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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青
采访吴青前，她正准备去巴西参加一个国际公益组织的会议。在“文坛祖母”冰心老人住过的家里，记者见到了这位仗义执言、敢说真话的人大代表。她虽然已经从北京外国语大学退休了，但她比以前似乎更忙了。不时有向她反映问题和寻求帮助的电话打来。她说，她家门口几乎每天都会有人找她这位人大代表反映问题。同时，作为北京农村妇女文化发展
中心的主任和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的校长，她还要经常跑到离家很远的昌平去讲课。
我从学校退休已经4年了。我现在除了仍然是北京市人大代表外，还做着农村妇女的一些培训项目。
作为人大代表，我的梦想就是希望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能够懂得《宪法》，都能够懂得利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并最终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法治社会。我知道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会是一次新的长征。
我父母都参加过1919年的五四运动，他们把民主、科学的精神传播给了我们。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告诉我，要讲原则，讲真话，妈妈一生最痛恨的是讲假话。小时候，我们一旦被妈妈发现撒了谎，说了假话，就用肥皂水洗嘴巴，然后让我们喝苦涩的奎宁水。喝奎宁水成了我们兄妹三人儿时共同的经历，这个经历一直伴随我们成长，使我们一直恪守着“做人要真”的准则。
除了父母的影响，后来对我影响比较大的经历就是1982年到麻省理工学院学习之后，在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女性学的课，另外还参加了一个社区领袖项目，那是一个由美国少数民族领袖组成的团体，旨在改变和重树本民族的形象，为本民族的平等权利奋斗。他们那种民族忧患意识对我的影响很大。
所以1984年回国后，有人问我想不想当人大代表，我就毫不犹豫地说想。而且我决定，不能像从前的人大代表那样 “会场里面举拳头，食堂里面吃馒头”。我希望从我的身边做起，唤起民众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改变不合理的制度规范。
我在1984年当选为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我开始学习《宪法》，并马上规定自己每周二是接待日，接待来访的群众，并不定期向我的选民汇报，告诉他们我在会上投了什么票，我为什么投，我解决了哪些事情，我哪些事情没办成。
1998年，我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投了两张反对票和一张弃权票以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回到家中，妈妈挥毫题写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给作为市人民代表的爱女吴青”送给我，使我很受鼓舞。
但这些年来，我深感《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和最高权威还没有建立起来，《宪法》的尊严没有得到维护，即使在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仍然倍受冷落。
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在2003年2月海淀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最后的一次大会上，我的发言题目就是“依法治国就要依宪治国”，而要“依宪治国”就要学习《宪法》，更重要的是在现实的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学会用《宪法》，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
我在国内外都讲，我相信中国会走向法治化，但最重要是老百姓，如果老百姓不懂得自己的权利，不使用自己的权利，不去为使用自己的权利而奋斗，权利不会自己来。权利不是给予的。
同时政府要创造尊重《宪法》的环境，要根据《宪法》的精神去保障每一个公民最基本的公民权。政府还要创造一个更宽松的环境，让人人说真话，现在说真话还是太难了，这是不正常的。
我不希望社会进步走突变道路。中国经受不住太大的变动。如果是倾盆大雨，那就糟了，倾盆大雨会把肥沃的土地一块冲走。我赞成是毛毛雨，这样水就能慢慢渗透进土里，种子就能够生根发芽，长出禾苗，开花结果。而在渐进过程中，公民也会逐步体会到使用法律的好处。
1989年我成为加拿大国际发展署的社会性别专家，开始关注中国女性问题，通过实地考察，我觉得要改变中国就要改变农村，要改变农村就要改变农村妇女，教育一个妇女等于教育了一家人甚至几代人，尤其现在大量男人离开了土地，留守农村的60%都是妇女。这些妇女生活的现状是基本的医疗条件恶劣、基础设施极其缺乏、耕种手段极端落后、文化水平极其低下。怎样改变她们的现状，我愿意为她们做一些事情。
1999年4月，在一位美籍华人出资捐赠下。我们创立了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我们主要是引导她们自立自强，开一些社会性别、公民意识、妇女参政方面的课程，最终的目的是让她们明白自己的价值，明白自己首先是一个和其他人一样的人，其次才是女人。
截至去年，已经有2000余名农村妇女接受过培训。我们已经看到了效果。有一个地方派来培训的有11个妇女，现在已经有三个通过选举进了乡镇人大。她们越来越懂得了法律和参政。我们培训的女村官，已经开始改变农村了，她们已经带领百姓修路、引进水电、建立小学和建设图书馆了。
以后我还想当全国人大代表。这可能很遥远，但是我是不会放弃的。因为我的原则不是我个人的，而是全社会都应该最尊重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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