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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涓涓 北京报道
杨明正在期待一笔“意外之财”。
3月30日夜9点半，因实验室有突发状况而整整迟到了3个半小时的他匆匆上线，MSN上，他以自嘲的口吻开门见山地向记者描述了“一个博士彩民的赌徒心理”。
杨明是北京某著名大学在职博士。他最近的一个“创举”是：向一个交友网站所设立的“博士恋爱基金”递交了申请。
在此之前，武汉一家交友网站高调宣布其将设立2000万元的“博士恋爱基金”。据称，该网站每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根据申请者的年龄、籍贯、专业、学习成果、家庭和贫困补助状况，选出59对贫困博士恋人，然后向入选者一次性发放5900元的现金，用以资助贫困博士的恋爱生活(比如吃一顿烛光晚餐或者进行一次远游)，该计划将要进行59年。
在这个高学历的年轻人看来，这只是一个商业游戏，是实验室的某个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但他还是打算去试一试。
“因为贫困。”杨明说。众多和杨明一样贫困的博士生，越来越多地开始了读书的成本与收益分析。“成本高，收益低。”这是杨明的结论。
低成本的“博彩”游戏
杨明仔细打听了那些拿到过资助、并且在媒体上露过面的贫困博士生们的情况，排除了交友网站“套取个人信息资料”之类骗局的可能性。
按照“恋爱基金”的要求，申请人首先应该向该交友网站提交申请，而后经网站初步审核，初审通过后，申请者补交身份证，学生证和相关(校方主管单位)证明复印件，包括对方恋人的同类复印件。
而在附加条件当中，大龄博士、有长期交往对象者、享受国家贫困生补助者、撰有论著及优秀论文或致力于公益事业者都属于网站的优先考虑对象。
“综合来看，游戏设定的人群范围小、参与游戏的成本低，中彩的机会还是相对比较高的。”杨明感觉自己的判断几近完美。
更为重要的是，一旦赢得这场游戏，就能够拿到一笔为数不小的捐赠金——不必纳税、没有还款压力，甚至，即便不按照游戏规则来花钱，捐赠者也毫无办法——在此之前，几乎所有在媒体出现过的受益博士，都没有把钱用在改善恋爱状况上。
于是，他的这个公式现在成了他所在实验室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谈资：他的同门师兄弟们根据各自的立场几乎开设了另外一场赌局。“押我什么回音都得不到的，现在已经把彩头上升到了100块。”
事实上，反对最为激烈、并且愿意将彩头上升到100块的人，恰恰就是他的女朋友姚红。
这对青梅竹马的博士情侣，虽然早就有了结婚的计划，却因为一直申请不到学校的“结婚房(双人宿舍)”而不断将婚期后延。
“经济当然是重要问题。”杨明说。
由于他们俩都属于非定向类(没有就业去向)博士，目前的固定收入来源只有三项——国家和学校补助、导师补贴以及偶尔打打零工或者做助教。
根据杨明介绍，目前他们俩每月的国家补助分别在500元左右，导师的补贴一般都要视项目情况而定，通常都在500到800元之间，而大多数的时间都被耗费在实验室和写论文当中，零工的收入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至于助教的岗位，由于现在老师们都要竞聘上岗，现有的课时量大概只能满足自己的工作量要求，基本不可能为博士留出教学岗位。导师们的纵向科研课题只能有很少一部分来补贴博士，而企业的横向项目基本没有什么科技含量。
显然，以这种收入，他们是无法去校外租房结婚的——事实上，海淀区的租房费都太贵，普通的两居室大都在1200元以上。
西安交大的统计数据显示了这一点，在职博士生中(包括公费和自费、定向与非定向类)，56.4%的博士生认为读博以后生活拮据，25.6%认为一般，18.0%认为难以忍受，没有人认为经济宽裕。
因此，如何才能赚到更多的钱几乎成了杨明做梦都想要解决的问题。
姚红反对申领“恋爱基金”则是出于理性的分析。按照她的分析，交友网站对外宣称“收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广东富商的2000万捐赠”纯属虚构。
在她看来，这个号称为59年的计划，其实意味着，就算真的批准了59对博士领钱，其一年的捐助总费用也不会超过34万元，显然，这笔钱如果用来做广告费用是不能产生什么影响的，但是新闻有其时效性，当最初的几对获益的博士生浮出水面之后，炒作完成的媒体就会将这条消息弃若旧履，而这个时候再费劲去向交友网站申请，是绝对不会再有结果的。
不过，这正是杨明最为得意之处，在他看来，进入这个游戏之前的生活，都太过沉闷了。“博士还没有读完，大家似乎却都已经忘记了最初读博的梦想。”
低收益的博士业绩表
最初选择直升读博时，杨明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简单、纯粹的学者——早起读一读《道德经》，闲时看一看黑格尔，平时全力搞科研。
“到博二的时候，似乎就变成只有项目结题，小费到手后，才会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他说，而现在，他必须要开始准备面对毕业以后的生活。
而事实上，现在的情况是，“学历越高、就业越容易”的观念已经被颠覆。
杨明还曾经做过另外一个模型：虽然硕士同学就业时的起点要比本科同学就业时要高(主要表现为职务和收入)，但是本科以后即就业的同窗由于工作经验的积累，目前其收入与职务，和硕士时期的同窗相比，基本能够保持持平，而单个收入和职务最高的，全部都位于他的本科同学群当中。
而他现在距离他的硕士同学已经有了两年半的时间落差。到目前为止，虽然他距离就业已在咫尺之间，但仍然不敢将自己放入模型之内进行分析。
在西安交大系统所博士生党支部3月12日刚刚完成的“在职博士生情况调查报告”中， 在校博士生的心理压力的前三位依次为学业问题、个人前途及就业、经济问题。
所有的被调查者都在科研上投入了最多的时间，只有1/5的学生表示自己搞科研是因为兴趣，62.5%的学生认为自己搞科研是为了完成毕业任务和就业。
而在面对毕业压力的时候，65.38%的学生认为已对目前的学习生活产生较为负面的影响、会影响情绪，有近一成的学生认为这属于“完全负面影响，会使之无心向学”，只有1/5的学生认为它的影响是正面的，给自己的学习带来动力。
在择业问题上，非定向博士生毕业后有41.03%的人选择进高校，另有29.49%的人打算去研究所，就业面分布较窄。
姚红则沉浸在与杨明完全不一样的彷徨当中。“我仍然没有进入社会就业的打算，我只是不知道应该继续留在国内深造还是出国考学。”
不过她也坦承自己并非是“狂热的科学痴迷者”，她只是认为，她所有的成就感和安全感都来自于学校以及做学术研究。“我必须得承认，当初选择读博，是因为在学校里我是最优秀的，而读到后来，则是为了能够尽快拿到毕业证然后在大学里谋求一份稳定的职业，可是现在，连这样的就业，恐怕也无法简单实现。”
以安徽建筑工业学院为例，这个一般省属高校的校长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几年前只要是硕士以上学历，我这个校长就要亲自出面，跟他们谈待遇、谈条件，拼命游说他们过来，但是现在博士很容易招了，单这两三年就招了10来个，有的专业人员都很满了。”
无论是博士本人还是参与招聘的工作人员，都把原因归为“扩招”。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来自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是，自从2000年开始博士扩招，到2004年，全国在校博士生已逾12万人，这个数量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德国。而仅2004年，中国授予博士学位约3万个。美国10个硕士中才能出1个博士，而中国4.2个硕士中就能出1个博士。
不过，无论如何，杨明已决定要承担他与姚红的将来。“眼看就要到而立之年了，作为一个男人，也必须安身立命了。”
为此，他自嘲为“一个拥有赌徒心理的博士彩民”。
现在，他在等待，那笔“意外之财”，以及其他可能拥有的一切经济来源。
(注：应被采访者要求，杨明和姚红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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