革思路不仅仅考虑央行，更多是考虑整个宏观经济层面，涉及的领域包括财政税收、社保、农村金融等，好多监管上的东西他也一样努力思考。”夏斌说。

　　作为早期中国金融改革理论的参与者，1988年，周小川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等主持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课题并成书出版。他们提出的“一揽子”解决的思路获得巨大反响，被人们叫做“协调推进派”。

　　他的触角还深入到外贸体制、财税改革、证券市场等诸多领域，甚至专门带人到哈萨克斯坦去考察养老金制度。在最近一两年中，他多次对中国企业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严重失调的现状表示担忧。“我国的股本债务比例关系已经失调，这个失调不是一般的失调而是严重失调，要纠正恐怕不是简单的措施能够做到的，可能潜在很大的金融风险。”周小川说。

　　周小川的多面功夫，得益于他丰富的工作经历。

　　他曾在中国最重要的两家商业银行——中国银行与建设银行，分别担任过副行长和行长。他还作为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在1995年掌管着当时近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成为中国货币政策的“当家人”之前，周的身份是饱受争议的证监会主席，那时他的履历表已经有一栏被写上了央行副行长的职位。

　　当然，他的足迹远不止于金融行业。国务院体改方案领导小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和外经贸部的历练，进一步拓展了周小川的宏观视野。

　　这让央行行长的考虑范围经常触及金融之外的许多领域。比如说，在今年10月央行宣布调高利率之前，周小川曾有过一个表态，大意是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由国家统计局定期公布)达到5%时，会考虑加息事宜。

　　但周的判断招来了一位“思想活跃”的经济学家的质疑。“人民银行对于物价的判断是对的，但是对于物价的调控措施是错的。”他说，“格林斯潘也说银行要走到物价指数的前头，也就是说，中央银行真正应调控的是通货膨胀的预期，而不是调整通货膨胀的现实。”

　　这位经济学家说，盯住宏观经济指标里最滞后的CPI“是难以理解的”。如果这么做，就相当于我们觉得应该踩油门的时候，实际上车子已经在加速；当我们决定刹车时，车子已经停下来了。

　　不过周小川也有他的无奈。

　　比如说，货币政策要盯住的是通胀预期，要关注的是核心CPI，因为这才是属于央行有效调控的范畴。世界上大的经济体几乎都公布核心CPI，但中国的统计部门从未提供相关数据。据钟伟介绍，关于核心CPI的测定有很多方法，“最简单的方法是把CPI剔除掉粮食价格、石油价格”。

　　周小川面临的困难还包括中国低效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前述国研中心专家认为，周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学者型官员，他们制定的政策非常精细，比如加息、上调差额准备金利率等，但是没有太大的效果，因为我们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

　　“这不是央行的政策问题，而是整个体制的问题，需要逐步过渡。”这位专家说，“从市场上来讲，有一些‘海归’的东西不能推进得太快，不要太理想化。”

　　能否走出格林斯潘的阴影

　　中国九年来首次加息后，英国《金融时报》评价说，这位银行“恺撒”(Banking czar)调高利率的决定，显示了中国经济和货币政策日益市场化的趋势。但“周小川不是格林斯潘”，他领导的中国人民银行并没有独立于政府的决策体系之外。

　　西方主流媒体的断言，让因2003年的一次评比而沾沾自喜的国人心生沮丧——当时美国《全球金融杂志》为周博士打出了比格老更高的分数。

　　周小川第一次切身感受到美联储主席的魔力，是在他赴美国进修期间的1987年10月下旬。突如其来的黑色星期一几乎击倒了纽约证券交易所，格老紧急下令联邦储备局回购大批国债，并亲自打电话向商业银行求助。两天之后，股指回升，危机消解。

　　时隔17年之后，今年10月初，应西方七国邀请，周小川和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与七国集团财长、央行行长举行了首次非正式对话，第一次在华盛顿晤见格林斯潘。

　　同月28日，央行宣布了调整利率的消息。

　　此前的6月、8月和9月，美联储连续三次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值提高了25个基点。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格林斯潘的举措，是促使中国迅速做出加息决定的原因之一。“周小川”三个字因而也更多地被外界跟格老联系在一起。

　　但实际上，两者的联系远没有如此紧密，两种不同的货币政策决策体系亦有着天壤之别。

　　在美国，调整利率的决定由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每六周一次的例会(特殊情况下随时开会)上集体作出。但美联储宣布的利率调整幅度仅仅是一个目标，他们并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决定利率水平，要达到目标还得改变货币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是格老主要依赖的三种手段。

　　格林斯潘善于用频繁的小幅调整来刺激市场的胃口，以至于在他第一次宣布提高25个基点时，多数海外经济学家便断言美国开始了加息周期。

　　此后的变化印证了这一预期。11月10日、12月14日，美联储再度做出跟前三次一样的决定。而大洋对岸，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还在继续着他们的两个猜测：央行会不会再次加息？中国可不可以频繁调整利率？

　　对外界来说，中国的货币政策如何拍板一直是一个“谜”。通过可以查阅到的公开报道，我们仅能勾勒出利率调整的决策程序的大致轮廓：由央行货币政策司提出调整利率的建议，经行长办公会议同意后，提交货币政策委员会讨论；如果提议获得多数票，再提交给国务院，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最后决定。

　　“全部过程一般不超过三天。”一位曾任职于货币政策司的人士说。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直到跟格林斯潘会晤的时候，周还向媒体表示，中国目前没有提高利率的打算；同时也符合FT的判断：中国央行缺乏独立性。而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仅需对国会负责，即使总统亦无权越过国会对其发号施令。德国则干脆将联邦银行的地位写入宪法，央行行使权力不受政府干涉。

　　一位曾在央行工作多年的人士说，独立性和市场化是周没有解决的两个问题，但“并不是周的缺陷”。现行货币政策之所以低效，是因为整个经济体制中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央行跟国外其他央行没有可比性，就整个中国经济来说也没有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