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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仲伟志 温州报道
2004年深秋的温州，一连几个星期，人们都在谈论着这样一件事：在温州最早发达、拥有显赫声名的王均瑶，身患重病，生命垂危。尽管期间有关各方讳莫如深，但最终无法挽留这位均瑶集团董事长的生命。
年仅38岁的王均瑶是温州民营经济最具传奇色彩的开局人物。1991年，25岁的王均瑶首开私人包机先河，次年创办国内首家民营包机公司。当时，温州刚刚从艰难的处境中挣脱出来，王均瑶的“胆大包天”，成为一代人挣脱意识形态桎梏的象征。从那时起，温州模式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经济名词，同样，王均瑶的坐标意义也远远超过他的经济价值。
然而随着一个强势人物的消失，一个神话似乎也在消失。现在，人们普遍关心均瑶集团的债务以及权力的交接。很多人对均瑶集团的家族治理结构充满怀疑，无法摆脱观察问题的固有方向与牵引力：一个充满了兄长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民营企业，能否顺利度过这个动荡的转折时期？
这是整整一代温州民营企业家们的问题，同时也是整个温州模式即将面对的问题。人们对王均瑶之死的高度关注，实际上是对温州商人能否建立一个正常的权力转移和传递机制的关注。由于普遍年龄较轻，温州少有企业出现代际之间的权力传递危机，现在，王均瑶的英年早逝为他们发出了群体预警。
其实，早在王均瑶去世之前，为温州民营经济“开山”的这一代人，就已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与危机。在几乎是过分传奇化的温州奇迹背后，在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纠缠之后，这个群体面对的是依然严酷的考验。他们开始分化，有人激进，有人转型，有人失落，有人陷入悲剧，有人凭吊昔日的光荣。
一
在乐清县柳市镇嘈杂的街巷里，当年在柳市第一个买摩托车、第一个装电话的“严重经济犯罪分子”刘大源，听到王均瑶去世的消息，感喟之余的第一句话是：我很幸运。
1970年代末，刘大源开始穿梭于温州与上海之间倒卖螺丝，生意红火，人称“螺丝大王”。当时，柳市还有“电器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目录大王”叶建华、“翻砂大王”吴师濂、“线圈大王”郑祥青、“胶木大王”陈银松、“旧货大王”王迈仟，号称“八大王”。追溯起来，“八大王”应该是1978年之后温州最早的民间商人，柳市则是温州民营经济的发祥地。
1982年8月的一天，35岁的刘大源早起上街，后面便有两人盯梢。当他看到墙上张贴的“狠狠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大幅标语，暗自心惊。他作出了生平最为快速的决定，趁人不备钻进小巷，回家取出7万元现金来到河边，跳进一只机动小木船，亡命天涯。刘大源回忆说，逃跑时他身上只穿着背心和短裤。
1981年底，浙江省委工作组就已对“八大王”进行调查。1982年1月，中央下发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乐清县委便将“八大王”的商品经济行为列为大案要案进行查处。这一年，除了刘大源逃亡之外，其他7人都作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被捕入狱，直到1984年才重新审理，或取保候审，或无罪释放。
20年之后，刘大源的“大源螺丝店”已经变成了“大源精密焊接材料公司”，单开间狭长的门面，足以使刘大源在柳市和温州城区的最好地段购置房产，种养兰花，安居乐业。
刘大源现在最好的朋友是当年的“目录大王”叶建华。当年，在柳市开照相馆的叶建华在“电器大王”胡金林的鼓动下拍摄产品目录，很快，封面烫金、十六开本的《产品样本》和《产品价目录》成了热门货，但叶建华也因此被认定是“牟取暴利”、“投机诈骗”，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没收财产4万元。1984年“无罪释放”之后，他又开了一间笑笑照相馆。
后来，有人劝叶建华再去搞产品目录，他摇摇头：“哪里还有胆，牢监门等着我进。”现在，56岁的“目录大王”阅读报纸要戴上老花镜了。由于竞争激烈，笑笑照相馆早已关闭。为改变境遇，他曾偷渡到国外，但谋生更为辛苦，只好回来。现在，叶建华赋闲在家，专注技术。记者见到他时，他的一项摄影显像技术刚刚拿到3000元的乐清科技专利奖金。叶很满足，一副别无他求的样子。
二
作为1978年之后温州第一代商人的代表，“八大王”大多没能在他们原有的事业上继续发展。其中“旧货大王”王迈仟1995年死于肝癌。
在“八大王”年富力强的时候，他们被巨大的社会变迁所推动，却遭遇到严重的挫折。而在他们受挫、动荡、喘息的时期，另一批精明的柳市人借助社会大气候的改变乘势而出，他们创办的企业后来居上，如日中天。这其中就包括从求精集团裂变出来的正泰和德力西。
自称“刁民”、动辄将地方官员称作“土八路”的刘大源很轻看正泰这样的企业。他把1978年之后的温州民营经济历史分为了四个阶段：对着干、开着干(公开)、放着干、扶着干。他认为“八大王”处于“对着干”和“开着干”阶段之间，而正泰和德力西则是“扶着干”起来的。“我们没有要过国家的一分钱。”他不无骄傲地说。
当年“对着干”并被打击的当然不仅仅是“八大王”，在遭受打击的这些人当中，也有人急流勇进。
在一些有关“八大王”的民间版本中，郑元忠作为“机电大王”赫然在册。按照这个版本，今天的郑元忠应该是“八大王”中惟一的风云人物了。做低压电器出身的他所创建的庄吉服装有限公司，目前是温州服饰业中投资较大和起点较高的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庄吉”成为温州一个著名品牌，他本人也曾被评为“温州改革十大风云人物”。
根据记者拿到的一份1984年6月14日由浙江省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联席会议办公室印行的“情况简报”，郑元忠并不在“八大王”名单之内。不过，在1982年那场打击经济犯罪的运动中，郑元忠未能幸免。他曾潜逃两年，待风声好转回到柳市，但很快就被收容，关押了186天。
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说，郑元忠的成功转型并非偶然。1992年，也就是王均瑶创办国内首家民营包机公司的那一年，40岁的郑元忠背起书包走进了温州大学国际贸易系，成为温州大学年纪最大的大学生。那几年，“螺丝大王”刘大源在香港的门面亏了五六十万。
与刘大源划分民营经济历史阶段的方法不同，作为温州本土最有名的学者之一，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将温州民营经济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能人阶段，所谓能人，就是跑供销、拿订单的家长；第二是老板阶段，老板也是兼管财务的厂长；第三是企业家阶段，老板们变成了公司的董事长——其中以1996年底高天乐、高天放兄弟的天正公司年薪30万公开招聘总经理为转折点。
传说温州老板到国有大厂推销产品，一只手上写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另一只手上则写着“给我生意，回扣20%”。财源滚滚而来。
“温州的民营企业家，过去好就好在没文化。”洪振宁语出惊人，“而现在，对于温州老板来说，产生奇迹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他认为，以南存辉为代表的温州企业家证实了当地一个的说法：脑袋装得多，口袋装得多——这个朴素的说法，远比两分法的所有制理论和家族企业治理理论更能准确解释温州的变迁。
但是刘大源说：“别人眼红他们，我不。我现在心很平，一年赚30万就够了。”他现在的处世原则是，老老实实做自己的老百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律推辞。他每天都在睡懒觉。他号称自己也有一个“智囊团”，这个“智囊团”告诉他，凡事都要适度，否则压力太大，身体吃不消。
三
温州很多商界人士都认为，温州名气最大的企业家不是南存辉，而是王均瑶——尽管南存辉是温州民营企业的一面旗帜——这或许是因为王均瑶的光荣与梦想与已经浮现的社会价值形态相吻合。但对于很多人来说，光荣与梦想往往是不确定的片段时光，紧随其后的往往是混乱与迷惘。
在十几年之前，温州名气最大、热情最高的企业家是王均瑶的苍南老乡叶文贵。
1979年，叶文贵从北大荒回到金乡镇，7年之间，叶文贵一连创办了轧铝厂、高频机厂、压膜厂、仪器厂、包装材料厂等5个工厂，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豪。据说，社会学家费孝通第一次到温州考察，在叶文贵的厂里转了好几圈，连连称道：“了不起的新型企业家”。
1987年有一个“当代中国优秀农民企业家”评选，温州惟一的当选者是叶文贵，并被誉为“模式婴儿”。就在这个时期，叶文贵作出了远比王均瑶更为浪漫的决策：在金乡点燃中国农民的电动轿车梦。然而不久，叶文贵就耗尽千万元的家产，没落下去。我们无法找到他。据镇上的人说，他现在就在金乡，深居简出。
“没文化”但有想象力的叶文贵，他的消失比“八大王”彻底。但也有比叶文贵更为彻底的消失：2003年2月12日，身价上亿的温州富豪周祖豹，在自己的老家乐清市蒲歧镇北门村边被刺14刀身亡，时年50岁。
周祖豹1993年来到北京大红门“浙江村”，创建了华北地区最大的皮毛交易市场。他所在的北京“浙江村”，历经动荡，生生不息，一直被视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另一个生存样本。
杀害周祖豹的凶手及幕后主使共有6人，有4个是乐清人。其中王伟坚、屠金安皆为温州知名富商，与被害人周祖豹原本惺惺相惜。与很多商人一样，他们基本都是开皮鞋店或租赁柜台倒卖服装起家，创业艰辛。
1998年3月，屠金安邀请王伟坚出资，和周祖豹一起共同筹办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辅料综合市场后来改成祖豹毛皮辅料综合市场。王伟坚和屠金安共投资160万元，加上屠金安前期投资30万元，共190万元。但是对于市场的控制权，据说周祖豹不愿任何人插手，于是关系逐渐闹僵。
后来，王伟坚与屠金安将他们两人在周祖豹市场的股份转让给杨金富，让杨金富以股东的名义同周祖豹谈判，如果钱要回来，杨金富可以拿走其中的一部分。双方协定，一切后果由杨金富承担。
杨金富多次讨要空手而归。1999年4月，杨带人来到周祖豹的市场，双方冲突，杨逃脱，但他带来的两个人被周祖豹的人抓住，一个被打瞎，一个被挑断脚筋。半年多之后，杨金富再次带人冲进市场。这一次冲突，导致了周祖豹的侄子周建波死亡，而杨金富一跑了之。
周祖豹不断催促警方抓捕畏罪潜逃的杨金富并查明幕后主使。2002年11月，潜逃两年的杨金富打电话给屠金安，提议抢先下手，由屠金安和王伟坚出钱，他来找人把周祖豹做掉。
3个月之后，血案发生。案发不久，凶手及幕后主使便被警方先后抓获。王伟坚被抓时，还在乐清的新世纪大酒店谈生意，当时他的资产大约是两个亿。
身为乐清人的环宇集团总裁王拓宇却说，这并非一个简单的有没有文化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营造透明的竞争环境的问题，是一个如何保障公平的交易秩序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温州商人群体之间的人格化交易模式就不可避免，温州商人也就难以适应传统商业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的转型，就会承担更多的机会成本和经营风险。
四
与“八大王”不同，与叶文贵不同，与周祖豹和王伟坚更不同，王均瑶是一个并非商学院出身却努力向现代商业社会转型的典范，他对世界充满了经验性的认识，却比大多数人更为理想主义。然而，就在中国民营经济从初级模式向高级模式过渡的关键时期，理想主义者英年早逝。
王均瑶去世之后，一些医学专家发表言论指出，民营企业家健康状况形势严峻，精神压力过大是其根本原因——不少人都有潜藏的恐惧失败的心理，加之生活没有规律，睡眠得不到保证，最终导致免疫力下降。
据说王均瑶拥有15项社会头衔，应酬频繁。在人们眼中，他已经拥有了一个人一生所能拥有的任何东西。他的行事决策看上去有些浪漫色彩和英雄主义。也许时代需要这样的商业英雄，一个神话由此而产生，英雄也就在神话中生活。一个凡人进入神话生活，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认为，这一代企业家白手起家，许多事情从头做起来，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过程中，由于环境不够规范，压力来自各个方面。在摆脱了意识形态的风险之后，对他们的猜疑、非难依然很多，有些人甚至按照国外成熟市场经济的要求来衡量他们，所以他们这一代人特别辛苦。除非他们也像“八大王”那样回到市井，安于小康，否则必须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社会需要他们出来做一个榜样，而为了让自己的企业少受行政干预，为了防止方方面面的“剥皮”，他们也需要谋求一个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之类的身份。
王均瑶曾经被称为当代最开放的民营企业家，而在很多旁观者的眼中，温州也应该是中国最为开放的地区。但温州本地和浙江省内的一些人并不这样看。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说，在温州，政府官员往往介入具体交易方式，公共权力与私营经济两者不断地相互渗透，形成了一张“不可触摸的网”，造成了产权保护上的不公平，阻碍了温州经济社会的对外开放，并导致了民间资本的大量外流。
史晋川先生所说的这张“不可触摸的网”，绝非温州所独有。王均瑶从温州来到上海，面对的往往是同一张网。所以，当一个强势人物消逝，当一个民营企业面临权力传递，我们与其怀疑他们的家族治理结构，不如检省“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
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说，只有继续深化政府体制改革，才能为民营企业家减压，才能为民营经济创造更大的空间。否则，这一代人将注定成为历史的附庸者。他们像一群登陆的士兵，忍受着种种困惑与焦虑，步履沉重。
从这个角度说，王均瑶的英年早逝也为我们发出了体制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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