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久霖们的危机：光环退尽后的国际尴尬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依匆、戴闻名报道

　　在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过程中，优化海外企业管理和企业家队伍比挣钱更重要

　　陈久霖这个名字再次成为中国媒体的“风云人物”，但这次却是个负面形象。

　　12月15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李毅中表示，支持新加坡政府和有关方面依法对中航油事件进行调查，中航油新加坡公司要做好配合，接受调查。

　　李毅中是在当天举行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做上述表态的。“待事件解决后，国资委将依据有关行政法规和党内条例，追究责任者责任并严肃处理。”他说。

　　陈久霖的国际尴尬

　　作为中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这个海外上市企业明星的老总，陈久霖2004年遇到了最冷的冬季。

　　几个月前，他的头上还戴着无数灿烂的光环。再坚持几个星期，他的投机冒险也许就能成功，但最终他垮了，开了一个天大的国际玩笑。

　　由于在石油衍生品期权交易亏损5.5亿美元，公司12月1日不得不寻求法院破产保护。愤怒的新加坡散户由此在股票市场宣泄，中资股连日受到卖压。与中航油并列的中远投资，自中航油亏损事件公布后，股价已下跌了18%。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航油在新加坡一直被当作一家“业绩出众且具高透明度的企业”。新加坡总理吴作栋2003年11月访问中国时，特邀陈久霖随新加坡企业代表团访问中国，向中国企业家介绍他在新加坡的成功经验。

　　今年9月24日晚，中航油刚刚荣获新加坡证券投资者协会颁发的2004年度“最具透明度企业”奖，这是其第二次获得这项荣誉。

　　在权威机构公布的获奖理由中，除了该公司在2004年截至当时已发布了多达41条信息外，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陈久霖“经常被邀请上本地和海外的电视节目，接受媒体的采访”， 也作为“透明”的理由。

　　新加坡一家银行曾在向大众披露中航油的风险时指出：“中国航油的最大风险，是陈久霖不再为中国航油服务！”

　　谁替他们背黑锅

　　陈久霖给中航油乃至整个国家所造成的损失，不仅仅是几亿美元，更是苦心积累起来的海外对中国内地企业的热情和信心。

　　一位海外分析家明确指出， “对于希望成为中国企业在亚洲的主要上市目的地的新加坡交易所来说，这起事件也会让他们的努力大打折扣。”

　　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并纷纷进军资本市场的历史性时刻，尽管有关方面表示这是一个孤例，但人们会很自然地把这一丑闻和一系列中国海外上市公司的不佳口碑联系起来，使中国海外上市公司形象雪上加霜。

　　而且，这些出事的公司都和“老板”直接有关。

　　2004年11月30日，香港廉政公署采取代号“虎山行”的行动对“创维数码”实施调查，带走这家集团的董事局主席、董事和财务总监等10人，怀疑他们涉嫌贪污诈骗和挪用资金，以及在香港交易所申请上市前曾伪造会计记录。

　　2003年9月，曾名列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榜第11名、资产曾达3.2亿美元的“上海首富”、上海地产董事局主席周正毅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正式逮捕。这家上市公司也从2003年5月30日起停牌。随后，与周正毅关系密切的另一家在港上市公司——上海商贸的董事局主席毛玉萍也因涉嫌造市而官司缠身。

　　此外，欧亚农业等多家上市公司也在近两年先后曝出伪造财务数据以取得上市资格等丑闻，遭到停牌甚至被港交所除牌的处罚，大名鼎鼎的杨斌等多名大老板也应声落马。

　　这些最后出局的企业最初都是赞誉一片，受到投资基金推崇。但正因为这样，当其高风险或不法行为终于大白于天下时，引起的震荡才格外剧烈。

　　统计表明，从1993年第一家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至今，已有近300家内地企业在港上市，占在港上市公司总数的1/4，内地企业已占香港股市总交投量的一半、总市值的30%。在这种情况下，有影响的企业大老板接二连三“出事”，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全体中资企业为他们背上黑锅。

　　任命和监管存在严重缺陷

　　复旦大学MBA项目主任、企业管理系教授苏勇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用了一个颇具深意的“煮青蛙”故事来喻指陈久霖和潜在的陈久霖们。

　　他说，有人做过实验，将一只青蛙放入一锅沸水中，青蛙立即从中跳了出来。而如果先将青蛙放入一锅冷水中，再慢慢给水加热，结果青蛙就再也跳不出来了。换句话说，即便陈久霖本人身经百战，应变能力极强，但长期以来的“积患”导致他再也无法全身而退。

　　据权威机构透露，今年43岁的陈久霖，在中国航油集团公司重组、与民航总局脱钩前，原本是一名普通干部。脱钩后，“上级管理部门”提出要提拔陈久霖担任中国航油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国航油集团公司班子绝大多数人不同意。但上级主管单位领导说：“这是上级已经做出的决定。” 陈久霖就这样被提拔为集团公司副总。

　　中航油新加坡公司也基本上是陈久霖一人的“天下”。中航油在新加坡的石油期权投机是中国政府明令禁止的，但长期以来陈的行为无人过问。

　　新加坡公司成立有风险委员会，制定了风险管理手册。手册明确规定，损失超过500万美元，必须报告董事会，但陈久霖从来不报。因为他同时也是集团公司的领导，集团公司也没有办法。母公司派去的财务经理和党委书记对他的投机行为“一无所知”。

　　专家指出，中航油事件所凸显的“积患”，是中国企业海外公司在任命和监管高管方面存在的严重缺陷。

　　摩托罗拉华东区总监秦清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成熟的跨国公司都有一套极为明晰的海外高管任命程序和监管制度。

　　以摩托罗拉为例，高管的任命必须经董事会批准，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说服股东”的过程。说服的主要依据，是过往的“业绩”和“数据”，不是“上级”和“感觉”。

　　监管方面，财务是最重要的一环。每年、每季度、每月收支都要严格地与预算相对照。海外财务总监除了向海外高管负责之外，也直接向母公司汇报。除非有重大失职或渎职，海外高管无权撤换财务总监。除此之外，公司内部还有一个完全独立、与海外分公司完全无涉的审计系统监管各部门。

　　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对海外高管有意无意的“放纵”和“人治”的氛围，使中资企业的海外老总往往是个人色彩强烈、作风独断专行的人物。香港一家报纸在中航油败北后曾评论说，对一家成功的企业来说，这是掌舵人所必需的素质，但如果缺乏适当制衡，企业的“出事率”会极高。

　　据知情人士介绍，其实陈久霖本身是非常懂资本运营的一个人，在过去7年间把公司资产由21万美元发展成近30亿美元。正因为他赚了钱，把企业做得这么大，所以包括其母公司的管理层在内，很少有人敢对这位掌握巨额国有资产的大老板说“不”。

　　“屡战屡对”也刺激了他的赌博“胆量”。早就有人称陈久霖的商业行为是“豪赌”，对此陈久霖有自己的解释：赌可能是人的天性，我经常会以某种“赌”的精神，致力于公司的发展……

　　花了5个多亿美元的学费，我们至少应该学会这样的教训:老板凭个人主义包打天下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在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过程中，优化海外企业管理和企业家队伍比挣钱更重要。否则，再多的钱也会最终被输得精光。

　　上下级关系和个人主义应淡出企业

　　应该说，陈久霖本人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他曾写过很多有关管理的文章，包括《建设中国海外企业家队伍的思考》。但是他并不是一个能够知行合一的人。在他闯出如此大祸后，人们自然要对他所思考的“海外企业家队伍建设”话题进行再思考。　

　　美国著名的“中国通”、南龙集团董事长龙安志曾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在他的印象中，在中国做生意用MBA的办法不行，得用三国演义和三十六计的办法。

　　他还在一次电视访谈节目中举例说，有一次一位新加坡商人在上海要开发一块地皮。他建议在那个地方开一家饭馆，新加坡商人的第一反应是“不知道政策允许不允许”，在场的一位中国人马上接过话头说：“可以想办法。”

　　在这种思维方式下培养的中国企业家要到海外创业，的确有很多需要改变的地方。陈久霖也曾说过，他同意龙安志的说法，即要使中国企业演变成国际企业，企业的领导者就一定要尊重市场和市场的规则，而不能“只靠上下级关系去经营企业”。

　　陈久霖本人还曾专门撰文说，新加坡与中国在文化上的差异比一般想像的要大，比如新加坡基本上实现了法制化，人治的因素就比较少。遗憾的是，他恰恰犯了这样一个错误:为他的中航油注入了太多个人主义的因素，并最终自己把自己打败了。

　　长期从事国有企业文化研究的苏勇教授指出，中国母公司的老总们往往有一种比较功利和短视的想法:海外高管能赚钱就行，行事方式无所谓，个人道德无所谓。

　　陈久霖的滑铁卢也许说明，走向和正在走向海外的中国企业，到了该告别“个人英雄主义”，认真考虑“文化转型”的时候了。

　　没有守法的习惯和风气一切都是空谈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中国企业已成为来自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海外投资者之一，并将在未来几年里迅速扩张。2004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额为12亿美元，比2003年增加了25%。然而，这只占同期海外企业在华投资额的1/30。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已经进入海外投资时代，但还处在“初出茅庐”的阶段。

　　转型的关键之处，在于从“人治”走向“法治”。具有多年外企高管经验的秦清勇认为，尽管中国企业并不应完全照搬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管理模式，但建立符合市场规律的“机制”太必要了。

　　比如，重大决策应当采取团队决策制，而不是个人意志至上。据披露，陈久霖一年的酬金在2300万元人民币左右，其中一大部分来自企业“提成奖”。一旦个人收入与企业收入有直接关系，高管做决策时难免会存在个人动机。

　　苏勇建议，在非国计民生的领域，国资企业可以考虑引进多种股权并存的形式，仿效国际做法在当地聘请董事。如此一来，不但可以促进海外企业融入当地，也有利于加强监督。

　　中国海外企业老板频频出事，除了机制的落后以外，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一种“意识”的缺失。中国商务部研究院梅新育研究员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很多时候，不是没有法，而是缺乏“守法的习惯”。“‘改革开放’归根到底只是一个中性词，如果没有守法的习惯和风气，一切都是空谈。”他说。

　　其实，“中航油”事件此时的出现，绝非只有坏处。对正在筹谋海外市场的中国公司来说，这是一个火箭式上升后又流星般陨落的正反两方面教材。苏勇教授说，在这个时候，海外上市公司要做的，是杜绝“人治”、促进“法治”和加强“德治”。

　　中航油事件时间表

　　2003年下半年，中航油开始交易石油期权，获利。

　　2004年1月至3月，油价攀升导致公司潜亏580万美元，公司决定延期交割合同，交易量增加。

　　2004年4月至6月，油价持续升高，公司的账面亏损额增加到3000万美元左右，公司因而决定再延后到2005年和2006年才交割；交易量再次增加。

　　2004年10月10日，中航油首次向母公司呈报交易和账面亏损。为了补加交易商追加的保证金，公司耗尽近2600万美元的营运资本、1.2亿美元银团贷款和6800万元应收账款资金，账面亏损高达1.8亿美元。

　　10月26日和28日，公司因无法补加一些合同的保证金而遭逼仓，蒙受1.32亿美元实际亏损。

　　11月8日到25日，公司的衍生商品合同继续遭逼仓，截至25日的实际亏损达3.81亿美元。

　　12月1日，在亏损5.5亿美元后，中航油宣布向法庭申请破产保护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