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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翔 北京报道
理查德·刘易斯走进毕博北京办公室，脱下身上的厚外套，顺手整整自己的西服和领带，然后进入我们所在的会议室，开始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如果不是他笑的时候脸上清晰可见的皱纹和一头银发，你绝对猜不出他的年龄。他像一个年轻的野心勃勃的思想家：动作敏捷、思维活跃、富有幽默感，而且对自己的观点固执、自信。
理查德·刘易斯的履历表像是一页好看的人物传记纲要：他供职的媒体包括德国之声和英国BBC；他曾经作为美智子(Michiko)皇后和其他皇室成员的家庭教师在日本度过了5年时光，这使他有机会成为日本天皇的朋友并且定期拜访皇室；在1997年3月他又被芬兰总统Ahtisaari授予爵位，以表彰他为芬兰政府1995年进入欧盟时和1999年欧盟任期内提供的跨文化领域培训服务，刘易斯显然对此很得意，因为他把爵位印在了自己的名片上；他还是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上市公司Richard Lewis Communications的主管，这是一家国际语言和跨文化培训机构，它的客户名录像是从世界500强名单中抄录下来的：ABB、安联集团、法兰西银行、英国航空、德意志银行、爱立信、IBM、朗讯、奔驰、微软……当然，他还是数十本研究跨文化的书的作者。
“福山是不正确的”
刘易斯毫不讳言自己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
“文化决定论是正确的，政治和经济都是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是由文化来决定的。文化在政治和经济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说。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我们从我们的父母、学校教育、工作环境、社会传统等方面习得文化，我们从各种接触到的源头习得文化。他毫不客气地否定了生物学上的基因决定论和经济学的经济决定论，而把一个无法量化衡量的文化放在了影响一个人、一个公司、一个国家的决定性因素位置上。一天前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理查德·刘易斯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文化分门别类，向前来听自己布道的中国最优秀的年轻人介绍。他煞有介事地做了一个对生活在世界上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的精神解析，然后告诉你同他们打交道时分别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眼前的这个人是思想家吗？
理查德·刘易斯在上个世纪两本最优秀的政治理论著作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它们是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和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历史将永远不会终结，文化也永远不会被同化。福山作出这个判断后的十年，也就是今天，他就会发现自己的结论是错误的，历史仍然在延续”，此时的理查德·刘易斯像极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保罗·克鲁格曼。当时克鲁格曼在自己的一本描述金融危机的著作中说，也许凯恩斯和弗里德曼都需要修改自己的货币理论。
刘易斯向我们描述了一个世界文化历史的演变：1949年战争结束之后，美国文化随着马歇尔计划而传播到欧洲，因为马歇尔的欧洲重建计划，美国文化影响到了包括德国、法国在内的欧洲很多国家的文化；随后，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德国和日本的强大，德国和日本式的企业管理模式和文化也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日本模式就影响了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一带很多的国家。“随着不同国家的强大，在世界上形成了很多有影响的文化模式。伴随着中国的强大和经济上的成功，也会形成一种中国式的文化和管理模式。”刘易斯说。
“尽管在微观上来讲，全球化的进展会在一些细节上对全世界人的食物、着装、企业的会计系统等方面产生一些影响，促成一些细微的变化。但是一个地区和国家核心的和本质的东西是不会因为全球化而有所改变的，全球化不会终结你自身的文化，你原来是什么样子你现在还仍然是什么样子。”当然，在说完这段话之后，刘易斯没有忘记再重申一遍，“福山是不正确的”。
但是我们这个世界遭遇的冲突是否正是因为这些文化的碰撞呢？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因为9·１1的发生而重新被摆到书店柜台的显著位置，这位政治学者被人们视为预言家。如果你认为你知道谁是希腊神话中的预言家，你当然愿意站在他的一边，理查德·刘易斯当然也不例外。“但是我更愿意认为这种冲突是由于不同宗教的冲突引起的。”刘易斯给出了自己的补充意见。他更乐意把宗教和文化分别对待。在他看来，历史上所有的冲突基本上都来自于宗教的冲突，像十字军东征，爱尔兰和英格兰人的冲突，基督教新教和东正教之间的冲突。尽管宗教构成或者说决定了文化中的很大一部分，他还是坚持把更为意识形态化的宗教视为高于文化的另外一种不可控因素。至于文化的冲突，是的，历史不会终结，冲突也会继续，可是你能肯定文化的撞击就是坏事情吗？刘易斯不紧不慢地给我们描绘IBM是如何把世界各国的人聚合在一起，把不同文化的优点结合在一起，比如中国人的谦虚善于合作，美国人的个性张扬，英国人的谨慎，德国人的严谨……
文化差异与领袖魅力
那么，一个有着把内敛和谨慎作为美德的国家的领袖会有多大魅力？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有魅力的领袖大都来自西方，无论是商业领袖还是政治领袖？理查德·刘易斯显然不大理会这些抱怨。“即使在西方国家，由于国家的不同和文化的不同，他们对于魅力的认识也不一样。在欧洲往南的国家里，例如英国、意大利、法国，魅力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非常重要，对他的领导力也很有帮助。但是往北，在北欧国家人们更重视现实而不是个人魅力，领袖的个人魅力反而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刘易斯以手术刀般的精准来评价魅力对于领袖在不同文化中的作用。
在亚洲，领导者更加注重的品质是：谦虚、谨慎、比较安静，办事情比较有效率。而对于欧洲人来说，领导的魅力和个性更为重要。理查德·刘易斯开始模仿希拉克的动作：“希拉克在演讲的时候，会非常注重表情动作，甚至每一个眼神。”但在西方人眼里颇有魅力的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善于与人相处，似乎身上有着古老东方文明一切的优点与神秘。“风格是柔性的，不是张扬的。”刘易斯说。
我们是否一定需要富有人格魅力、个性鲜明的领袖呢，缺少他们对我们的历史是一种损失吗？理查德·刘易斯显然不以为然：“领导者的类型完全取决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于领袖感召力和魅力的要求。在有的民族看来，个性鲜明很有魅力，但是在有些民族看来，本质谦虚也是魅力。”只不过，历史学家描述这些领袖时，内敛的品质往往让我们感到缺乏鲜明的冲突感，就像周恩来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构成一个谜一样。谁更有魅力？布什还是鲍威尔，韦尔奇还是李健熙，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答案。
不同国家商业领袖和政治领袖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的抱负和执行能力，在刘易斯看来，这是成为领导者的必须条件。而让他们看上去迥然相异的就在于他们实现自己抱负的方法。
“美国人都想成为明星，像韦尔奇和布什，而中国人更倾向于集体合作。”刘易斯说。是的，领导者必须是他身边人的最好代表者。对美国人来说，他就是他们的坏脾气、张扬等一切品质的最好代表；对中国人来说，他就是他们的隐忍、善于处事等所有文化传统的集合体。
“一个民族的好的领导者，往往是这个民族人民特征的最好代表。”刘易斯说。李光耀成为理查德·刘易斯眼中最好的领导者，不仅仅是因为新加坡经济在李光耀执政时期突飞猛进，更重要的还在于，李光耀成为了东西方文化在新加坡交融的最好代表，而且“他还讲国语”，这根纽带保持得如此之好，足以保证新加坡同中国大陆在文化、经济、政治上的密切关系。“你或许可以指责他的执政方式有些专政，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他是新加坡历史上最后一个专政者。这足以说明他是一个好的领袖。”刘易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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