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之祸

　　吴晓波 在中国企业史上，沈太福是第一个被枪毙的知名企业家，而处刑的罪名则可能是他“偷了自己家里的钱”。

　　身高不到1.6米的沈太福是吉林四平市人，他自小爱好科技发明，是一个十分聪慧的好学青年。1984年，30岁的他从四平水库的工程局辞职，与两个兄弟办起了吉林省的第一家个体科技开发咨询公司。1986年，沈太福进京，以30万元注册了集体性质的长城机电技术开发 公司——需要指出的是，直到1988年，北京市工商局仍然不受理私人性质的高新科技企业注册，长城公司的产权性质最后成为沈案最致命的一环。

　　1992年前后，沈太福和他的科技人员研发出一种高效节能电动机，据称比同类产品性能高出很多。可是，沈太福并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投入生产，银行也对这个有风险的项目没有兴趣，这时候，沈太福想到了民间融资。

　　南巡之后的1992年和1993年是投资热情极其高涨的年份，人们对各种有新意的建设项目充满了热情，由于中央金融管制，发生在民间的各种集资行为便一直非常活跃，而利息之高也是水涨船高、前所未见，在沿海很多地方，民间拆借资金的年利息基本在16%-20%之间。一位资深的

证券公司总经理曾回忆说，“在那年，证券公司不知道自己真正该做什么，几亿的资金，拆借出去就起码有20%的收益，还用自己费什么心？”在这样的火热背景下，沈太福的集资游戏出台了。

　　长城公司发明的新型电动机属于节能项目，当时国内，

能源紧张一直是瓶颈，因此凡是有节能概念的新技术都颇受青睐。而沈太福更是一个善于包装和炒作概念的高手，1992年5月28日，他的电机技术在钓鱼台国宾馆通过了机电部的国家级科技鉴定，根据报道，国家计委的一位副主任在他的项目鉴定书上批示：“属节能的重要项目，应尽可能给以指导和支持”。沈太福更是对外宣称，长城公司几年来先后投入近5000万元，研制成功了这种高效节能电动机，据能源部门测算，仅在运行的风机中如果有1/3换上这种节能电机，一年就可以节电400亿千瓦，其前途的宏大让人充满想象空间。

　　沈太福的集资规则是这样的：投资者与公司直接签订“技术开发合同”，集资金额的起点为3000元，高者不限。投资者可随时提取所投资金，按季支付“补偿费”，年“补偿率”达24%——当时，银行的储蓄利率为12%左右，沈太福开出的利率高出一倍。他的第一轮集资活动是6月份在海南展开的，广告前一天刊出，第二天公司的门口就排起了长龙，仅20天，就集资2000万元。初战即告大捷的沈太福当即加快集资步伐，他先后在全国17个城市开展了类似的活动，长城公司的集资风暴迅猛席卷全国，它很快成为当年最炙手可热的高科技企业。

　　在此次集资活动中，各地的媒体记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最活跃的是《科技日报》记者孙树兴。当沈太福在海南开始集资时，孙在报纸的头版头条发表长篇通讯《20天集资2000万》，对长城公司的集资业绩大加鼓吹，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孙树兴又相继发表了《用高科技和我们百年不懈的改革开放筑起新的长城》以及《为了千百万父老兄弟》等长篇报道，正是在数百家媒体的催热下，沈太福跑马圈地，战无不胜。在这期间，沈太福先后给了孙树兴2万多元的辛苦费以及密码手提箱、“皮尔·卡丹”西服和日本产“美能达”全自动照相机等物品。孙后来因此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在孙树兴的牵线下，沈太福又幸运地结识了曾经担任过《科技日报》总编辑、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李效时。在沈案中，李效时扮演了一个很关键的角色。当《科技日报》对长城公司大加报道的时候，他便对这个节能项目深信不疑，为了表示支持，他专门到长城公司去考察，还留下了“愿长城目标早日实现！”的题词，它被沈太福用在任何一份宣传文本上。李效时还借出差的机会到各地为长城做宣传，在海南，他对媒体记者说，“我从深圳到广州到海南，宣传了一路的‘长城’。我觉得‘长城’所办的科技实业，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科技实业！”由于他的官方身份实在特殊，因而成了长城公司最具说服力的宣传员。为了报答李效时，沈太福以李第三儿子的名字签订了一份4万元的北京长城公司《技术开发合同书》，第一次，李拒绝了，第二次，沈太福派人把它从办公室的门缝里塞进去，这次，李没有退回，他心领神会地将之锁进办公室的一个铁皮柜里。就为了这份合同，李效时一年后被认定犯有受贿罪、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如果说孙树兴和李效时为长城公司效劳夹有私利因素的话，那么，在当时确实有一些专家和学者对沈太福的集资模式表示由衷的赞赏，其中便包括老资格的社会学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在1993年1月，费老撰文《从“长城”发展看“五老”嫁接》，对长城模式进行“理论”上的论证。

　　到1993年初，沈太福先后在全国设立了20多个分公司和100多个分支机构，雇佣职员3000多人，其中主要的业务就是登广告、炒新闻、集资。到2月份，长城公司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共集资10亿多元人民币，投资者达10万人。随着集资泡沫越吹越大，沈太福讲的故事也越来越离谱，他宣称拥有300多项专利技术，“其主导产品高效节能电机已在各生产领域应用，已握有15亿元的订货量”，同时，“在全国数万家民办科技企业中，长城还是惟一一家纳入国家行业管理的”。事实上，在这段时间里，长城公司只售出电动机50多台，价值仅600多万元，为了制造经营业绩良好的假象，沈太福把3.2亿元集资款变成公司的营业销售收入，然后向税务部门缴纳了1100多万元的税款。与此同时，沈太福在人际公关上大下功夫，他先后聘请了160多名原来曾经担任过司局长的老同志担任公司的高级顾问，由此构筑起了一个强大的官商关系网。

　　事态演进至此，商业骗局的气息已经越来越浓烈，沈太福铺天盖地的集资风暴引起了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的严重关注，这位对金融风险怀有本能警觉的中央决策人意识到，如果“长城模式”被广泛的效仿，一个体制外的、缺乏制度控制的金融流通圈将庞大而可怕地出现，中央的金融管制政策将全面失效。于是，他亲自下令中止长城公司的活动。

　　1993年3月6日晚间，正当沈太福为集资超过10亿元举办大型庆典酒会的同时，他收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发出的《关于北京长城机电产业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乱集资问题的通报》。《通报》指出，长城公司“实际上是变相发行债券，且发行额大大超过其自有资产净值，担保形同虚设，所筹集资金用途不明，投资风险大，投资者利益难以保障”，要求“限期清退所筹集资金”。

　　沈太福遭遇当头棒喝。此时的他已经在狂热和膨胀中失去了对局势的清醒认识，自以为有高层人士、上百位老干部以及10万集资民众的“撑腰”，他已经具备了与国家机器博弈的能力。在接到人民银行的通报后，他当即宣布状告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索赔1亿元，国内外舆论顿时哗然，这是中国第一位民间企业家敢于直接对抗中央政府，朱镕基得讯后震怒。3月29日，沈太福在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声称“国家科委、人民银行总行步调不一致，婆家、娘家有矛盾，却让他这个民办企业“小媳妇”吃亏。”现因政府干涉，公司难以经营，要向国外拍卖。他还宣布，将投资者的年利息由24%提高至48%。

　　随后两日，局势朝沈太福预想的反向发展，政府没有任何退让的迹象，各地的挤兑事件则层出不穷，他试图倚重的媒体和老干部似乎也帮不上忙。3月31日上午，沈太福再次召开中外记者会，下午，他在北京首都机场被截获，当时他带着三张身份证和一皮箱的钱打算出逃国外。

　　尽管天下人都知道沈太福是因为高息集资、扰乱了中央金融政策而被捕的，然而他最后却是以贪污和行贿罪名被起诉。北京中级人民法院的诉状称，沈太福多次以借款的名义，从自己公司的集资部提取社会集资款，这构成了贪污罪，他还先后向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等21名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钱、物等合计人民币25万余元，这构成了行贿罪，法院于1994年3月4日判决，被告人沈太福犯贪污罪，判处死刑；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沈太福对判决不服，他的上诉理由是：北京长城公司是戴着集体帽子的私营企业，被告人不能成为贪污罪的主体，也没有贪污的动机和行为，因而不构成贪污罪。他对律师说，“怎么判我都行，但是，如果我是因为“贪污”自己家里的钱而被枪毙，我不服。”一些法律人士也认为，对沈案的二审首先应当对长城公司的经济性质重新确认。法院最终没有采信这些意见。4月8日，沈太福被执行枪决。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