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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郭梓林
乔致广做“高粱霸盘”引发的危机，看似是乔家包头的局部危机，但其实是乔家信用的整体危机。因为在崩盘之前，乔家不仅在祁县、平遥、太谷三县借不到银子，而且面临一大批债主上门逼债，甚至股东也来讨股银。
凭着乔家祖上创下的基业和信誉，以及在各地十七处的生意，为什么会因为一笔只差几十万两银子的生意，就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呢？邱家不说，那是乔家的对头，但水家、元家与乔家都是有血缘关系的相与，也不借银子给他，这里面肯定有其更深刻的原因。
首先是因为，乔家做“高粱霸盘”，不仅侵害了在包头的其他商人的利益，而且也把一批晋商给得罪了，这对于商家来说是犯忌的事。晋商之所以能异军突起，除了他们能坦然从商，目光远大，讲究信誉，严于管理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山西人在外做生意抱团，有钱大家挣，彼此要互相帮衬，这就是一种商业环境。现代浙商也有一句话叫着：“花花轿，人抬人”，说的也是这种互帮互助的乡缘关系，对于商家谋求在异地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这一方面，尤其是近现代的温州人能在世界各地的发展事业，也无不得益于同乡抱团做生意的经商理念。所以，在一个有着抱团传统的商圈，一旦出现有人想独吞生意，其最后的结果往往会落到众叛亲离的境地。
其次是因为，包头的“高粱霸盘”最后形成了乔家与邱家的你死我活的争斗，这就使得一些与双方都有关系的商家只好退避三舍，不愿意卷入其中。平时与双方都有生意往来，现今双方恶斗，你死我活，选择站在哪一边，都有风险，终是难免卷入恩恩怨怨。电视剧对此是留有伏笔的。“铁信石”这个人物的设置，不仅是为了增加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更深一层的意味在于，展现了那场“高粱霸盘”争斗的背后，由于各种原因被卷入的商家所遭受的伤害。石信铁家的破产，最终导致了除他一人之外全家人的自杀，这真是一场悲剧。“石信铁”也由此改名“铁信石”，并一心想着要杀乔家的人以报“灭门之仇，家破人亡之恨”。这不禁让人想起，同是在山西，2003年1月22日上午，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海仓，在自己的家乡闻喜县东镇被他的相与枪杀的事件。当然，李海仓不是做什么霸盘得罪了人，但在商场中结下的恩怨，有可能转化为生死博弈，决不是编导的胡编乱造，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商场竞争的残酷。
第三是因为，乔家的相与都知道，这个时候把钱借给乔家，乔家并没有什么好的盈利项目能够保证资金的风险。任何贷款都是为了利息，如果连本钱都可能飞了，那谁还敢把钱借给别人呢？所以，乔家到处借不来钱，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没有一个好项目，没有一个动听的商业故事，就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风险投资者，也是不会贸然行事的。
当然，乔家后来还是借到了钱，生意起死回生，家族转危为安，是陆玉函的功劳，那是乔致庸和江雪英付出情感的沉重代价而进行的另一场交易，这已经超越了企业管理学的意义了。
乔家之败是败在了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上了。所谓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就是把商场竞争仅仅理解为资本实力的较量，却忽略了人心的向背和金钱以外的成本。商场上你是强势，可出了商场，来“超限战”，你也强势？你赢得了金钱，却曝自己和家人的性命于无尽的风险之中。赢耶，输耶？
势者，可遇不可求。强势者，善养势，护势，但不恃势，此为真正的强者。古往今来，恃势逞强者，十有八九不得善终。商圈内外，皆然。
韩朝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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