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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主笔 许知远／文
曼纽尔·卡斯特身属最非比寻常的知识分子行列，他充满戏剧感的生活与他庞杂的知识体系相互纠缠、交相辉映。在持续的思考中，他越来越感觉到：“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像历史上所有快速而多维度变迁的时期一样，那些习惯于用来思考社会的范畴已经变得过时：社会、经济与政治理论，在我们最需要了解世界与引导我们的实践时，却失效了。”但是那
些新的力量是什么，又如何塑造了我们的世界，我们却说不清。
在一个知识分工已如此细微的学术界，很少有人敢于跨越如此宽阔的范畴与时间，对世界如何运转这样的问题作出回答。
阅读他的作品，仿佛在密林中穿行，你随时被眼前的陌生景物所吸引，又随时迷失方向。西班牙人的激情与雄心常常吞噬掉学术上的条理性。但是，那些常常杂乱的行为，彼此交错的线索，不正好是我们眼前世界的真实反映吗？
所有伟大的社会学家都热衷于用某种单一的关键原则来解释社会系统，而卡斯特依赖的则是信息主义，由芯片、微处理器、鼠标、个人电脑、互联网为代表的一连串与信息技术相关的突破性发明，改变了信息流动方式，“改变了我们思考、生产、消费、贸易、管理、沟通、生活、死亡、战争以及做爱的方式。”它相信日益紧密的全球经济也是建立在这场信息技术革命中的。尽管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知识与信息就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现在，这种关系完成了一次突变，知识不再是全球经济的燃料，而是基础。而我们观察世界的角度，也必须发生一次巨大的转变。
世界的体系也从此改变。就在未来学家们纷纷叫嚷民族国家已经过时、国家界线已毫无意义时，卡斯特提出了更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说新技术正在改变世界的运转模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划分已没有意义，取而代之的是第一世界与第四世界。
卡斯特说在这个新世界中，甚至剥削都不存在了，第一世界对待第四世界的方式是全然的漠视、忽略。所以，出现在19、20世纪的反抗运动的形式也彻底改变了，人们不再有明确的反抗对象，他们积累的不满情绪令他们为反抗而反抗，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
于是，本·拉登这样的恐怖分子，被比作信息时代的游击队。就像20世纪的游击队借助于丛林、高山和偷运来的武器一样，新型的游击队则借助于电视、广播、网络这些媒体工具来进行破坏。想想本·拉登多么擅于利用半岛电视台的影响力。
在卡斯特的心目中，中国是这场转变中最吸引人的国家，因为它是一个提供了巨大变化的实验场，关于我们全球正在进行的一切转变都能在这里发现。
卡斯特是另一名托夫勒·奈斯比特吗？没人比他自己更反感这种称谓。他的写作建立在对过去与现在的分析基础之上，而非充满浪漫色彩的未来之书。他相信技术的重要性，却相信是技术、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相互作用，才造就了世界的面貌。但不管他的引用多么复杂、分析多么深入，一种堂·吉诃德式的热情仍然充溢在他的写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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