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欲速则不达”。这句话的智慧就是，做任何事情，如果操之过急，必致其咎。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有两点最关键。一是坚持“发展论”，即一切以发展为原则、为目的、为衡量标准，凡是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就采纳，凡是不利于发展的，就放弃，终使中国摆脱僵硬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在全球一飞冲天。二是坚持“阶段论”，即发展不脱离阶段，不脱离国情。这一条着实暗合了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精髓，暗合“欲速则不达”的传统智慧，终使中国务实地走在发展的道路上。

　　对比于改革开放以来年热气腾腾的发展势头，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可以说是已跌入冰点，不是冬天，而是严冬。如从2008年11份以来的工业增长、外贸增长以及财政收入增长看，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已经低于5%。而从我对沿海一些重点省份的调查来看，许多地方可能已经进入零增长。

　　冬天如此寒冷，原因何在？一般的说法是全球金融海啸所致。这当然是人所共见的重要原因。然而，在2007年11.4%的高速增长中，外贸的贡献是2.7个百分点。因此，即便外贸的引擎完全失去，中国经济仍可有8.7%的增长，并不至于兵败如山倒。所以，相比于金融海啸的外因，内因其实是更重要的。在内因中，一般人想到的是宏观调控政策的延误。

　　宏观调控的失误，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偏离了邓小平的“发展论”，对物价(包括消费物价和房价)的关注成为第一，甚至超过了对发展的关注，终于陷于迷误。

　　除上述内外两大原因之外，中国经济的“惊变”，还与“民生大跃进”有关。这一点，却不为多数人所察。

　　所谓“民生大跃进”，是指这几年， 我们在民生方面的某些承诺和做法大大超越了中国的发展阶段。2008年实行的《新劳动合同法》就是“民生大跃进”的标志性工程。这个法的内容是好的，从长远来看肯定也是大势所趋，但在中国的出生至少超前了10年。其所导致的结果是企业的人工负担急剧上升30%-70%，由此资方倾向于做出激进选择，就是尽可能减少劳动力的使用，实在承受不了人工负担上升的企业则纷纷选择关门和外迁。

　　笔者对一些企业的调查发现，许多企业在2008年不仅不再招收新的员工，而且选择了大量裁员，由于中国城市化每年大概有1200万人进城，而新增就业每年接近1000万，当前城市化和就业都已出现逆转，由此推断《新劳动合同法》带来的工作岗位的减少最终可能高达数千万人。

　　1958年的生产大跃进带来的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而2008版的“民生大跃进”最终可能带来数千万的非正常工作岗位的消失。两者的原因皆在于超越了历史的发展阶段。因此，中国当前不仅需要凯恩斯，也的确需要邓小平。

　　我们需要两次回到邓小平的“发展论”与“阶段论”，而政策方向也非常简单，要不就是明令废除《新劳动合同法》，要不公开或不公开地暂缓执行《新劳动合作法》，要不就是打补丁，通过政府对企业的补贴以换取企业对员工就业的稳定。期待政府能够像宏观转向那样，也能够在这件事上知错就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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