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领孙辉：五年IT沉浮录

　　■本报记者 章小星

　　短暂的辉煌

　　2000年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回忆，ＩＴ行业在那一年发展的如火如荼，而网络安全行业也在那个时期得到迅猛发展，国内公司纷纷崛起，境外公司接踵而至。

　　就在这个特殊时期，孙辉从北航计算机软件科学专业毕业，并初战告捷，以绝对的优势通过了一家有名的台资网络安全ＩＴ公司的初试和复试，顺利进入该公司工作。公司地处海淀区首体旁一座五星级写字楼内，办公间配备了整套高级办公家具，装修风格非常有概念，员工使用的ＰＣ机为当时最主流的配置。

　　在公司里，孙辉当时惟一的感受只有两个字：专业。学校里并没有网络安全这门课程，为了不掉队，孙辉每天都给大脑灌输一些最新的理念。同时，公司给孙辉提供了一套完整的“魔鬼”式系统培训，从网络基础、ＴＣＰ／ＩＰ，黑客攻击、防护到防

病毒、防火墙和ＩＤＳ（入侵检测）等产品的安全技术，孙辉庆幸自己找到了一家好公司。

　　孙辉在公司的职位为安全产品的ＳＥ技术服务工程师，工作内容是为客户进行产品讲解、演示、安装和维护等。售前技术支持要求具备很强的演讲和沟通能力，孙辉的领悟和接受能力多次助他在客户交流及产品发布研讨会上有出色的表现，这让孙辉在工作的第一年即得到晋升，他被公司破格升任为技术服务部经理。

　　第一次搬迁公司裁员

　　“当时网络安全产品的售价可谓价格不菲，一套防火墙软件售价为25万元人民币，还没有太多折扣，但如此红火的市场仍没有让这家台资企业稳步发展，它遭遇了业界常发生的‘派系斗争’问题。业务部门和技术部门的不和，最终给这家公司带来一年亏损500万元人民币的结果，老板陈总坐不住了，从台北飞到北京进行审查，发现业务部门一年的销售和管理费用奇高，销售业绩却乏善可陈。陈总认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决定撤消公司业务部门，而公司也要搬家以节省成本。”孙辉有些无奈。“在此期间，我也曾担心自己工作的‘存亡’问题，不过我仍被保留原职。”

　　2000年元旦后，公司搬到北三环边上的数码大厦公寓里，费用仅为原来的三分之一，并且250平米的面积也足够办公使用。“被留职的员工一起整理办公用品，上好的办公家具被拆的七零八落，让人看着心里很不舒服。但即便这样，大家还是苦中作乐，齐心把公司搬完了，搬家公司足足用了16车才搞定全部的办公家当。”孙辉这样描述自己经历的第一次公司搬迁。

　　公司搬完新家后，呈现出一派新气象。“老板在国内聘请了一位资深的经理人来管理公司，他每季到公司一次以进行业绩考察。新的销售团队也很快招募完毕，公司人数从原来的30多人精简为20人，公司开始进入稳定的运转期。但这家台资公司仍不太了解国内客户，在业务推广上不舍得做大投入，比如市场宣传、建立客户关系等，2001年，公司也只能打平成本。”孙辉说道。

　　在公司艰难的生存空隙中，孙辉不断向台北总公司到北京做支持的资深安全顾问学习，个人在技术和管理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并带领4名ＳＥ技术支持人员为客户提供完善的售前售后服务。由于工作出色，2001年底，公司将ＲＤ研发部门也交与孙辉一并管理。但因为公司长期处于“溺水”状态，孙辉不免忧心忡忡，因为这关系到个人的事业发展，关系着年底大家的“福利奖金”。

　　“陈总显然比我有着更深的担心。‘开源节流’做到了节流，开源问题却一直未得到解决。一番思量后，陈总决定亲自到北京‘操刀’。”孙辉回忆着当时的情景。

　　第二次搬迁老板失踪

　　2002年，网络安全行业进入了繁荣、竞争阶段，国内就防火墙产品厂商就不下400家。“公司在陈总的带领下开始和几家大的集成商洽谈产品合作，但陈总在洽谈合作期间，仍无法摆脱台湾商人的观念束缚，经常只是和台资的集成公司洽谈合作，在和国内公司进行洽谈时，合作条款非常保守，不肯冒任何风险，业务进展颇为缓慢。”孙辉说道。

　　在这一年，孙辉以出色的技术实力赢得了多个合作伙伴的信任，他开始学会争取自己的既得利益。“最初，我的试用期工资是2000元，但转正后仅为2500元，2001年升任技术服务部经理后调薪到4500元。但至此以后，不论业绩多么出色，薪水却总是原地踏步。”这让孙辉明白在台资企业中，一定要主动开口要求加薪。“陈总在同意给我调薪的提议下，竟然要我担任公司华北区总监的职务。”

　　挑战，孙辉坦然接受，并进入了从技术向商务管理过渡的阶段。“第一次主持公司每周例会时，有些怯场，但一个月后我就适应了。”转换角色后的孙辉成功的谈成一个价值100万元的ＯＥＭ（产品外包）合作。

　　然而，个人努力却无法挽回公司在业务开展上的尴尬，公司危在旦夕。2003年，公司再度从数码大厦搬进了另一处办公公寓，“2001年初，公司搬迁，足足用了16辆大车，而这次搬迁仅用了7辆大车，公司资产在无形中损耗。”说到这里，孙辉有些失落。“公司似乎就此掉入了低迷的漩涡无法自拔，每月的开销甚至要台北总公司打款，最后拖欠员工工资达3个月。这时，恰巧‘非典’来临，老板趁此返回台湾，从此再没见到踪影。”

　　第三次搬迁从“零”开始

　　2003年，在老板失踪的这段时间，孙辉仍尽心尽力的管理着公司，但终究回天无力。大家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在这个疫情严重的时期，公司倒闭了。

　　“大家的心情都跌落到极点。但共同经历了3年的风风雨雨，每个人都不忍看到分道扬镳的场景。我当时鼓励大家，‘我们自己经营，我们大家都是老板’，就这样大家把手头的项目进行了统计，发现有90万的项目预估。于是，我们自己选址，注册新公司名及办理各种手续，大家振奋精神，准备大干一场。”说起那一幕，孙辉还有些激动。

　　令人期待的2004年终于来临了，但这时，整个安全产品行业已进入了白热化的竞争时期，产品利润严重下滑，安全产品公司由2000年的400家淘汰为2004年的100多家。“大家预期的项目基本都被更有实力的公司抢走，新公司亏损。”孙辉说，当时很多同仁都坚持不住离开了，“那天晚上，大家喝得酩酊大醉。”

　　尽管如此，孙辉没有灰心，他开始组织大家共同搜集客户，寻找项目。由于人手不足，孙辉依靠原有的几个集成商关系，用价格和良好的服务等优势得到一些集成商的认可，并合作了一些项目，但是，依然未能打破亏损的“坚冰”。为节省成本，公司搬到了一间更小的办公公寓，50平米，每个月房租仅2500元，全部家当只用了一辆大车即搞定。“那种心酸真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看着新办公环境，大家都没有说话。”孙辉的眼睛湿湿的。

　　岁月如梭，2005年在弹指之间飞逝，公司的业绩仍不见起色。“大家真的撑不下去了，都希望结束这家公司。虽然我内心不舍，但也只好顺应大势。2005年年底，公司正式转手易人。在收拾文件、卖办公家具的时候，我望着这个陪伴自己5年多的“伙伴”，看到曾经用过的文件、资料被收废品的人撕碎、踩扁丢进黑色垃圾袋的时候，忍不住哭了。”

　　“刚毕业时，我为自己定制了一个五年计划。虽然最终没能实现目标，但我拥有一段别人所没有的经历，对我而言，这是一笔财富。我明白了，事业并非纸上谈兵，在2006年之际，我会重新定位自己，一切从头开始。”