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黄宏生的创维为什么能继续前进(3)

　　摇控

　　尽管获得自由后黄宏生重掌创维可能面临法律上的困难，但似乎没有人怀疑，这一天肯定会来到。

　　2001年开始，过去事必躬亲的黄宏生看到了制度的建立，职业经理人的勤奋。权力下放了，他的观念一时还不能转变。另一位深圳企业家王石曾对《中国企业家》讲述退出万科总经理一职初期时的不适应，他用“抓耳挠腮”形容心里的没着没落。2001年，张学斌的授权书拿到手不久，创维营销总部在东莞开会，讨论关于广告投放的事。黄宏生和张学斌参加了会议，黄像过去一样对具体的操作提出自己的要求。会后，杨东文听说了此事，很生气：营销总部本来是直接对他负责的，这是授权书里明确规定了的。张学斌和杨东文决定认真跟黄宏生谈一次。“那是我们惟一一次近于严肃地跟他讨论关于放权的事。”在深圳一个饭店里，张对黄说：“你如果再这样，我们很难开展工作。人家会想，老板这么讲，你这么讲，我们听谁的？肯定是听老板的嘛。再者，你不是白花钱请我们来吗？多冤枉。”黄说：“以后你们的会我不参加了。参加，又让我讲话，我忍不住要指出问题来。”“有问题你写个条子给我们就好了。”张学斌说，“会你不能不参加，话你也还得讲，你可以讲宏观的，产业啊，你的理念啊，等等。”

　　“我的原则，不是老板不能管我们的事，而是不能破坏流程，影响整个管理体系。否则两个声音，大家肯定听老板的。”张学斌对《中国企业家》说。

　　但是在中国民营企业老总抓一个企业倒一个的背景下，人们认为一个真正失去黄宏生的创维是不可能逃出这一宿命的。换言之，黄宏生并未真正与企业隔绝，他一直在遥控着他视为生命的创维。

　　“你要说商量肯定是有的。他不在企业里，不知道具体情况，怎么能遥控呢？”张学斌认为“遥控”的说法不符合实际。

　　人们的怀疑或许有道理。黄宏生2006年7月被定罪入狱，此前，除了最初的48个小时，他在香港是自由的。他可以创维董事会非执行主席的身份通过视频参加每月两次的董事会扩大会议，还可在香港接见他的高管。这在他给董事会的第二封信中可以找到证明：“尽管与大家分离有3个月了，他信仰的力量却没有减弱。”即使是“分离”(入狱)后，每月两次的探视时间也保证了他与企业的联系不被中断。尽管张学斌否认这种探视是指令性的，但他与杨东文等高管的频繁前往肯定不仅仅是为了安慰自己的老板——黄宏生应该并不需要普通意义上的安慰。

　　事件发生后，黄氏家族集体撤出创维的领导层，这一举措是为了取信于香港联交所和投资者，是惯例。2006年1月11日，创维股票复牌，2月8日，黄宏生的妻子林卫平女士成为创维数码执行董事。从时间上看，这一增选显得有些迫不及待。黄宏生事件前，林一直负责创维的海外采购和人力资源。“她对公司的情况很熟悉。”张学斌说。这是不是意味着黄宏生需要更多地了解董事会的动向呢？张学斌说不排除这种可能。《中国企业家》多次要求采访林卫平女士，但都被婉拒。

　　上述种种似乎体现了黄宏生本人的矛盾：一方面，他亲自培养的职业经理人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他不用过多担心企业的经营，另一方面，作为企业的一手缔造者，他不能容忍它忽略自己的存在。中国企业一直在提倡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黄宏生本人也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是作为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他只能做到今天这个程度。他和他的部下都把创维比喻成他的孩子，有哪个中国家长真正能够完全对自己的孩子放心呢？美国家长或许可以，在中国，只有当这个孩子变成孙子后(企业有了接班人)，升级为祖父的家长才可能变得超然，或者那时他已经力不从心。

　　截至目前，黄宏生从狱中一共给创维发来了三封信，所谈内容与五年前张学斌所建议的吻合，但对创维现状的了解之深体现出黄宏生信息渠道之通畅。

　　“我仔细拜读了董事局抄送给我的各种报表，发现做到赢利绝非易事……消费电子的行业不断制造惊人的平板跌价，创维分布在各个产业公司的库存，除净之后，大多数的事业部情况并不乐观，如何力挽狂澜，创造下半年同期增长的赢利，这绝对是我们每一位创维人的挑战……

　　“我不时想到咱们CEO张学斌的巨大压力，另一个对他以及对每一个事业部总裁的巨大压力是庞大的经营费用在无止境地增长。也许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已经丢到了围墙之外，每每慷企业之慨的大手笔活动代替了创维‘精打细算’的美德，结果总是费用上天，红旗却落地(亏损见红)。”(10月12日，第二封信)

　　“……创维目前的状况并不是没有危险。许多企业倒闭的速度之快，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再从创维城堡的内部看，个人利益凌驾于企业利益之上的矛盾突出；事业部利益损害集团整体利益的失调；敢于当‘恶人’的企业卫士远远少于‘慷企业之慨’的‘放水’先生；优秀能干的人才苗子不时被官僚主义作风挤走；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的飙升大大高于销售增长；有人利用企业遭遇低潮行损人利己之实；亏损的事业单元不停地流失着企业血液等等。”(9月12日，第一封信)

　　从写于10月31日的第三封信的语气中，也可以看出黄宏生对董事会的影响力并未减弱。在分析了创维与Google在人才战略上的差距后，他写道：“我谨提供几点建议作为参考：第一，从董事局层面到第一线作战基层，人人心中都要树立人才制胜的理念。……第三，创维应该努力落实绩效考核的执行。……第七，严格的制度执行及纪律约束。千万不能一窝蜂地谈起人才就忽略了约束与监督。”

　　《中国企业家》本想就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的关系问题借探视之机向黄宏生先生本人求教，但多方努力未果。本刊退而求其次，希望能书面采访他。黄宏生先生看到我们的问题后答复说，鉴于他目前的处境，还是不在媒体曝光为好。他答应，一旦获得自由，将第一个接受《中国企业家》的专访。

　　据创维品牌部副总监张锡鹏说，香港的刑期与大陆不同，期间的节假日会予以扣除。如此算来，即使黄宏生不上诉，他的刑期也只有四年左右。尽管获得自由后黄宏生重掌创维可能面临法律上的困难，但似乎没有人怀疑，这一天肯定会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