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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磊
现在人们有一种感觉，似乎浙江成了企业家的摇篮，特别是温州、宁波、台州等地。这些地区的企业最初规模都很小，却能逐步造就出一批企业家，其中有规律可循吗？
人们的感觉是有经验基础的。浙江近二十多年来确实涌现出一批颇有成就的企业家，
温州和宁波最为典型。我们看一个投资者、经营者是否具备企业家精神，不是看企业的资产规模大小，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小企业可能变大，大企业也可能变小，关键看经营理念和创新精神，这是企业家精神的内核。
产生这种精神内核的动力与社会文化环境和资源禀赋条件有关。温州能够造就出那么多企业家，一是由于温州历来人多地少，可耕地尤其稀缺，光靠种植业养活不了那么多人，所以始终有一部分人被迫游离于农业之外，他们到处钻营，到处落户，到处寻求赢利的机会(马克思曾经如此描述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资本追逐利润的本能在温州人的观念世界中成为毋庸置疑的美德；在其他地方需要艰苦的思想解放才能逐步接受和实践的事情，在温州人那里似乎是自然天成的事情；在其他地方被人们视为冒险的行为，在温州人那里只不过是正常的生活体验。自然禀赋条件的初始配置，造化了温州人行商的秉性。
二是社会改革本身所提供的工商业自由发展的环境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环境。借助于这两种环境，政府部门在很多领域可以无为而治，私人部门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人们所崇尚的所谓“小政府”在这里成为现实，这倒多少应验了中国道家哲学的所谓“无为有为”的价值判断。环境影响人，在一个不存在“父爱主义”和“母爱主义”的制度背景下，私人部门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显得简单明了——你可以从权力中体会荣耀，我可以从货币财富中体会荣耀，传统社会中人对权贵的依附在这里被意外地淡化了。温州商人和企业家们可能尚未明白“市民社会”是怎样一种状态，而事实上，以经济市场化为目标的社会改革和他们脱离农耕所形成的行为方式，已经营造了“市民社会”的基础。
尊重私人产权，这是浙江企业家成长环境在总体上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根本基础。孟子讲过：“无恒产则无恒心。”这话未免过于绝对，有了恒产未必有恒心；但一般而言，没有恒产而只是暂时使用别人财产的人，要稳定他对财产的预期是不可能的，最大的可能是滥用资产，追求短期个人收益最大化。这是企业之大忌。传统的所谓“苏南模式”之所以消亡，根本原因也在这里，没有太多的复杂原因。资本的积累水平及其长期收益一旦进入投资人的目标函数，投资人至少在管理并增值自己的财产问题上不需要任何人的监督，尽管他有可能借损人而利己(如制售伪劣)，借损公而肥私(如偷漏税收)。我们必须客观承认，财产关系带来的稳定预期对成就企业家非常重要。
我们不排除国有企业里成长出企业家的可能，近年来名声日益辉煌的中国创业企业家里面就有一些是国有企业的老总，比如上海建工集团的董事长蒋志权、上汽集团总裁胡茂元等等，但这也应具体分析。国有企业企业家的创业过程也包含了财产收益和个人努力程度之间的相关性，如果不解决这一点，这种创业精神可能没法持久。
当企业家辛辛苦苦多年，仍然是个无产者，他可能会缺乏耐心。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上述国有企业的企业家都不是在传统体制基础上诞生的。传统的行政体制和企业管理体制不改，不可能有现在的建工集团、上汽集团。正是借助于国有资产结构的调整，国有企业的改制、改组、改造，才为企业家提供了成长空间，当然也为企业提供了新的增长空间。在建筑行业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蒋志权能够把很多建筑企业整合在他的麾下，在社会范围内重新整合市场资源，靠的是创业精神。但这种精神也不是无源之水。由此看来，离开具体的制度条件讨论企业家精神，没有太大的意义。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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