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进攻、设计自信和工程师们的熏陶

　　贸工技，一直是左右联想集团发展的战略顺序，尽管在购并IBM PC之后，联想已经不再乐于讨论这种顺序关系。而一直被放在最后一位上的技术，正在悄悄前移，这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全球化代工制造体系的成熟，制造业正在出现全球化分工。并购IBM PC后，联想有了大和实验室和罗利研发中心，加上原有在北京的研发底子，国际化普遍历程中产品研发上的短板，正在快速生长。

　　主笔◎尚进

　　变与不变

　　“这里只有几台ThinkPad历史上的经典电脑，因为我们要在年底搬家，以后在横滨新办公室会做个ThinkPad的博物馆。”联想大和实验室的神田洋一郎指着长廊尽头的蝴蝶键盘701C和双屏幕W700ds，告诉本刊记者。这条连接大和实验室两座楼的玻璃顶走廊，曾在两侧摆满了历代ThinkPad的样机。一周后，在北京上地西路的联想集团研发中心，联想集团创新设计中心总经理姚映佳在他的会议室里，指着墙上印满联想历代电脑的大幅打印纸，告诉本刊记者：“这里描绘了联想从1998到2010年的主要产品，从早期的天禧电脑到IdeaPad的A300一体机，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些年努力的轨迹。”紧挨着这一张打满联想历代重头产品的巨幅打印纸旁，另一张巨幅打印纸上更密集地排列着苹果电脑的产品。在很长一段时间，ThinkPad被视作唯一在工程设计角度有能力可以跟苹果掰掰手腕的角色，而现在，联想北京研发部门操刀的IdeaPad，也把自己的比较体系聚焦向了苹果。

　　《谁是强有力的挑战者》，这是《Parasol》杂志网络版上的标题，在他们看来，苹果在工业设计界正在成为标靶，拥有软件系统的开发机制，让苹果将其他传统消费电子巨头甩在了几个街区之外。真正有潜力追赶的，只剩下索尼VAIO、被惠普收购的Palm、联想ThinkPad和隐身于Google背后做代工设计的HTC。实际上，ThinkPad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工程师文化，这些要素并没有因为从IBM到联想的企业主体变更，以及全球化代工制造和委托设计机制泛滥而发生什么变化。尽管有很多人将这种ThinkPad产品形态上的“固执”，理解为日本大和研发团队的守旧，但正是这种有些刻板的坚持，让我们看到了联想收购IBM PC业务中，始终被杨元庆看中的一些东西。

　　大和实验室

　　大和实验室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作IBM时代的技术遗产，尤其是在研发团队的技术继承上，作为大和实验室工龄最久的元老，58岁的内藤在正已经在神奈川县大和市下鹤间的办公室干了36年，他现在的正式头衔是联想笔记本电脑研发部副总裁。在2005年之前，他是IBM个人电脑事业部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而他更乐于接受“ThinkPad之父”这个称号。自从1992年开始担任ThinkPad首席设计师，内藤在正几乎亲历了每一代ThinkPad电脑的开发，从他第一台亲自操刀设计的ThinkPad 700C，到2010年初联想升级换代的T410s。实际上，本刊记者第一次采访到内藤在正是2006年9月，当时是为庆祝ThinkPad品牌诞生15周年，那时联想并购IBM PC还没满一年，Thinkpad还处于联想和IBM品牌的过渡期。4年后再见本刊记者，内藤在正依旧说话不紧不慢，唯一的变化，只是他把两撇胡子剃掉了。“现在回想起大和实验室走过的这些年，似乎每个时代都有很多挑战——产品技术的挑战，研发预算的挑战，不过相比较看，从IBM过渡到联想，应该是我们经历过的最大挑战。”内藤在正放慢语速说，“这种挑战有沟通方式上的，也有对产品创新方向理解上的。不过，与5年前相比，大和实验室的员工数扩张了不少。”实际上，在2006年初威廉·阿梅里奥就任联想集团首席执行官不久，构思了一个庞大的公司结构调整计划，大和实验室也被摊派上了裁员指标，尽管内藤在正现在并不想提起那段时光，但可以看出，他内心深处对于购并早期那段波折的记忆。

　　T43、T60、T400、T410s，在联想并购前后，如果细致揣摩ThinkPad 5年来的旗舰机型，不难发现大和实验室自身的研发变化。从T30上的钛纤维复合涂层到T43上的铝镁合金外壳，主要研发成果还是来自2005年底以前IBM时代的累积，而T61和T400上普遍采用的镁合金防滚架，让ThinkPad在联想时代继续保持着在工程结构上的先驱姿态。如果说1992年塞尔克·拉特利奇和阿肖克·钱德拉构想出的定位杆小红点鼠标，以及蝴蝶式键盘尝试开拓出的键盘敲击手感，构筑了ThinkPad工程设计上几次重要突破的话，那么联想接手大和实验室后，在ThinkPad电脑上出现的镁合金防滚架结构，注定将成为ThinkPad产品历史上的进一步重要突破。包括内藤在正在内的大和实验室元老们，并不想躺在ThinkPad的历史经典机型上睡大觉，他们也希望在联想体系内，充分利用资源共享，创造出一些新经典。2008年初的X300，无疑是一次不计成本的工程设计挑战，让联想ThinkPad跟苹果Macbook Air在厚度上打了个平手。但在内藤在正看来，ThinkPad在设计思路上的自我挑战，不只是X300，还包括在13英寸的ThinkPad Edge上尝试红色外壳，以及在X100e使用运算能力稍弱，但芯片整合程度更高的AMD处理器。甚至在2004年，ThinkPad决定在Z60上使用16∶10尺寸的宽屏幕时，很多铁杆ThinkPad用户抗议声不断，可整个电脑制造业都在从4∶3的屏幕尺寸上转移，内藤在正不得不做出了顺应技术潮流的改变。

　　实际上，对于购并后的联想而言，大和实验室不仅在战略价值上延续了ThinkPad的生命线，更让联想保持了与日本消费电子制造业在工艺技巧上的同步升级。对此，内藤在正说：“大和实验室做了20多年的电脑设计，充分发挥了日本工程界对于精密设计的热情。在跟中国同事交流后，我觉得民族文化并不是最大的区别要素，而更应该视作一种工程师文化传统的环境态度。”正是这种日本工程界的环境要素，让ThinkPad在保持IBM美国风格的商用主义之外，越来越凸现日式笔记本电脑设计风格中的细腻元素，更加有别于惠普和戴尔。

　　三角进攻

　　三角进攻，这个词很容易让人想到铸造公牛王朝和湖人王朝的菲尔·杰克逊，他所创造的三角进攻战术，被视作NBA最近20年内效率最高的战术方法。而对于联想而言，上地西路的北京研发中心，与即将搬迁到横滨的大和实验室，以及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研发中心，同样构筑了一套很有特色的三角体系。“全球三地的研发机构，并不是简单的组织架构布局，北美罗利和大和实验室作为IBM PC时代的资产，不只是延续以前的开发资源。”联想首席技术官贺志强在接受采访中告诉本刊记者，“联想研发体系这5年经历的变化，应该说是全球化最具写实性的一面。尤其对于消费电子设计和制造领域而言，完全的中国代工厂制造模式，让北京研发中心的分量越来越重。也正因为制造因素，ThinkPad部门的工作站和服务器研发，2006年从罗利搬到了北京做开发。其实，联想这三个研发体系各自有各自的任务，研发产品不重叠。北京研发部门主要做IdeaPad相关的产品，大和实验室主攻ThinkPad笔记本电脑的具体工程研发，罗利则与大和实验室搭配，更多做研发前的产品构思。经过5年磨合，联想整体的研发实力绝对上了一个大台阶，我们逐步摸索出这三个研发机构各自的特点。大和实验室在盯细节上有独到之处，他们可以把一个设计做得很精致，可又太专注细节，以至于难以做出战略性的技术创新。这方面则是美国罗利部门所最擅长的，美国绝对有全球最好的架构工程师土壤，硅谷文化的熏陶很重要。北京研发团队则是极具成长性，学习能力和冲劲又足，像ThinkPad X300的超薄设计构思，就是北京设计团队在头脑风暴时的产物。”

　　主管大和实验室的内藤在正，在合并之初就被请到北京，当时的管理团队甚至提出，是否由内藤在正来辅助执导联想产品的工程研发。但此后的实践证明，三地研发体系之间的竞争与互动协作，更能提升产品研发的效率。在接受采访中，内藤在正向本刊记者回忆：“在合并之前，我没有看过联想的产品，到北京开会的机会，看了几台当时联想研发团队的机型，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感想，就是觉得联想不同电脑之间没有统一性，更多是为了追求一个卖点而进行的研发设计。”最初北京研发团队的人也有自己的想法，主管联想早期产品设计的姚映佳，在2007年接受本刊采访时，就明确表达了自己对于大和实验室的观察，在他看来，北京研发团队的创意实现能力甚至比大和实验室更前瞻。但此次再采访姚映佳时，他则有了更深层次的看法：“从纯粹工业设计的角度，北京研发部门和日本大和实验室之间，更像两个平行竞争者，又是同一个公司的战友。我们学习了不少大和实验室的工艺技巧，譬如笔记本表面加固工艺、优化键盘手感的卡缝细节，在我看来，他们更擅长解惑研究。当然，大和实验室也从我们这里学去了一些，比如ThinkPad Edge的亮红色外壳，就是借鉴自我们设计的乐Phone。”

　　在具体产品设计工艺和研发技巧的互补之外，三地研发团队之间的人员互换，如润滑剂般填补了地域和文化上的沟壑。大和实验室的神田洋一郎就有颇多感慨，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前，一口气连续递上了5张名片，从深圳、上海、北京到最后的大和实验室，从名片地址上的变迁，足以看出他在过去5年内的经历。作为大和实验室台式机和服务器方面的研发专家，他随着ThinkPad服务器等产品研发部门迁移到了中国，在2010年4月结束了外驻派遣，又回到了大和实验室。他在接受采访中，表达了自己对于这5年的感慨：“回到大和实验室，感觉跟5年前相比，工作内容和气氛变化不大，当然这是相对北京研发部门说的。北京研发中心的工程师们节奏要更快，过去联想更依赖代工设计，现在则是多数产品设计由IdeaPad部门操刀，设计思路和开发技巧上的更新频率，高于整个电脑制造业的平均水平。”在2006年初，联想就开始了全球研发部门骨干工程师的派遣学习，不仅有神田洋一郎这样的大和实验室员工派驻，北京研发中心也前后派遣了近60人去大和实验室和罗利研究中心，研发交流最短也要外派两周，最长的去了半年。

　　而ThinkPad X300的研发过程，无疑将这种“三角进攻体系”推向了一个阶段性高潮。杨元庆在此前接受本刊记者的一次采访中评价道：“ThinkPad需要一个新的亮点，X300凭借内置光驱等丰富的配置优势，可以跟苹果Macbook Air比拼轻薄。要知道Macbook Air是以牺牲功能作为代价的，没有光驱，电池不能拆卸，很多接口被简化，而联想的设计团队却依靠协作，实现了很多工程设计上的突破。”实际上，X300最原始的创意来自北京研发中心，当时联想集团创新设计中心总经理姚映佳和团队搞头脑风暴，有人提出是不是可以像摩托罗拉刀锋手机那样，以极端薄作为设计原则。之后，北美罗利总部的笔记本电脑业务高级副总裁彼得·豪顿休斯完善了这个想法，并且将设计工作布置给了罗利研发中心首席设计师大卫·希尔。大卫·希尔早期的设计蓝图明显受到了ThinkPad历史上经典的701C影响，10英寸屏幕搭配可折叠的蝴蝶键盘，为此他甚至请教了ThinkPad已经退休的元老级设计师理查德·萨帕。此后大和实验室在将图纸付诸于具体样品设计时，他们又提出了自己的改进方案，于是13英寸屏幕取代了10英寸的小屏幕，自然可折叠的蝴蝶键盘变得累赘，设计重量也从3.4磅，被一点点地减肥到了最终生产时的3.1磅。

　　火炬效应和乐Phone征途

　　“这5年，我们一直不敢懈怠，技术应用和生产工艺的更新频率在悄悄加快。IdeaPad整合前每年也就研发10款机型，现在则是30到40款，这个速度远远超过了竞争对手。”联想首席技术官贺志强特意向本刊记者解释联想在研发上的速度法则，在他看来，之所以联想能在中国本土市场上保持近30%的市场份额，产品研发上的灵活原则与多层次扩张，管了大用。而这种适应性，恰恰是整个联想研发体系在2005年购并后，始终保持自我创造力的关键。联想集团创新设计中心总经理姚映佳将这套理论解释为，全球化时代消费电子界的新生态法则，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说：“快鱼吃慢鱼，合并IBM PC之后的5年来，我越来越坚信这条法则。ThinkPad商用客户很稳定，他们可以满足用户金字塔的上层需求，而IdeaPad又足够丰富，可以根据用户需求调整。竞争对手很难下探到中国四线以下城市用户需求，而联想却可以，加之中国产品消费更新周期本身就要比国际快。”

　　并不只是设计电脑，2007年4月祥云火炬设计方案的公布，让我们看到了联想研发部门的另一面。在北京研发中心设计团队于2005年11月25日跑到郊区九华山庄搞封闭创意之前，当时的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是不知道他们在抽出额外时间竞标火炬设计方案的。直到从388个火炬备选方案中筛出九强，并经过初审入列四强后，杨元庆才知道了火炬设计的事。实际上，在联想内部推举出祥云火炬前，还有凤凰涅槃理念和长城烽火台思路的草稿，甚至还有人大胆构思了双人持握的玉佩火炬。“当时我们感觉自己有点High了，各方面对祥云火炬都很认可。”姚映佳告诉本刊记者，“现在想来，设计火炬，对于联想研发团队快速树立信心，起到了非常微妙的作用。让我们在电脑产品以外，获得了设计成果上的成功，这种效果甚至比后来我们去拿红点奖，拿iF，这些设计领域的专业奖项，更能激励团队。”

　　姚映佳和贺志强都还记得当时的气氛，正是在那之后，联想陆续开始暂停一些边缘和研发周期过长的产品。“当时我们做了一套24小时在线电脑体系，就是在常规笔记本之外，再嵌入一套ARM芯片，并行CPU来处理数据。还有联想一直在维持的Linux代码，都是在那个时期被迫放弃的。”联想首席技术官贺志强对本刊记者回忆道，“当时在联想手机之外，联想研究院一直在设计一套推送邮件机制，很类似后来的黑莓手机。阿梅里奥要求砍掉这个项目，好在杨元庆亲自过问，保住了联想研究院在手机方面的研究成果，这才有了现在的乐Phone。”乐Phone被柳传志视作联想移动互联网战略重头。而目前，第二代乐Phone的研发计划现在已经悄悄排上了日程，它不再只是北京研发中心的项目，大和实验室也将参与开发。贺志强向本刊记者感慨道：“研发上没有白投的钱，Android系统底层还是Linux，联想还是有很多积累的。并不是依靠以前写的程序代码，而是依靠研发部门老辣的工程师，以及一直坚持不懈的研发方向。正如同杨元庆在2005年合并之初叮嘱我的那样，看准一个明确的未来方向，我们可以坚持投入开发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