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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颖波
“喂，我跟你说”——电话那头的声音突然低沉了下来，“我们单位现在特别复杂，咱俩刚才说的话，千万不能对外人说起啊。”
这是一位很久没见的老朋友打来的电话，和我说的是他们单位即将进行的改革。电话
放下之后，我沉思了至少有半个小时，始终没想起这个过程中有哪一句是不能对外说的。不过，凭多年的经验也能想象，在一个人际关系复杂的地方，也许跟谁说过话这件事本身就能引起相当严重的后果。而且我也知道，在大多数地方，大多数中国人都在遭受着这种复杂人际关系的折磨，哪怕是偏远贫困的农村也少不了这样的烦恼。
一个组织、一个单位，一旦进入这种情形，那什么样的改革也救不了它的命了，即便仍然存在着，也再难产生出任何创造力，形同僵尸。管理者通常也会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急着发起一场变革。但无论改变的方案如何新颖，都不太可能有人认真地对待方案本身了，每个人脑子里转的就是各自的利益如何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之下得到实现，而改革，自然也就无疾而终。
前边说的那位朋友的单位也是一家报纸，想当年，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他们那儿正被誉为“中国报界神童”，短短三年时间发行就达到一百五十多万，列全国第三。十几年之后呢？据说债欠下了一大堆，年纪老一点的记者凭着关系想办法占住位置，年轻人就得另想办法找饭吃去了。
你不用猜我说的是哪一家，其实中国这样的单位、机关或者公司多得是，命运简直都一样，从盛极一时到衰败都用不了几年，而且没有哪一个是因为外部竞争失败造成的，全都毁在自家人手里，毁在窝里斗上。
中国人喜欢窝里斗，什么原因？我研究了半天，结果就是没有原因，就像那句广告词说的——我就喜欢。必须承认这是民族性的一个部分。而大多数的利益之争其实都不是真的，只不过是个借口罢了，要是真从个人发展的角度算算账，几乎没一个是值得的。
那天通过电话之后，我还接了个电话，是个刘姓小伙。他几年前来城里务工，因为和我有一段很曲折的渊源，所以经常联系。他打电话很小心，问我能不能抽点空劝劝他爸，能不能不再跟老杨头生气。我是一口回绝了，我说不能，因为你爸就这脾气。
我给你讲讲这个故事。
我认识他爸是在1987年夏天。趁暑假我到一个建筑队勤工俭学。瓦匠老刘头给我当师傅，老杨头是木匠。
老刘头又瘦又高，人很木讷，老杨头又矮又胖，能说会道。每天工间休的时候是大家最快活的时候，总是听老杨头神聊，天文地理，水浒三国，没他不知道的，更何况他说话又极为风趣。惟一的缺点就是他好损人，谁在干活过程中有毛病，他拐弯抹角总能给你捎带进去。
两个老头是打一个地方出来的，所以他特别爱拿老刘头开涮，老刘头自己从来不在乎，和大家一样当个乐儿听了就完了。
我离开那个建筑队以后又找机会看了几次我师傅，后来还认识了他最小的儿子(就是打电话找我的那个)，这些年经常见面。一开始我特别爱和他说起这两个老头，尤其是老杨头如何戏弄我这个大学生之类的事。可是慢慢地我就发现，小刘越来越不爱听了，弄来弄去我才知道，这俩老头后来几年的关系是越来越差，最后居然成了仇人。
问原因小刘也说不清楚，可能有些经济上的问题，谁比谁多拿了点，或者是借钱不还之类的事，总之都是块八毛钱的事；可能也有地位方面的问题，原来是村长家的亲戚当头，后来又换了村长的另外一个亲戚，这人一来就说瓦工活不错、木工活不行之类的话，惹得老杨头鼓动徒弟们拆台，故意让瓦工们窝工之类的。很快，建筑队就赚不着钱了，有时候还赔钱，大家的心气儿慢慢就没了。
最后，建筑队算是彻底解散了，直接原因是老刘头在工间休的时候讲了故事。以前都是老杨头讲故事拿老刘头开涮，这回反过来了。那个故事据说是老刘头想了很长时间编出来的，挺精彩：
说有一头毛驴和一只喜鹊比赛喝水，大冬天水塘冻住了，喜鹊嘴巧，就说咱们看谁先喝上。然后它就在冰面上啄，驴嘴笨呀，只能用舌头舔，舔一下就让冰粘一下，生疼。眼看着那只鸟就快把冰面啄开了，毛驴急中生智，哗地尿了一大泡尿，立即把冰面冲了个洞。老刘头讲到这儿，冲老杨头看了看，接着说：这会儿呀，毛驴就说了一句话，它说，别看你嘴巧，可是还不如我这……没等老刘头说完，那边就把饭盒连菜带饭甩了过来。
师傅的儿子告诉我，他爸这是故意的，就是要跟老杨头打上这一架。
两个老头如今身体都不行了，各回各家，可要是出门碰上，还是不停地打架。农村里关系比城里更复杂，谁跟谁都能论一论亲戚辈份，自从这俩老头把关系弄僵了以后，整个村庄的人关系都跟着紧张，小辈人之间也经常无事生非。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特别喜欢认同统一的传统：服饰统一、行为统一、道德观念统一，但如果在价值观上过于追求统一，那就是一个坏毛病。主流的价值观死活要统一非主流的价值观，那么，所谓多元化、所谓共融、所谓自由自在，最终都成了自寻死路的想法。这样想来，其实我们的生活空间是非常狭小的，凭空起事端，尔虞我诈，当然也就是非常自然的了。
现在，市面上关于企业文化的书特别多，改革开放了，二十年前没听说过的私人公司现在遍地都是，可就是没有哪一家能长命百岁的。据统计资料说，美国的公司平均寿命是十五年，欧洲的更长，日本是七年半，中国的公司平均寿命是三年多一点。平均数能说明问题，但不如百年公司的数量更直接，别的国家咱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自己是一家也没有。大家都想看看人家是怎样建立百年企业文化的，所以就出了很多这样的书。企业文化有千万种，可是又有几个人真有精力看，真有功夫学呢？应付那复杂的人际关系还来不及呢，那玩意儿不知不觉当中就耗尽了全部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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