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所改制自找市场 两高工被分流成三无人员

　　信报记者 刘隽刚

　　正值壮年的高工突然变成三无人员，而此时，他们手中还拿着代表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这事发生在成都。

　　40多岁，对有的人来说正值冲刺的人生阶段，40多岁，对有些人还有着另一层含义： 他们即将退休。

　　吴明(几位下岗分流人员均采用化名)就是在这个年龄阶段离开了成都粮食储藏研究所，和他一样，唐云、赵奇等几位在这一研究机构工作了20多年的同事也都选择了离开。

　　从春节前离开至今，他们中大部分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或“待在家里安享清静”或“做点自己的事情”。既没有抱怨，也没有愤怒，“在国家的大政策面前，我们能有什么选择？！”

　　5月19日，记者见到了吴明，之后又陆续采访了另外其他几位“被分流”的同事，对于这些已经获得高级工程师或工程师资历的人而言，他们现在的处境和刚刚走出社会的年轻人不同，在这个年龄段上离开工作岗位，既意味着今后的人生选择可能更加广阔，也意味着今后的人生道路可能更为迷茫。

　　所里找不到事情做了

　　研院所改制，在我国始于上世纪90年代，之前曾对相关的改制方式及政策有过一段时期的热烈讨论，之后从1999年左右开始正式实施，有关资料显示出这样的信息：“早在1998年，我国就启动了应用型科研院所转制工作，240多户原属于事业单位的科研院所转制为企业”。

　　成都粮食储藏研究所蓝副所长告诉记者，该所的改制工作于2000年开始启动，从全国科研院所改制的进程来看，“我们已经属于第三批改制的科研单位了”。

　　人车川流不息的主干道旁，附近待拆的旧房与成都粮食储藏研究所门口看起来依然鲜亮的门牌形成了对比，这上面注明了它的上级机构名称：“国家粮食总局”。吴明告诉记者：“粮食系统的科研所一共有五家，每个科研院所的主攻方向都不相同，成都粮食储藏研究所之前为国家粮食部直属单位，此后主管单位分别改为国家商业部、国内贸易部、国家粮食总局，在去年的某个时候，这个部级单位改为副部级，划归中国谷物粮油(集团)公司管理。”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成都粮食储藏研究所的性质从单纯科研机构转变为企业。之后不久，吴明等人便在人事改革的竞聘上岗中被“分流”。

　　至于分流的原因，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赵奇目前的状况是几位分流人员中较好的，“一直以来，我都想做自己的项目，留在单位上拿工资做自己的事情总不大妥当，所以选择自己离开。”

　　蓝副所长的说法是：“人事制度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完善人员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灵活机制，有些职工选择离开，主要原因可能是他们不适合单位的发展，还有些人竞聘上岗失败，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来。”

　　吴明的看法有些类似却又有一定出入：“离开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因为在所里找不到合适的部门，我们的研究领域人很少，而且项目的周期和市场面都相对较为固定，所以没有遇到这一领域的招标，就只有闲着。”

　　“闲着就肯定不是办法，因为工资与项目挂钩，如果没有项目做，我们就领不到工资。换句话说，这种情况并不是我们自己愿意看到的，不是我们不想做事，而是所里确实找不到事情给我们做。”

　　科研机构面向市场

　　在调阅各种关于科研院所改制的资料过程中，能够看到这样的论述：“转制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科研院所的发展问题，与其他领域里的国有企业一样，它们仍然面临着改制难题。不同的是，科研院所改制有着极其明显的特殊性。对科研院所而言，他们既没有诸如厂房、机器、设备之类的固定资产，也没有数量庞大的流动资产，他们最大的财富就是拥有一批具有创造力的科研人员。科研院所改制，就是要重新整合、凝聚科研人员这种人力资源，最大限度地把他们的创造性转化为对社会有用的技术，就像把一堆随意放置的水泥、石子和沙子，做成混凝土。如果套用吴敬琏教授那句‘制度高于技术’的名言，科研院所改制则是‘用制度凝聚技术’的过程。”

　　所谓改革，从来就没有人认为能够一步成功，所以科研院所的改制，也必然存在着各种需要解决的难题。

　　5月20日中午，记者前往成都市人事局了解相关政策时，政策法规处一位副处长对科研院所改制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从全国科研院所改制的总体情况来看，真正成功的实例并不多，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很多政策都不配套。”

　　唐云、吴明和赵奇都没有看到相关的政策，对他们而言，目前能够理解的情况就是：“研究所以前属于国家养活，所有的课题都由国家下达资金，对项目研究的成果实施，也带有一定的指令性质。但现在粮食政策放开，研究所也转变成企业，研究经费就要靠课题组人员自己去筹集，如果找不到项目，个人的工资就没有着落，因为全所200多人员，有100多是退休职工，国家下拨资金仅够退休职工的工资。”

　　换句话说，他们所在的单位性质完全由事业单位，转变成面向市场的企业。而这个企业的市场，“主要就是用于储备粮食的国家粮库。”

　　研究了粮食储藏技术20多年，吴明对国家粮库的储藏管理方式方法都相当熟悉，许多数字几乎不假思索地吐了出来，随后记者查询有关资料发现这些数字和部分对外公布的数字基本一致。

　　“国家粮库分中央直属库及地方库，由于许多数据需要保密，所以不便公开。这些粮库的主要任务，就是代为收购、储藏和运输粮食，从总体上说，我国粮食总储量位居全球第一，但是粮食储藏方面看，其经费来源，基本靠国家补贴，这笔经费相当有限。”

　　5月23日，记者查询国家粮库建设方面的资料时，发现一则国家粮食局发布的《国粮办管[2002]233号》文，这则“国家粮食局办公室关于认真做好国家储备粮库建设项目工作总结的通知”中提及：“从1998年开始利用国债投资337亿元,先后分三批建设了1100多个共计1000多亿斤仓容的国家储备粮库。”

　　另外相关信息中，“国债资金”也历历在目。

　　“这样有限的资金，要用于如此庞大的储藏体系，费用必然不会很多，而且作为粮食储藏，只要能够保证合适的温度和湿度，都能够延缓粮食陈化的速度。换句话说，我们研究的主要方向，就是粮库使用的相关设备，如果能够用人工达到这些设备同样效果，那我们的研究成果就未必会被接受。” 吴明对记者说。

　　数十年没磨出的剑

　　19日下午，记者见到了另一位分流人员卫新，他手中还拿着他的研究成果。

　　外行人很难看出这个研究成果，居然代表了国际先进水平。“这是一个粮仓的监控设备，尽管从50年代开始，国内外研究人员都在努力，但最终能够将这一技术完全投入运用的，还只有我们成都所一家。”

　　但这个设备并没有被推广成功。

　　卫新所有的思维都集中在这个仪器之上，当记者提到为什么没能推广成功时，他才如同大梦初醒般“哦”了一声。

　　“把这个设备投入应用需要资金，虽然我们之前早已经做过实验，但要投入生产，其中部分技术参数还需要更改，而我们所里没有这笔资金。”

　　卫新花费了大量心血，历时近10年的研究结果无法投入使用，他自己心里也很着急：“之前我们通过各种方法去联系资金问题，包括向上级单位写报告，找企业等等方法，最终都没能成功。”

　　尽管他话语不多，但记者依然试图了解这10年没能磨出的剑究竟因何而搁置。

　　“曾经联系到一笔无息贷款，但所里怕产品出来卖不出去，所以没敢要。”说完这句话，卫新叹了口气。而他离开研究所，多半的原因就在于这个研究结果没能推广成功，他“听说有些企业在考虑做这个项目。”

　　在其他人那里，记者没能够听到类似的事例。但吴明后来告诉记者：“粮库的资金有限，这些新设备投入使用都需要钱，所里怕卖不出去也很正常。通常情况下，粮食储藏方面的招投标三至五年就那么一次，如果说上一轮没有中标，那就意味着要等到下一轮新的招标到来，这中间几年我们又能干什么？也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几个才会显得比较清闲。”

　　清闲的原因是没事可做，没事可做的原因是没有招标项目出现。

　　唐云曾做过市场工作，她告诉记者说：“招标的时间或一年一次，或者时间也很短，都说不定。相对而言，这个市场拓展确实比较困难，不过其他行业也都一样有困难，各有各的做法。我已经出来了，就不想再多谈这些事情。”

　　几个人虽然话语都不多，但透露出来的信息都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必须要有这样的项目招标”。

　　这句话的理解，按照赵奇的解释，就应当是：“所谓市场化，就是所有的课题都必须按照粮库的需要进行，否则即使研究成果再先进，也可能因为粮库无法接受导致拓展失败。”

　　抱着钱包找方向

　　那么五年十年之后，还会有多少资深的研究人员

　　对几个人的说法汇总再进行分析，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逻辑关系：粮库的需要决定研究项目存在价值，倘若粮库不需要，或者没资金购买，这一研究项目都将成为无用功，做无用功就意味着没有产出，没有产出就意味着这个职工在闲着，闲着就会被扣工资，或者下岗分流。

　　对于改革的必要性，在采访中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正如蓝副所长认为的那样：“我们所的改革分为两块，分配制度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我们认为，改革的方向是对的，不能用一碗水端平将单位发展的路堵死。而且从这几年的改革来看很有必要，而且也相当有成效，所以无论有什么难题，我们都会坚持下去。”

　　对于该所改制遵循的方式及方法，蓝副所长也表示：“我们都是严格按照国家及四川省的有关政策执行，许多环节都已经替职工考虑相当周到了。”

　　几位分流的高级工程师或者是工程师，或者是技术员们，对单位的分流也并没有表示有过政策执行方面的怀疑，卫新甚至还告诉记者：“其实我和单位领导的私交都非常好。”

　　如此说来，成都粮食储藏研究所的改制应当是相当成功了，因为它所有的行为都能够找到相关的文件，蓝副所长还对记者说：“你要想看，相关的政策我这里有一大本，我可以借给你。”

　　除了有些高级工程师离开，除了部分研究成果无法投入量产，除了大部分分流人员还在待业，这个改制应该算相当成功了。

　　尽管大家都没意见，但是多数人心里依然存在说不出、道不明的一种酸溜溜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并不是吴明所说的“被分流之后，面子上过不去。”最关键的部分，是成都市人事局的那位副处长点出来的：“改革的初衷，是为了凝聚人才，使这个单位得到充分的发展，通过改革把单位发展的目标和人才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才是改革最明确的目的，倘若说人都跑光了，那就背离了改革的初衷。”

　　吴明心中堵着的那团棉花，其实就是：“他们被推下了海。”

　　“我一直无法接受的现实问题就是：搞了20多年的研究工作，因为单位改革之后，所有的工作都建立在经济效益之上，我不清楚自己究竟是该把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上，还是放在寻找资金上，如果以后所有的研究人员都抱着钱包来确定自己的方向，那么五年十年之后，还会有多少资深的研究人员？我们能够给下一代留下什么研究成果？”

　　成都人事局的副处长也是这样表述：“科研院所改制很特殊，尤其是人事制度改革，它之所以存在很大困难，主要原因就在于缺乏配套政策。”

　　这些配套政策所涵盖的内容相当广泛，副处长只提了一点最重要的：“你把人分流出来，总得具备一个完善的退出机制，从目前来看，这种机制还不够完善。”

　　“从大方向上看，这些政策影响的不仅仅是我们几个人，而是我们这一代中的一大批人，对于国家大的政策，我们无法改变，就只能改变自己，去尽力适应环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