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刘勇：辗转在媒体江湖

　　■实习生 魏学珍

　　再一次见到刘勇的时候，他已经携带妻子从南昌转战到了萍乡，新名片上印的是《江西法制报》萍乡版主编。从当初的文学青年到如今的记者，十年过去，虽然也陆陆续续经历了数家媒体，但对新闻的坚持还是热情依旧。从第一次拿到赣州市文学创作三等奖到全国省级晚报（都市报）好新闻作品一等奖大大小小的40多个奖项，荣誉和成就的背后更多的是努 力和执着，“他是一个典型的工作狂”，从他的实习生到如今也为《江西法制报》记者的蒋瑜香如是评价。“经常见他义务加班到晚上十一二点钟，通宵熬夜也是家常便饭”，已到不惑之年的他仿佛总是如此不知疲倦。

　　“被迫无奈”的记者生涯

　　与大多数怀着激扬的新闻理想而走上从业道路的媒体人所不同的是，刘勇戏称走上记者之路是“无奈”之举。1995年，刚刚而立之年的他在老家的县文联已经有了一份稳定而又轻闲的工作，如果没有那次儿子的生病，或许现在的他就只能活跃在文坛里，圆着他的文学梦。

　　然而命运却跟他开了一个玩笑。这一年，年仅5岁的儿子得了肝炎，为了给儿子治病，家里的积蓄已经花的精光，病情却依然没有好转，

医院高额的药费让刘勇欠下了3000多元的债务。

　　为了偿还债务，刘勇踏上了南下的列车。那时广东媒体的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更主要的是除了文字，我没有其他技术和特长。”从最先的《五邑广播电视报》，到后来的《中山屏声报》和《香山报》，在广东一干就是5年。

　　机会多了，空间却小了

　　2000年，为了离家近点，刘勇从广东回到了江西《都市消费报》驻赣州站。刚创刊不久的《都市消费报》为了迅速打开市场，推出了一组以批评报道为主的维权新闻以争夺赣州市场，刘勇也就此走上了揭黑之路。当第一篇揭黑报道《东山坝司法所长殴打村妇》一文见报后，就立即在全省引起关注，而由暗访推出的系列报道《谭口：你还能经受几次炸？》，更是引了全省鞭炮市场的大整顿。

　　“当时我对维权新闻的狭义理解就是揭黑的批评报道，这些揭黑报道虽然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但由于报社当时的势头过猛，没有把握好一个度，结果导致地方站纷纷撤人。”

　　2001年11月，刘勇离开了《都市消费报》，并在该报一副总编的推荐下前往广西北海市的《沿海时报》任新闻中心主任。第一次尝试做新闻管理的他在做了两个月的主任之后却发现离自己的新闻理想越来越远了，于是在前往海南旅游的途中加盟了《海南特区报》。

　　几个月之后，因为身体原因，刘勇再次回到了江西。利用县文联上班的空余时间，又尝试着做媒体经营工作，负责《赣州晚报》在宁都县的发行。

　　2002年7月，《江西商报》由周报改为日报，因为有了多年的从业经验，刘勇在进入该报时不但免去了为期半个月的报社军训期，一个月之后由于业务突出，被升任为报社的首席编辑。

　　出色的业绩不仅为刘勇在报社赢得了声誉，而且还引起了同城与《江西商报》相竞争的另一家都市类媒体《江南都市报》的注意。同年10月份，《江南都市报》向他抛出了橄榄球，盛情难却，刘勇跳到了《江南都市报》做编辑。

　　一年之后，刘勇在报社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在《江南都市报》采编分离的情况下，第一个主动要求由编辑转入做记者。“当时总编室的同事和好友都怕我会完成不了任务，纷纷劝我不要过去。”面对众人的担心和注目，刘勇还是毅然离开了总编室到了新闻部，结果第一篇暗访南昌市洪城大市场卖假彩电的稿子就抓到了源头，从7月中旬开始到新闻部的半个月时间，好稿量就做到全报第一，连续三个月位居前五名，一直保持到他离开报社的那一天。

　　在《江南都市报》的机动部，因为记者没有口子跑，很难完成任务，因此在报社内部有着“魔鬼训练营”的“美称”，被许多记者称为“不是人呆的地方”。“其实这是报社的一支尖刀部队，它的稿子要求深度、全面，而在版面上也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有利于记者的个人展示。”出于想做大稿做好稿的考虑，刘勇再次向报社申请调入机动部。初到机动部的第一篇稿子——《省城物管费监督成真空》就得到了报社的Ａ稿。随后，花费了半个多月时间采访的《南昌殡葬暴利令人咋舌》一文更是引起了相当反响。一位全国人大常委在看到该稿后，将在今年3月份的“两会”期间准备就此提交一份人大提案，并委托亲友让刘勇就殡葬暴利一事再做深入调研。但此事却遭到刘勇妻子鄢竹华的坚决反对，因为在采访当初，为了深入、全面地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刘勇多次连夜潜入墓地进行探访。为此，妻子“警告”他以后不准只要新闻不要命。但深知丈夫秉性的妻子还是理解他的工作，2003年家里买房的时候，家里的全部装修从未惊动过他。“刚开始有点不适应，后来也就慢慢习惯了。”鄢竹华笑着对记者说。而出于对丈夫的挂念，也只好在担心之余替他买上一份意外保险。

　　用良知做新闻

　　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有一段名言：“假如国家是一条船，新闻记者应是站在船头上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深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他不记自身成败荣辱和老板的喜怒盈利，而是为信任他的读者服务。”记者的特殊职业决定了记者的工作是艰辛的，“而近年来受新闻环境的影响，记者的生存不仅艰辛，而且艰难，做记者的如履薄冰。尤其是在舆论监督采访中，采访权遭到‘无理’干涉而受阻，即使一些真实报道，记者也时常受到行政干扰而经受处罚。”公众希望从媒体记者那里获得快捷而客观的信息，可是一旦媒体的客观事实涉及到某些人的利益，舆论监督就成了记者人身和精神受到威胁的直接原因。“其实舆论监督，能使政府的工作更加主动。”刘勇认为，一种无形的危险已经使记者逐渐沦落为“弱势群体”，在许多的媒体官司中，往往都是媒体败诉。

　　为了寻找一块更有利于自己发挥的平台，2005年8月，他离开了《江南都市报》，去了如今的《江西法制报》任新闻中心副主任。12月又从南昌转到萍乡，“萍乡版就像块自留地，更有利于精心耕作。”

　　“从业十年，做了很多揭黑报道，一直没有惹到官司，一方面是我的幸运，但更重要的是采访中的扎实。”但是跟其他做揭黑报道的记者一样，刘勇免不了受到揭黑对象的危险和恐吓，并警告他“以后安分点，否则小心你儿子”，更有黑社会分子袒胸露背的指着身上的刀疤问他：“我是不要命的人，你敢跟我玩吗？”。“但我内心根本不害怕，自己行得正坐得直，这个社会毕竟邪不压正。”刘勇还是一脸的坚毅。

　　“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努力尝试着做好一名职业记者。将来如果时机成熟，我将考虑在江西做一份经济类报纸。”站在新年端点的刘勇畅想着，等自己哪天退出新闻一线之后就去尝试做一名新闻经纪人，并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感悟出一本《混在媒体》的纪实性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