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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在一个社会性普遍存在与人性之中的时代，历史学家原应是多产“舵手”的群体之一
较之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的意气风发、志得意满，历史系的吴宗国教授显得内敛、沉默。
两位研究者的反差似乎可以映射出光华管理学院与历史系的对比。北大历史系创建于1899年，时间上仅仅比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晚一年。长久以来，历史系都是京师大学堂乃至北京大学的当家大系，称历史系承载着北大之文脉也并不为过。相比之下光华管理学院还是“初生牛犊”。但目前看来，后者的境遇要比前者好太多。
如果主动地边缘化可以解释为为了追求自我完善或者小众化化的审美取向，那么被动地边缘化则显出了更多地无奈甚至尴尬。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在一个社会性普遍存在与人性之中的时代，历史学家原应是多产“舵手”的群体之一——如果可以把企业看作一个社会的缩影，企业家似乎更应该于浩瀚的历史中“究天人之际，察古今之变，明存亡之道，晓兴衰之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情景与假设相去甚远。一门独立于传统的道与术之外的学科——管理，拔地而起，方兴未艾。历史学家们却在自己的小环境里埋头苦读，一门心思研究自己的学问。
历史学家真的不关心当世的发展，没有自己的见解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看了太多“过去的事”，吴宗国认为目前企业的所有者与管理者无法分离仍是企业发展的症结所在。很多企业的管理者甚至在用秦始皇时代的制度管理一个21世纪的企业。另一方面，大型企业盲目搞无关联扩张：做IT的企业，兼营房地产。在历史学家眼中，这样的行为好象是为了更高的赢利目标，实则极缺广阔的历史眼光——历史只会在一个行业里选择最优。
但这种出自历史学家之口的声音在管理学者的唱和声中显得非常微弱。
在西方，从人文历史的视野出发关照当世经济发展的研究者不乏其人。比如哈耶克。哈耶克被认为西方经济学史中里程碑式的人物，同时他作为政治哲学家、法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价值也在逐渐为公众所瞩目。哈耶克本人一直致力于观念历史的研究。早年他从事的第一项严肃的学术研究课题就是关于货币史及货币理论史。在写作《自由宪章》之前，哈耶克就曾研究过密尔的生平和思想，晚年则发掘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曼德维尔、休谟、斯密等人的原创性社会洞见。
从凯恩斯常被人们引用的一段话中，我们也可以洞察端倪：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的观念，不管是在正确的时候还是在错误的时候，其影响力都要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大。这个世界确实是少数人操纵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常常相信自己决没有受任何思想观念的影响。然而，实际上，他们经常是某些学者的奴隶。那些迷恋权利而将观念当作耳旁风的人，其实正在践行着若干年前某个蹩脚文人的胡思乱想。我相信，既得利益者的权利被大大夸大了，而观念逐渐渗透的力量则被低估了……不管是对于为善还是作恶，最危险的迟早是观念，而不是既得利益。
目前中国社会正在以空前的热情追捧着经济学者和他们的思想。与之比肩而立的社会学科的研究者们受关注的程度就要低很多个等级。其中史学研究者的境遇尤甚。
任由我们的历史学科及其研究者边缘化，是否暗示了我们的某种态度——忘却那些疼痛的历史？
撰文/宽宽 摄影/纪武军
(小贴示)
1、 简历
2吴宗国教授荐书企业管理者
书籍
入选理由
《老子》
对个体从宏观层面把握事态运行的动势很有帮助
《贞观政要》
这是一套完整的管理国家的思想。
《论语》
在社会转型期，我们应该重新对“人”与“仁”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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