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盛魁：雄踞边塞200年

　　文/本刊特约撰稿 丁平

　　在清代至民国初年，作为从事边境贸易的旅蒙商，它们在蒙古地区的经营活动相当活跃与昌盛，开设的各种商店字号尤为众多。有的历经数百年经久不衰，诸如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的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三大号等。其中大盛魁又首屈一指，从其创立至民国十八年(1929年)总号倒闭，在长达两百多年的经营活动中，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崛起于内蒙古大草原

　　大盛魁的创始人，即清初山西太谷的王相卿和祁县的张杰、史大学三人。他们初为肩挑货郎，贩运杂货于蒙边地区，经营小本生意。康熙中叶，清军驻防杀虎口，王相卿等三人充当了该部的伙夫、杂役，经常往来于归化城，为部队来买食用的牛羊等货物。康熙三十五年(1698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叛乱，圣祖玄烨亲征时，王、张，史结伙跟随西路抚远大将军费扬古出征部队一起随营贸易，由于他们承运粮饷等军需物品发迹，遂留驻于乌里雅苏台屯军城，稍后，以王、张、史三人为主体，结合杀虎口几个人合伙组成“吉盛堂”，粗具商号的雏形。约于康熙末年，进而一起创立了大盛魁。大盛魁的三个创始人中的王相卿所起作用最大，是首任经理，人称“王二疤子”，生得身材高大，臂力过人，最初他同张、史二人合伙当商贩，由于营业不佳，生活艰苦，张、史二人心灰意冷返回原籍谋生，只有他独自留下。不久营业好转，他又把张、史二人邀来，组织通力合作，创立了大盛魁。据说，大盛魁把桃园刘、关、张三人的画像作为财神来供奉，就是表义即崇拜桃园三兄弟的“义气”，有标榜大盛魁三个创始人的“义气”。

　　大盛魁成立的确切年代，众说不一。现

呼和浩特市席力图召(延寿寺)佛殿前有一横匾，正中写着：“阴山古刹”四个大字，右端第一行写着：“大清

雍正甲辰上春吉日”，第二行靠近下边写着：“大盛魁敬献”。根据这一记载，大盛魁在雍正二年(1724年)应该说已是一家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商号了。

　　大盛魁的旅蒙贸易历史，大致与清王朝的盛衰兴亡相始终。它一直是一家“人力合伙”经营性质的商号。总号设于归化城(初设于乌里雅苏台)，以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为中心，活动于外蒙古和内蒙古西部地区。它拥有清廷所发的“龙票”(即盖有皇帝印玺的经商信票)，以放“印票”帐(“印票”即为清代蒙古王公贵族需要贷款银两和赊购货物时，由蒙旗官府开据盖有官印的借契。并在借契上注明：“父贷子还，夫债妻还，死亡绝后，由旗公还。”它具有金融债券的性质。)为主要业务，经营日用百货、牲畜、皮毛、药材。到嘉庆初年，大盛魁已发展成为称雄于塞外蒙古市场的垄断性大商号。同治到光绪初年为其极盛时期，已积累了两千万两的巨额资本，每年贸易金额达九百至一千万两银子。大盛魁做出如此令人瞩目的业绩，靠的主要是它独具一格的经营模式。

　　历史上第一家股份制企业

　　大盛魁经营管理的基本框架，是一种伙计制、学徒制、雇佣制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体制。它既是晋商经营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又是经其几代人逐步形成的约定俗成的习惯法。

　　大盛魁是一家“人力合伙”经营性质的商号。从其创立起，一以贯之地实行伙计制经营。这种伙计在大盛魁商号，是由三部分人员组成：有股份人员、无股份人员和学徒人员，通称从业人员。其中，有股份人员包括经理、坐任掌柜和其他顶生意的掌柜。大盛魁后期的从业人员总数达到1500人以上，其中有股份人员90多人。大盛魁顶生意的规矩不同于一般的旅蒙商号。首先它是顶身股，而不是顶财股；别家顶生意的人员从一厘五毫或二厘(十厘为一股)开始，而它却以几毫为起始点；它的红利分配亦属特殊，别家是按实际盈余分配红利，而它则长期按固定数，盈余多不多分，盈余少也不少分；别家除在商号未出师的学徒外，上至经理，下到一般伙友，均可以顶生意，而它却只有高级从业人员才有资格顶生意。因此，大盛魁是用股份来分级别和地位的，级别低的应服从高级别的。它的经理级别最高，地位也就最高，是商号内最高职权的决策者和行使者，每一个从业人员都受他的支配。一切号规都是经过伙友公议，由经理决定，这使人感到大盛魁封建家店色彩非常浓厚。更甚的是，大盛魁在有股份人员中，又分为两种不同的身份和待遇：一是称“己”的人员，一是不称“己”的人员。这两部分人员，不仅在称谓有区别，而且在“万金账”(旧时商号开业时，设立的底账。)上的写法亦有区别。称“己”的人员可准许参加号内重要会议，查看“万金账”及过问号内的公存。这部分人员是大盛魁的最核心的骨干人员，因此，它的内部有一句颇流行的话：“生意好顶，‘己’字难得”。无股份人员被称为吃劳金的人员，是大盛魁最大量的从业人员，他们都是本商号内学徒期满后留在号内的人员。这部分从业人员只领工薪，不参与分红利，处于无权的地位。

　　学徒在大盛魁的从业人员中占有很大比例，又是其中最廉价的劳动力。大盛魁对学徒的选择、培训，要求是极其严格的。学徒从入号开始，首先要求事事、处处做到以店为家。头三年要学会记账、珠算和掌握贸易常识，并要求做到三个熟悉：熟悉蒙语、熟悉蒙情、熟悉蒙人。第四年就派至前、后营两柜(大盛魁称乌里雅苏台分庄为前营柜，科布多分庄为后营柜，归化城总号为城柜)实习经营草原生意，必须在前、后营两柜各学三年，务求达到精通草原贸易的业务。如：在收购牲畜时，不需过称量其体重，单凭一看二摸，测估它的重量，上下不差一二市斤。学徒入号后必须在号内学满十年，才许第一次回家探亲，第二次缩短为六年，第三年缩短为三年，以后每三年准回家探亲一次。学徒被开除者，不得再回本号。

　　大盛魁内部基本分为两种人员：从业人员和雇佣人员。其中雇佣人员是大量的，包括工人和牧民。大盛魁后期这些人员的总数约在5000人以上。雇佣人员分为内工和外工、长工和短工、月工和日工、大工和小工、包工和零工等。工种又分为收养骆驼和拉骆驼的、马班头和马倌、羊班头和羊倌、铁工、木工、毡匠、皮匠、麻绳匠、伙夫等。对各种工人、牧民等工资一律按月发给，不论其从业年限长短，均不得在号内顶股份，对劳绩突出者也不能提拔为号内的从业人员。当雇佣工人的时候，除规定工资外，还规定伙食。说是平时莜、荞、豆面挨着吃，初一、十五吃肉，但实际并不按规定的伙食标准吃。所以工人们说：“多吃莜荞少吃豆，初一、十五不见肉。”这些雇佣人员与商号的从业人员不得同吃同住，处于低人一等的地位。

　　驼队踏出新“丝绸之路”

　　在商业贸易活动中，大盛魁采取了机动灵活的贸易方式，本着利大大干，利小也干的原则，统筹兼顾各个方面的业务。其实际经营范围，大致分为四大部分：放“印票”账、日用百货、牲畜与皮毛、药材与土特产。大盛魁对外蒙古地区的贸易，不是依靠开设铺面、在柜台上做生意，而是依靠骆驼，组成商队进行流动贸易。它基本分为两种：一是到各蒙旗进行流动贸易，二是走草地串蒙古包从事零星售货业务。在外蒙古这种流动贸易商队，四分之三属前营柜管理和领导，其余由后营柜及在光绪年间开设的库伦分庄来管理。这两种贸易商队经营商品非常广泛，大致分为六大类：穿戴服装用品、饮食茶点用品、生产工具用品、家具器皿用品、装饰头戴用品、宗教祭祀用品。同时对蒙古王公贵族、上层喇嘛，则按其欲望供应精致奢侈的物品，收购的货物主要为牲畜、皮毛、药材和土特产品，牲畜主要是羊马，活羊是易购易销的大宗商品。

　　大盛魁走货品种多、数量大，多数货物走归化城至前、后营这条运输线，归化城至前营四千余华里，前营至后营一千余华里。沿途要经过漫长的戈壁，有十八站没有河水，须打井。在乌里雅苏台东南路上，还有雪山。这条路路线长，很难走，要是自己没有大量的运输工具，或没有丰富的经验和相应的设备，是不容易通行无阻的。大盛魁运送货物，全凭骆驼。前营柜设有一个规模很大的骆驼饲养牧场，饲养的骆驼，少则1500峰以上，多时超过3000峰。后营柜规模更大，经常养牧着5000峰左右。大盛魁每年由归化城运往外蒙的货物，通常是以房子的数目来计算的。每年派出去的房子，也没有固定的数目，通常出十几顶房子，少时八九顶，多时二十几顶，总之出房子之多居归化城各大旅蒙商之首。每顶房子包括14把子骆驼。每一把子有14只，共是196只骆驼，加上领房子掌柜们的乘马4匹，总共200峰，按15顶房子计算，共有212把子，2940只骆驼。到了外蒙古以后，就把每把骆驼，作为一个单位，改组为小房子，分别到各旗进行流动贸易。在每顶房子中有负领导责任的领房子的，有管理引路寻水及安排食宿的班头，有负责给骆驼治病和给马钉掌的先生，还有轮流下夜和挑水做饭的工人，一队骆驼要带七八个或十来个巨獒，为夜宿防狼。驼队走的时候，按人数预备两个月的白面、莜面、炒面、炒米和相当数量的黄酱、黑酱，同时还炒些猪羊肉炸酱，吃完后路上买羊，陆续再炒。大盛魁在运送货物方面也有自己一套经验。如包装木碗的时候，碗与碗之间垫些稻草，用毡包起来，上过铁钩子使劲捆好，往前后营发十几个驮子，走四五千里路，驮子起卸百十次，到了地头一个都不损毁。这条路上有甜水，也有苦水，苦水人不能吃，就得驮上甜水以备做饭煮茶。它订制的水桶，用的是伏天烘晒干的木板。做的时候，桶上有四个木楔子，不一次往下打，要经过风吹雨洒太阳晒。晒上十来天，才往下打一次。打上三四次，就钉得很紧了。外面再加上三道铁箍，走上几千里路也不会漏水。

　　大盛魁的货源，基本上是依靠它出资开设的小号生产和采购。它的小号遍布各地的各行各业。如设在归化城的有：天顺原绸缎店、东盛昌发货店、德享魁牲畜店；设于山西祁县的有：三玉川、巨盛川两大茶庄；设于北京的有：协盛昌、协盛公、协盛裕京羊庄；设于天津的盛记毛庄和设于汉口的汉口马庄。

　　大盛魁进货还有一个渠道。一是凡购进大宗货物，要是会价三百两银子以下的，现款交易，不驳价，表示厚道，以招致“相与”；若价高货次，永不再与共事。二是对于手工业产品的订货，它就在各行各业中各选择生产各牌产品的一二家，世代相处，绝不随便更换。这样在归化城和各地的各行业都有大盛魁的老“相与”，别家商号购买不到的货物，大盛魁却货源充足。

　　大盛魁为其贸易活动的购销两旺，以扩展经营领域，利用它雄厚的公积资本，兴办了金融业。道光年间，大盛魁出资开设了大盛川票庄，总号设于山西祁县城内，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汉口、沈阳、卜奎(今齐齐哈尔)、安东、营口、锦州、张家口、多伦，归化城、包头等地设立庄口，做汇兑生意。北京庄口在清代和吏部、礼部亦有往来关系，满汉官员在该庄存借款的不少。外蒙古和大盛魁有“印票”账的王公贵族，进京值年班时，由于远道跋涉，费用浩繁，必须有大量的银两才能满足需求。王公们自行筹凑，既有困难，途中又不便携带。大盛魁就利用这种机会，进行贷款。这种贷款向由各旗按人丁分摊，例如，1891-1892年(光绪十七—十八年)，扎萨克图汗盟长阿育尔公三次向大盛魁借用86603531两银子，都按扎盟二十旗的人丁分摊。

　　昌盛不衰的经营之道

　　在长达二百多年的经营活动中，大盛魁展示了它昌盛不衰的经营风貌，它的成功也与崇尚信誉的经营作风密不可分。大盛魁承袭晋商的勤俭与注重信义取悦人心的商德，在营业服务方面，千方百计地取信于顾客，建立和发展了“信用贸易”、“永恒主顾”的关系。大盛魁的主要贸易对象在外蒙古地区，蒙古族牧民游牧于广阔的草原，或多或少地保留其民族源远流长的共同生活习俗。因此，大盛魁从总号、分庄到流动贸易商队，为拓展做生意的领域，精心研究蒙民的习俗和日常生产、生活的需要，尽力迎合蒙古人的消费心理。如砖茶是蒙民生活的必需品，大盛魁经销砖茶，力求适合蒙民的口味。它的小号三玉川是祁县最大的茶庄，在产地自采自制各种砖茶。它采茶的地方有三处：湖北蒲圻县的羊楼洞、蒲圻县与湖南临湘县交界的羊楼司、临湘县的聂家市。自制的砖茶有：二四砖茶、三六砖茶、三七砖茶、三九砖茶(大盛魁装砖茶的箱子，大小是固定的。一箱子装二十四块的，名为二四茶，装三十六块，名为三十六茶)。日久成习，前、后营等处蒙民，喜欢喝三玉川采制的三九砖茶，只要有“三玉川”标记的，就信得过。大盛魁每年约走四千箱“三九”砖茶，每一箱子茶值价十二三两银子。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和民国元年(1912年)，外蒙砖茶缺乏的时候，大盛魁一年走过一万多箱砖茶。鉴于牧民居无定处，缺医少药，大盛魁要求其伙友做生意兼学中医中药知识，经常为各地牧民治病兼营药品。并依蒙医药用习惯，将药包分成24味、36味、48味、72味四种包装，在药包上用蒙、藏、汉三种文字注明药名和效用，颇受蒙医和牧民的欢迎。据传说，王相卿初到乌里雅苏台时，适有某王公的女儿患病严重。王将自己所带的药品，如“龟灵集”等特效的成药，送给病人服用，很快痊愈。某王公为了报答，就把王的三儿子王德涂招赘为婿。由于此关系，大盛魁的营业更见发展。再如:每年汉族过春节时，蒙民习惯过“白节”。大盛魁悉知蒙民过节时也喜欢吃饺子，但他们不会制作，于是每年冬至后，前、后营两柜组织员工伙友大量加工饺子，冷冻储藏，在临近春节时，便运往牧民屯营地，作为应时商品供应。因此蒙古人称它经营的商品齐全：“上至绫罗绸缎，下至烟酒葱蒜。”

　　大盛魁在经营中，既做大生意，也不放过针头线脑的小生意，对别家不甚注重而又有发展前景的生意，更是着力拓展。它的经营风格是全面兼顾。每年大盛魁从外蒙往归化城贩运羊、马是它的大宗生意。大盛魁的一个重要业务是放“印票”账时，其中一种形式是赊销货物，收“印票”账时，只收羊马，不收别的东西。凡经收账人员和工人挑选上的羊马，都作了价，打上火印，然后由各部、旗派人把羊马送到指定的集中地点，大盛魁按牲畜的房子，凭火印接收羊马。按照接收的数目予以收账。它每年贩运的数量，最少的时候不低于十万只，最多的时候达到二十万只。像大盛魁这样的长期大量地远途贩运羊马的商号，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大盛魁雇佣的赶牲畜的员工，多半是父子相传，门里出身，都具有一整套祖传的赶运羊马的技术和经验。大盛魁的羊，走几千里路不掉队，办法是：把一顶羊房子的一万五千多只羊，分成十几群，每群一千多只，两个人起运，行走起来，各群的先后距离约二里路，整群前后相距约二三十里。前头第一群有掉队的羊，就由第二群收容，以此类推。到最后一群就都收容起来，慢慢走。末一群羊，最初分配的数目就比较少。赶羊的人技术也高，他能把掉队的羊收容起来赶到目的地。每天赶羊到了休息地，必须选最好的“底窝”让羊群休息。“底窝”就是过往的羊群在这块土地上曾经休息过夜，日久天长，羊拉的粪底厚，用羊粪发暖，羊在这样的“底窝”上休息过夜，不易生病。大盛魁由外蒙向归化城市场赶马，是24个赶马员工赶一顶房子的马群，约一千五百多匹，赶马员工分成两班，每12个人为一班，轮流行走、休息。如遇到没有河水需用井水饮马，马多井少时，每顶房子的马匹和员工再一分为二。大盛魁由外蒙赶运到归化城的马匹，除选送军马外，大部分通过归化城的羊马市场批发给各地贩马客商，经销于全国各地；一部分由大盛魁的总号另组织人员赶运，直接销售于各地市场。这些马匹分四路赶到山西洪洞县、长子县、河南开封府和直隶定州，在几个定期的骡马大会上进行销售。大盛魁在经营中也能做到人弃我取。如它在道光、咸丰年间的经理王延相，在他担任总号货庭掌柜时，有一个时期存白、兰绸缎等为冷背货，而他却大量低价购进，号内人员表示不同意，但经理力排众议，支持王延相的做法。原以囤积来控制市场，可恰巧不久皇帝去世派上用场，这批存货赚了巨大的利润。因此，大盛魁的经营思想和作风成为当时旅蒙商效法的榜样。

　　大盛魁在长达二百多年的商业贸易活动中能经营自如，成为一个称雄于塞外蒙古市场的封建垄断性大商号，关键在于创造了独具一格的经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