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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创始人来说，把公司交给别人，是非常心痛的，他从心理上不会愿意，”德国《经济周刊》主编巴龙对《中国企业家》说，“这是创始人最难做的选择。一般情况下，家族企业接受、聘请外来管理者，都是在第三代。因为第三代几乎都是年轻人，很多人不愿意做企业，他比较愿意请外来的管理人。可是真正的财产、最终的财富还是在家族企业管理者的手中。”他指出，目前中国还没有到这个阶段，但“这一天总会来到”。
继承中的
强力量：地方政府
弱力量：法律
子承父业式的财富继承更像是一种约定俗成，中国的法律在此是失语的。相反，由于中国民营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先天的紧密关系，地方政府往往在企业财富传承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参见后文：《海鑫：地方政府和家族权威主导的继承》)一个企业的稳定往往关系到其所在地的经济命脉。
同时，中国式企业财富继承目前仍然是“无税”继承。最近去世的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在遗嘱中将自己的股份分给家族成员，集团副董事长王均豪表示，并没有税务部门来过问此事。
今年以来关于遗产税的讨论不断，这本来是针对社会大众的一个法律，当然首先影响到的可能是资产庞大的家族企业，但《中国企业家》接触到的企业家们对遗产税的讨论反应平淡。“我们不关心，这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亚龙集团董事长张文荣、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金都这么说。均瑶集团副董事长王均豪的态度是：“如果国家这方面的法律出台，那我们就执行好了。”“企业做大了最终还是社会的，”王均金说，“你自己能带走多少？我们均瑶兄长能带走什么东西？征收遗产税也不是要把你挖空吧？把税征完了企业生存不下去也不可能吧？国家提出可持续发展，它肯定要考虑。如果把民营企业都变成国有了，是不是又要变成计划经济呀？”
斯尔丽集团董事长邵联勤是上海浙江商会的副会长，曾与会员们讨论过此事：“我们都认为这不是问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企业家都是很聪明的，税率太高的话，利用其他方式方法也会转移过去的，只要合法。比如要留给儿子，我可以请他到我们公司来做事，工资、股份多给一点，或者买套房子作为公司对优秀高级管理人员的奖励送给他，这都是可以做的。让他管理子公司，把股份划过去，利润和他分成也可以。”他认为如果遗产税率定在20%比较合理。
看来，擅长于灵活变通的民营企业相信他们有能力处理财富继承过程中的法律问题。
继承顺序：儿子第一
中国式继承在考虑继承顺序的时候，惯性思维是儿子第一，正如前文提到的，这种思维的根源是为了延续家族的香火。
钟朋荣认为，这种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子承父业式的双继承是保持中国社会财富增长的重要的激励机制。正是因为可以把家业传给后代，企业家们才有了永不停止创业的动力。“如果一个企业家老了他的企业就充公了，谁还会这么拼命地干呢？”钟说，子承父业还会激励企业家精心培养自己的后代，让他们在继承财富的同时也继承到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而如果是家族外的人来继承，他恐怕不会有这么大的热情。”
王均瑶生前有过两次婚姻，目前的两子一女均为王与前妻所生。王均瑶在遗嘱中把均瑶集团40%股份的大部分给了自己的长子，而对于另外两个子女和先后的两个妻子的继承安排，《中国企业家》试图从王均金口中得到答案，但未果，可能对中国人来说这个话题太过敏感了吧。
将权力交给儿子的方太集团董事长茅理翔还有一个女儿，却并未进入家族公司。茅理翔说，这是考虑到家族制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产权问题。他的理论是，最好把钱放在一个口袋里。茅理翔一直没让女儿和女婿参与集团的经营，而是提供资金让他们自己去创业。茅理翔的看法是：“家族制企业里，兄弟姐妹可以共同参股，但不适合共同经营，否则总有一天企业会垮。”
在完成了继承顺序的安排后，家族企业创始人如果对自己身后的财富分配不妥，即使有相应的遗嘱，会不会引起家族内部的争端呢？
前文中已经提到，中国式的继承是风平浪静和顺畅过渡的。不过，有时候也难免有意外的情况发生。据报道，身价百亿台币的台湾商人温世仁因为中风去世后，因为后事没有交代清楚，就在他去世后不久，爆出私生女争家产的风波。一位廖姓女子出面声称温世仁跟她生了一个女儿，并要求一部份的遗产。温世仁生前虽然握有庞大资产，却没有享受过奢华的日子，反而过着像苦行僧的生活，而围绕他身后遗产的种种风波和人情世故，让人不胜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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